戴進
戴進（1388年－1462年）字文進，號靜庵、玉泉山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中國明代畫家。浙派創始人[1]。
生平
早年是金銀首飾工匠，後改學繪畫，以賣畫為生，宣德年間供奉宮廷，因畫藝高超而遭妒忌，遂被斥退，寓京十餘年。晚年回鄉以賣畫為生，葬於西湖附近洪春橋畔[2]。
畫風
擅山水、人物、花果、翎毛，用筆勁挺方硬，除了兼法宋、元諸家以外，發展了馬遠、夏圭「院體」一派傳統，也吸取北宋李成、范寬、郭熙，俱遒勁蒼潤。人物畫師法唐宋傳統，遠師吳道子、李龍眠，自創「蠶頭鼠尾描」。
戴進的繪畫在當時影響很大，追隨者甚眾，影響方鉞、戴泉、夏芷、何適、謝賓舉、謝時臣、汪肇、蔣嵩、夏蔡、吳偉、張路、王世祥等人，因他是浙江人，人稱「浙派」，是為明代前期畫壇主流。作品有《春山積翠圖》、《風雨歸舟圖》 、《三顧茅廬圖》、《達摩至惠能六代像》、《南屏雅集圖》、《歸田祝壽圖》、《葵石蛺蝶圖》、《三鷺圖》等。
風雨歸舟 - 立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長松五鹿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鍾馗出山圖
關山行旅圖
蜀葵蛺蝶圖，立軸，紙本設色 縱115厘米 橫39.6厘米 北京故宮
畫羅漢，立軸 ，紙本設色 縱113.9厘米 橫36.7厘米 北京故宮
深堂詩意圖，立軸，絹本設色 縱194厘米 橫104厘米 遼寧省博物館藏
春山積翠圖，立軸，紙本墨筆 縱141厘米 橫53.4厘米 上海博物院藏
渭濱垂釣圖，絹本設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聘賢圖，立軸，絹本設色 縱132.5厘米 橫71.5厘米 瀋陽故宮
三顧茅廬圖，立軸，絹本墨筆 縱172.2厘米 橫107厘米 北京故宮
春遊晚歸圖，立軸， 絹本設色 縱167.9厘米 橫83.1厘米 台北故宮
溪橋策蹇圖，立軸，絹本設色 縱137.5厘米 橫63.1厘米 台北故宮
達摩至惠能六代像
參考資料
1 單國強 《中國美術•明清至近代》第三章 ISBN 7-300-05513-3
2任道斌 《丹青趣味:中國繪畫的源與流》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9%80%B2
戴進 _百度百科
戴進(1388—1462)，字文進，號靜庵、玉泉山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為金銀首飾工匠，後改工書畫。宣德間(1426—1435)以畫供奉內廷，官直仁殿待詔。後因遭讒言被放歸，浪跡江湖。擅畫山水、人物、花鳥、蟲草。山水師法馬遠、夏圭，中年猶守陳法，晚年縱逸出蹊徑，卓然一家。所作雄俊高爽，蒼鬱渾厚，用筆勁挺方硬；畫人物筆法嫺熟，頓挫間風度益著；所作花鳥、蟲草亦饒有生意。為浙派開山鼻祖。作品有《春山積翠圖》《風雨歸舟圖》 《三顧茅廬圖》《達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人物生平
戴進（1388-1462），字文進，號靜庵，又號玉泉山人，浙江杭州人。
宣德間（1426-1435）官直仁殿待詔，繪畫臨摹精博，得唐宋諸家之妙，故道釋、人物、山水、花果、翎毛、走獸等，無所不工。早年為製作金銀首飾工匠，後工書畫，以賣畫為生。其山水源出李唐、馬遠、夏圭，技巧縱橫，畫風健拔，一變南宋渾厚沉鬱的風格，畫神像、花鳥，都極精緻。他畫人物遠師吳道子、李龍眠，創蠶頭鼠尾描，行筆頓挫，筆法豪放。其畫風風靡于當時吳偉、張路、王世祥、方鉞、戴泉、夏芷、何適、謝賓舉、謝時臣、汪肇、蔣嵩、夏蔡等多人，皆承其畫風，而形成“浙派”。山水師馬遠、夏圭，並取法郭熙、李唐，俱遒勁蒼潤；人物佛像能變通運筆；頓挫有力；所作葡萄配以勾勒竹、蟹爪草，別具格調。畫在明中葉影響較大，為“浙派”創始人。
擅山水、人物、花鳥，山水取法宋元，用筆勁挺方硬，水墨淋漓酣暢，發展了馬遠、夏圭傳統。人物畫師法唐宋傳統，兼長二筆、寫意。人物畫主要題材有神仙道釋、歷史故事、名人隱士、樵夫漁父等，所畫神像的威儀，鬼怪的勇猛，衣紋的設色，均駕輕就熟。工筆用鐵線描和蘭葉描，寫意從馬遠變化而來，筆墨簡括。花鳥畫工筆、寫意、沒骨兼長。戴進的繪畫在當時影響極大，追隨者甚眾，人稱浙派，成為明代前期畫壇主流。有《春山積翠圖》、《風雨歸舟圖》、《三顧茅廬圖》、《達摩至惠能六代像》、《南屏雅集圖》、《歸田祝壽圖》、《葵石峽蝶圖》、《三鷺圖》等傳世。子戴泉、女戴氏、婿王世祥等皆善畫，能傳其法。
小時候當過鑄造金銀器的工匠，製作出的釵花、人物、花鳥，技藝精湛，很有名氣。後來改學習繪畫，年輕時就很有影響。宣德時期被推薦入宮，戴進在首都不受重視，受到排擠，回到杭州後以賣畫為生，主要藝術活動和影響是在民間。 戴進作為明代著名的畫家，他的山水、神像、人物、走獸，沒有不精通的。早年學畫非常刻苦，由於臨摹古人作品很多，所以戴進的傳統筆墨功夫很好。戴進創作沒有被傳統所束縛，他的畫用筆流暢，逐漸形成自己風格。他的山水畫，主要吸收南宋時期的馬遠、夏圭風格，但也吸取北宋時期的李成和範寬。戴進的人物畫主要題材有神仙、歷史故事、名人隱士等，所畫神像的威儀，鬼怪的勇猛，衣紋的設色，都很熟練。他畫衣紋常用鐵線描和蘭葉描，有時用丁頭鼠尾描，行筆頓挫有力。戴進的花卉、花果，畫的也非常精彩，有工筆設色和水墨寫意兩種形式。 戴進的作品在明代中期被大眾認為是經典藝術，跟隨他學習的人很多。據美術史記載，受到戴進畫風影響的除了他兒子戴泉、女婿王世祥以外，還有夏芷、夏葵、方鉞、仲昂，以後又有吳偉、張路、蔣嵩、汪肇等人。戴進的畫風盛行一時，在宮廷內外特別是江浙地區影響很大，形成獨具特色的流派，畫史稱作“浙派”，而戴進作為浙派的創始人，很受人們的重視和讚譽。
關於戴進的生平事蹟，有關記載甚為簡略，且互有出入。據清代張潮《虞初新志》和厲鶚《東市雜記》記載，戴進少年時當過銀匠，打造金銀首飾和其他工藝品，人物、花鳥、釵釧，精巧絕倫，技藝特出。戴進也以此為傲，暗自得意，以為別人得到他的工藝品會十分寶貴，長久地珍藏下去。有一天，戴進在市上見一熔金者，所熔金器都是他精心製作的手工藝品，頓時“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為此，豈徒得精意，將托兒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為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為俗習玩愛及兒婦人禦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於嫌素，斯必傳矣。’”戴進大喜，遂學畫。又明朝郎瑛《七修類稿》記載：“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征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可知戴進的父親戴景祥即為職業畫家，且頗有造詣，戴進長於繪事，有其家學淵源。比較這兩種說法，以嘉靖時郎瑛之說為早，郎瑛還曾目睹戴進在西湖橫村橋的墓碑，應該更為可信。但不管怎樣，戴進出身低微這一事實，是史家所公認的。
前文所引戴進在永樂末年隨父征京師，指的是北京。戴進到應天府南京則在永樂初。據明代周暉《金陵瑣事》記述：戴進永樂初年到南京，將入水西門，轉盼之際，一肩行李被腳夫挑去，莫知所之。文進雖暫識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紙筆劃其像，眾聚腳夫認之，眾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永樂初年，戴進至多十七八歲，已有如此好的捕捉和記憶人物形神的能力，一方面顯示了戴進在繪畫上的聰穎天資，另一方面也說明戴進可能從小跟著父親學畫，刻苦練習，到這時已積累了一定的繪畫經驗。永樂初，明成祖尚未遷都，京城尚在南京，永樂十九年（1421）才遷都北京，而以南京為留都。戴進隨父進京當在1421年至1424年間。他在宮中十幾年，畫藝大進，卻並不得志，因而離開京都，回到杭州。
至於戴進是否正式入過朝廷設置的畫院，各種記載不盡相同。據《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十五李在條下引《閩畫記》雲：“李在……宣廟（明宣宗）時與戴文進、謝庭循、石銳、周文靖同待詔直仁智殿。”徐沁《明畫錄》也稱戴進“宣德初征入畫院，見讒放歸，以窮死”。可知戴進是在宣德（1426—1435）初進入畫院的，並被授予待詔的頭銜。而郎瑛《七修類稿•戴進傳》則說鎮守福大監向宣宗進獻戴畫四幅，還推薦戴進本人，但因宣宗聽信了謝庭循的讒言，大為震怒，要斬戴進，戴進只得連夜潛逃。則戴進似乎未及見賞于宣宗，就惹來了禍水，更不用說封官授職了。
此外，明朝李翊的《戒庵老人漫筆》中也言及戴進遭刑，不被取用之事。文曰：“宣德間，昆山畫士謝庭循雖以畫蒙寵，終日侍禦圍棋。時錢塘戴文進畫法極高，與等輩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試，令戴畫龍，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爪，呈禦，上大怒，曰：‘我這裡用不得五爪龍，著錦衣衛重治，打禦棍十八發回。’”但從現存明代宣德時期的宮廷繪畫來看，走的多是南宋馬、夏一派的路子，風格與戴進十分接近，戴進曾征入畫院之說還是較為可信的。
戴進被讒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記載，說法雖各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戴進在繪畫上的超群出眾的才藝引起了畫院諸名家妒忌與排擠。有兩則流傳較廣的戴進遭排擠的故事。
其一是鎮守福太監向宣宗薦戴畫四幅，宣宗即召集畫院名家謝庭循等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未應。複展《冬景》，謝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斬！’”
其二則見於明嘉靖時李開先的《中麓畫品》中，曰：“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如謝廷殉、倪端、石銳、李在等則又文進之僕隸輿台耳。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以得意者為首，乃《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于江邊。畫家唯紅色最難著，進獨得古法。延珣從旁奏雲：‘畫雖好，但恨鄙野。’宣廟詰之，乃曰：‘大紅是朝廷品服，釣魚人安得有此？’遂揮其餘幅，不經御覽。”明代史料大都承襲此說。但到了清朝，孫承澤在《庚子消夏記》中，對此提出了懷疑，他認為“此三家村中語也。宣廟善畫，嘗見御筆雪山圖，一人衣緋，策杖入寺，此豈朝服耶？其不取文進，定有在也。”
戴進被讒之事，發生在他四十歲左右，按郎瑛之說，戴進聽到宣德帝發了“福可斬”的恨聲，當晚就由徒弟夏芷幫助，灌醉慶壽寺的一個和尚，偷了度牒，削髮假扮僧侶，倉皇出逃，歸隱于杭之諸寺。以後，為逃避謝環（庭循）的搜尋，又曾一度隱姓埋名，輾轉漂泊到雲南。歲末，就持自己畫的門神，去各家出售。
而李開先《中麓畫品》則記敘戴進雖未能得到宣宗的賞識，但還未有馬上離開宮廷，只是“寓京大窘，門前冷落”，生活成了問題，“每向諸畫士乞米充口”。當戴進落魄之時，謝環則為當時所崇尚，為閣臣作大畫，就把戴進請來代筆。後來此事被請閣臣知道了，便怒斥謝環：“原命爾為之，何乃轉托非其人耶！”於是戴進無法在宮廷繼續呆下去，遂辭歸。臨行時，禮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進歸錢塘》詩相贈，曰：“知君長憶西湖路，今日南還興若何？十裡雲山雙蠟展，半篙煙水一漁蓑。岳王墳上佳樹綠，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隨尋舊跡，滿頭白髮愧磋跎。”由此看來，戴進在京城時與官員們有過交往。
戴進晚年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故鄉杭州及南京、浙東一帶，仍以畫畫為生。關於戴進的結局，流行的說法是他晚景淒涼，以至“嫁女無資，以畫求濟，無應之者”。天順六年，因窮困潦倒而死，終年七十五歲。
近年來，日本著名美術史家鈴木敬在《明代“浙派”繪畫研究》一文中對此提出了異議。他在考察了與戴進交往頗密的文人杜瓊、楊榮（1371—1440）、楊士奇（1365—1444）、王直（1379—1462）等人的詩文之後，認為戴進“窮困死”一說不可靠。如杜瓊記其“晚乞歸杭，名聲益重，求畫者得其一筆，有如金貝”，而且他的才華和人品、修養都受到了這班文人的推崇，如楊士奇讚譽說：“此君高節淨娟娟，況複瑤華相映妍。”
因此，即使戴、謝的關係如前文所述那樣，他晚年窮死一說也讓人難以置信。
戴進死後葬於西湖橫村橋。郎瑛在《戴進傳》中雲：“餘過橫村橋，見其墓淒迷於蒼莽之中，祀絕而將為人發矣。悲其事，因掇其行，以書其傳雲。”又說：“戴奔走南北，動由萬里，潛形提筆，經幾春秋無利祿以系之也。生死醉夢於繪事，故學精而業著，業著而名遠，似可與天地相始終矣。”對戴進獻身藝術的精神以高度評價，而對畫家坎坷的一生，也寄予無限同情。
繪畫特色
戴進作為明代著名的畫家，繪畫臨摹精博，得唐宋諸家之妙，道釋、神像、人物、山水、花果、翎毛、走獸等，無所不工。早年學畫非常刻苦，由於臨摹古人作品很多，所以戴進的傳統筆墨功夫很好。戴進創作沒有被傳統所束縛，他的畫用筆流暢，逐漸形成自己風格。
山水畫
他的山水畫畫作品，注重選題。畫法源出宋元，繼承南宋水墨蒼勁一派，主要吸收南宋時期的馬遠、夏圭（夏圭）風格，但也吸取北宋時期的李成和範寬，並取法郭熙、李唐、董源，用筆勁挺方硬，水墨淋漓酣暢，技巧縱橫，畫風雄健挺拔，俱遒勁蒼潤，一變南宋渾厚沉鬱的風格，發展了馬遠、夏圭傳統，善於用濃淡水墨的巧妙變化，來表現“鋪敘遠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體遺風，又有元人水墨畫意，被推為“浙派山水首席畫師”。
人物畫
他畫人物遠師吳道子、李龍眠的唐宋傳統，兼長二筆、寫意，能變通運筆，創蠶頭鼠尾描，行筆頓挫有力，筆法豪放。人物畫主要題材有神仙道釋、佛像、歷史故事、名人隱士、樵夫漁父等，所畫神像的威儀，鬼怪的勇猛，衣紋的設色，均駕輕就熟。工筆劃衣紋常用鐵線描和蘭葉描，有時用丁頭鼠尾描，寫意從馬遠變化而來，筆墨簡括。
花鳥畫
戴進的花鳥畫工筆設色、水墨寫意、沒骨兼長，都極為精緻。所作葡萄配以勾勒竹、蟹爪草，別具格調。
歷史地位
戴進的作品在明代中期被大眾認為是經典藝術，在明中葉宮廷內外特別是江浙地區影響極大，成為明代前期畫壇主流，其畫風風靡于當時，形成獨具特色的流派，畫史稱作“浙派”，戴進作為“浙派”創始人，很受人們的重視和讚譽。
藝術影響
跟隨他學習的人很多。據美術史記載，受到戴進畫風影響的除了他兒子戴泉、女兒戴氏、女婿王世祥以外，還有夏芷、夏葵、方鉞、仲昂，以後又有吳偉、張路、蔣嵩、汪肇、何適、謝賓舉、謝時臣等多人，皆承其畫風。
代表作品
代表山水作品有《金台送別圖》、《春遊積翠圖》、《關山行旅圖》等。有《春山積翠圖》、《風雨歸舟圖》、《三顧茅廬圖》、《達摩至惠能六代像》、《南屏雅集圖》、《歸田祝壽圖》、《葵石峽蝶圖》、《三鷺圖》等傳世。
民間傳說
據傳，戴進原來是位做首飾的鍛工。有一次，他去一家熔金鋪，看到自己製作的首飾被人玩膩了，拿去熔掉，感到很傷心。於是改學繪畫。 有一次，戴進由錢塘（杭州）到金陵（南京）辦事，帶了很多行李，於是就找了個挑夫挑著，但由於街上人多，走了不久，兩人便失散了，戴進找不到挑夫，挑夫也找不到戴進。於是他憑著記憶，畫了一幅挑夫的肖像畫，到挑夫集中的地方去問，眾挑夫一看，很快就認出了這幅肖像畫的是誰，終於幫助畫家找到了那位挑夫，取回了行李。 由於戴進畫藝高超，後被召進皇宮畫院。當時，畫院受寵的畫師有李在、倪端、謝環、石銳等。這些畫師一見戴進的作品，都覺得戴的水準在自己之上，個個都很妒忌。 傳說有一次，明宣宗召集畫家，要每人獻上一幅新作品，戴進便呈上一幅剛剛畫好的《秋江獨釣圖》，畫面上畫了一個穿紅袍的人在水邊垂釣。畫師謝環知道機會來了，進讒于皇帝，說圖中的漁翁穿紅袍，分明是譏諷朝廷大臣不務政事。本來，宣宗剛看到這幅作品時，心中還很是稱讚，經謝環如此一說，竟然相信，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將戴進逐出了畫院。 關於戴進被讒一事有多種說法。通常認為是被謝環所讒。明朝學者郎瑛在其《七修續稿》中記述更為詳盡：“宣宗召畫院天臺謝廷循（即謝環）品評戴進所進圖畫，初展《春》、《夏》。謝說：非臣所及。到《秋景》，謝忌妒心起，沉默不語。皇上問其何故？謝說：屈原當年遇昏主投江，今畫漁父，有不遜之意。皇上沒言語。再展《冬景》，謝說：七賢過關，是亂世啊!皇上勃然大怒，說：可斬!戴文進（即戴進）和他的徒弟夏芷在慶壽寺僧房飲酒，夏芷把僧人灌醉，竊其度牒，削師頭髮，夜半出逃，歸隱杭州。” 戴進一生是悲慘的，皆因小人進讒。小人殺人不見血，信乎？悲哉!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9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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