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後現代遇見文化人類學(2)＠歲歲念

2004-04-03 11:20:00| 人氣41|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當後現代遇見文化人類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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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菊花與劍》：

　　在二次大戰以前，西方世界與日本之間的相互認知，某種程度上來講是不對稱的。日本在維新後的大規模西化運動，無論其起始點是在科技抑或是制度上，最終都加深了日本對西方文化的理解。相對的，作為文化與知識的輸出國，西方國家對日本並沒有大規模或專門的研究。於是，在二次大戰之中，如潘乃德說的，美國人自覺遇到了一個他們不認識的敵人。接踵而來的議題都急欲解答：「日本人的下一步是什麼？不入侵日本而使之降服是否可能？我們可否轟炸日本官邸？我們對日本戰俘可做什麼期望？」；甚至「如果和平來臨，為了使日本民族安分守己，是否需要實行永久的軍事統治？」。

　　於是，一九四四年六月，潘乃德受政府之命從事關於日本民族性的研究。作為一名文化人類學者，她試圖以一些簡單的核心命題，詮釋日本民族的文化模式。我在此關心的字眼，其實不是文化（culture），而是模式（pattern）。這個文化人類學中大量使用的字眼，暗示了一種解釋的向度：一個文化，內建著許多所有在此文化中的個體共享共尊的行為模式、意義系統或因果邏輯。這樣的詮釋，無疑是後設（meta）的。

　　在後現代浪潮中，文化人類學面對的重要困境之一，固然是如李歐塔說的，對後設敘事的懷疑；而其學門所面對的基本命題──對異文化的詮釋──則使文化人類學不可避免地必須試圖對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建構後設敘事。當我們質疑轉譯的正當性時，文化人類學的正當性基礎將會顯得空洞而充滿危機。換言之，文化人類學在方法上，受到了雙重的挑戰。一方面，後現代思潮質疑著後設敘事﹔另一方面，以研究者的語言描述被研究者的文化，究竟能否構成真實的理解，也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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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長：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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