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李鵬飛辭去「風波裡的茶杯」主持，理由是不想得罪「朋友」。他坦認自從主持時事評論節目，一干「朋友」就與他疏遠。在大氣電波中批評相識的高官「朋友」，於心不忍。自從他宣布「封咪」商台，「朋友」又神奇地恢復了聯絡。
「朋友」在當前的香港社會，因為「李鵬飛事件」而有了新的定義。本來，李鵬飛做了節目主持，如果他的朋友是真誠的諍友而不是酒肉之交，就不必擔心朋友會翻臉。孔子說：「友直、友諒、友多聞」，真正的朋友決不介意直言批評，即使李鵬飛「罵」錯了，了解他的為人，亦必知他出於誤會，山東佬天性憨直，沒有惡意，即使一時不快，亦必怡然諒解，包括他擔任「港區人大代表」的中國政府在內。「人大」應該像胡溫要求的一樣「貼近群眾」，中國政府一向擺出的樣子也很大方，歡迎「諍友」，彼此「榮辱與共」。如果因為只開了兩天的咪高峰，包括「黨中央」在內的許多「李鵬飛的朋友們」個個翻臉不悅，不是李鵬飛出問題，而是李鵬飛的「朋友」們的胸襟出現了「非中國化」的異變，他們背叛了孔子對友誼的儒家信仰。
中國文化中的友情，比其他國家更加深刻動人，因為中國有一個士大夫階級，讀書人在晉身仕途的過程，以詩文相交，或不得志於朝廷，或易因言論招禍，友誼不但是高山流水的一縷知音，更是一份相濡以沫的自憐，也是相互扶持的一份安全感。
唐詩三百首裡寄贈知己、離別友人的詩篇無數，比起福爾摩斯和華生的西方的一對智慧組合，李白和杜甫的惺惜之交高絕千古，因為中國沒有維多利亞的黃金時代。
讀書人的情誼，與俠客的義氣，都在同一個亂世中變成中國人文精神的陰陽之 ，因為社會動盪，命運難測，風波險惡、江湖高遠，禮義的香火承傳，朋友是一隻堅如磬石的銅鼎。
當中國人的友情分崩變質之時，也就是極權高居窒息之際。魏晉是司馬氏父子暴虐弄權的黑暗時代，知識分子的友情受到嚴苛的考驗。嵇康、阮籍、山濤、劉伶等七賢暢飲論交，先是王戎喪失了獨立人格的氣節，由魏入晉，攀附了新朝權貴，封公晉爵，位極人臣，為其他朋友所鄙，然後又是山濤接受司馬氏招安，更招來嵇康的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竹林七賢的處世態度無疑有點偏激，其代表人物嵇康和阮籍堅持的是「不妄交游」，因為友情是對抗強權的自衛武器，友情是黑暗中的一絲光輝，正如電影《賓虛》裡的一對好朋友。
當賓虛的好朋友馬賽拉歸順了羅馬殖民地政府，就是兩人分道揚鑣之時，一對好朋友曾經一起比試擲矛，共同正中十字樑的中心，最終卻是要在凱撒前的賽車場上拚個生死。在濁世之中，友情能使黑白分明，在激越的年代中堅持大是大非，不錯，正如布殊總統的名言：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香港在殖民地經濟起飛的七十年代，從做生意發展夥伴企業到「夾Band」組樂隊，許多好朋友識於微時，因為香港是在貧窮之中奮鬥過來的；許多知交也締結在年少校園的青蔥歲月，因為官場的晉升須要「校友會」（Alumni）的扶持同行。殖民地政府不必香港人勞心於政治，香港人的友誼清新而單純。今天卻不一樣了，政治在挑戰友誼的含金量，尤其是決策精英活躍的中環地區，從山光道馬會到北京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他們的友情要在一段崎嶇的長跑路上辨真章。像李鵬飛這樣的人，如欲領導社會，則先必須完成「友情轉型」，分清甚麼是朋友、甚麼是紅酒論交、高爾夫球結友、人大會議稱兄、國慶酒會道弟的利益的臨時同盟，無論是醉觴香江，還是冠蓋京華，這一類人頭湧湧的「朋友」只是一堆「人情泡沫」，今天浮泛於杯盤，明日翻沉於飯桌，他們無從提供友情的營養，只會徒增名利的膽固醇，李鵬飛已經年逾花甲，他大半生的功業，前頭成在朋友，後來的挫折感，也敗在「朋友」。
李先生，趁機減肥吧，畢竟從頭修身，齊家治國，六十歲不算太老，你的「朋友」，都得罪光了又何妨？
文：陶傑
原載於蘋果日報，200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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