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社黨之意識再造與媒介論》
一、前言
《媒介概念十六講》（Why study the media）正如作者在前言所揭櫫的「這是一本關於媒體的書，但不是本與媒體研究有關的書。」[1]，Sliverstone的目的是在嘗試著「定義」媒介（Media）而非在找尋「答案」，其設定的論題仍奠基於認知主義的四大場域，亦即「文本」（books）、「經驗」（experience）、「環境」（environment）、再現（reconstruction）。其目的在論證媒體對文化與社會的影響力，並試著找出值得討論的問題，Sliverstone的期許如下：
我希望媒體研究能從本書出發，成為一門人文學科，富有人文的關懷，並不僅關注個人，也能思及群體，而本書的人文精神，則希望表達現在：具有清楚的邏輯，能敏銳地體察到歷史與社會的特殊性，並且反對科技獨裁與科技決定論，企圖消解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間的界線。[2]
易言之，Sliverstone是書，是以人文學科為畛域，群己關係為主體，反對唯物主義色彩過重的科技獨裁與科技決定論，本書所論，大抵不出上述論題所述。筆者閱訖是書，決意以其意識再造與媒介關係為主軸，以國家社會主義（德語Nationalsozialismus，縮寫作Nazi─納粹）之媒體現象為研究對象，期能對媒介對「社會行動」之影響，做一概括性的論述。
二、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媒介─國社黨與宣傳的關係
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曾說：「我們應把媒體當作經驗的一般性結構來研究」。（general texture of experience），此觀念是偏向一種以人文關懷與群體意識的歷史詮釋論（annotation）。吾輩在探討「媒體」這一個命題時，應該將之視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自然人」，若其為人，傳播的媒介，可視為其四肢，而受其影響之閱聽人之「群體意識」，則可視為其思想，而「政治實體」之意志，則可視為其「最終信念」。綜合以上諸因素，不難發現德意志第三帝國（1933-1945）之媒體行為，似符合以上之假設，國社黨之於媒體，並不僅停留主從關係這一層，若以較嚴格的定義來說，國社黨之所以存在、國社黨賴以維生的本質，其實就是媒體與宣傳，希特勒所強調的「生存空間理論」；反第三國際理論」；「亞利安人種族理論」，都需要國民的群體意識作後盾，群體意識之於政治實體，猶如利刃之如劍柄，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在他的《第三帝國的面貌》(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中指出：
宣傳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天賦，不僅國家社會主義的最重要成就應歸功於宣傳，宣傳也是國家社會主義對自身的興起所作出的唯一貢獻，宣傳不僅是一種權力工具，而是國家社會主義本質的一部份，要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意義，要比從宣傳家安排的本質著手困難的多，如果我們把這一點推向極端，我們可以說，國家社會主義就是宣傳的一種，只不過他將自身偽裝成一種政治思想罷了。[3]
這個論點的實體化例證，就是希特勒和戈培爾這兩位第三帝國的首腦人物，若撇去政治和歷史上的論題不談，其在「媒介」以及「意識塑造」這兩個命題上，堪稱卓著，而第三帝國之傳播媒介所以能取得建樹，即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礎上。在一般的觀感上，很多人以為國社黨是在鮮花如雨，掌聲如雷的情況下取得政權的，但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1919-1933）共和時期最後一次的國會改選投票，國社黨依然只獲得了四成四的選票（上次的得票率為三成七），知名德國政論家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即提到：
過半數的選民投票給反對黨，我們只需要考量一下，當時恐怖行動已經勢如野火，而左派政黨在選前的最後幾周已被禁止發生，那我們必須表示，德國人到底還是做了中規中矩的集體表現。[4]
從上述的數據可以看出，超過半數的德國人民仍然是處於沉默和困惑的一群，歷經了貨幣崩潰的1923年，體育狂熱的1926年，民眾的政治意識並沒有想像中的狂熱，1933年的夏天，《紐約時報》的駐柏林不無諷刺的論道：「在一個大多數民眾重視經濟問題勝過政治問題的國度，很難看到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前景何在」，然而纏住這些所謂「搖擺不定者」，並逼迫他們改變信仰的，就是戈培爾最新最有力的傳播工具─無線電廣播。李查․格隆博德(Richard Grumberger)敘述這種應用國家力量的群體收聽行為道：
集體收聽重要廣播節目，成為納粹德國公共生活的典型特徵之一，許多廣播節目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時工廠和辦公室必須停止工作，以便全國所有勞動人力都能聽到廣播；所有的餐廳和咖啡館都必須為了其是「公共場合」裝配收音機，街頭豎起了裝有揚聲器的柱子。第三帝國實現了比任何國家更密集的無線電密著度，這種密集廣播網中的人事關鍵是納粹檔的「無線電管理員」，他們的職責是誘使在住宅區內的人們收聽納粹黨人指定的節目，並就聽眾反應，聽眾的愛好向中央協調機構提出報告。[5]
在那個廣播被視為最有力傳播工具的時代，國社黨巧妙的將「傳播」和「生活」結合起來，就如同當代人們受到電視和網路影響一樣，因為它被強制「存在」於生活中，當「存在」變成「習慣」，「習慣」就會被轉化成「合理」，某種程度而言，這就是一種意識上的洗腦，這種洗腦的方式和希特勒式的演講剛好相反，希特勒本身的演說，如果脫離了希特勒的肢體語言和實體影像，就會像是一張不停跳針的唱片，[6]國社黨的宣傳手法是以正面的態度陳述「誇大的願景」（通常是謊言），經由不斷的懇切陳述，謊言就會成為現實，一個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仍在柏林的美國記者就記錄道：
有時候我們覺得，戈培爾超越了他那想要進力引導我們的舞台，他不斷的重複，把更難以置信的說法塞進我們的頭腦，而我們也漸漸地相信這些說法，一個人會保持自己的理智，但希特勒的理論正確性也是無可懷疑的，也就是說，只要你能經常性的告訴人們，聲音再響亮一點，人們就會開始信以為真。[7]
三、國家社會主義的群體表演進程
Sliverstone認為「將社會視為一種表演，此種表演，便是一種持續不斷地，被視為，幾乎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活動。」[8]，有了具普遍性的媒介工具以後，要讓意識成型，還必須加上計畫性的群體行動，讓個體在社會行為的「表演」中，察覺到自己的「應然」行為，進而變成一個社會行動的建構者。納粹德國所鼓動的宣傳方式，不純粹是一具三十六芬尼(一百芬尼等於一馬克)的收音機，而是一系列有計畫的「計畫」、「表演」、「儀式」的結合，此所謂表演，並非是「表演藝術」的本身，而是表演的延伸。依據《媒介概念十六講》的說法，此「表演」便是將行動、符號與權力落實且投射在現實社會生活，當個體發現媒體將一認定的概念重現的時候，單一個體便會將其「表演呈現」，當國家社會主義將其群體意識強加在人們身上時，絕大多數的德國人表現出來的當然不是快樂，而是不悅，但其不悅仍是相對性的，因為反抗或是辯駁，往往會招來敵視與棒子，當個體選擇接受，或是站在道德高點進行非現實的規避的時候，就已經處於這個表演的建構過程中了。Sliverstone在第八張〈表演〉（display）舉出不具強制力的黛安娜王妃逝世的追悼會作為案例，[9]當閱聽人接受到電視上的資訊，進而關上電視機，走向追悼會場的白廳（Whithall）時，這種從傳播中「逃逸」，進而成為表演者的歷程，最具強制力且廣泛性的，便是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
納粹德國藉著媒體和表演所要喚醒和重建的事物是什麼呢？其所欲者並非是國家認同這樣虛無飄渺的東西，而是個體對於某些具有愉悅性的事物，而存在的時間卻可能更早，這些事物在霍亨索倫王朝（1415-1918）的末期，便是政府每天貼在大街小巷的戰地公報，這些紀錄著「第一軍團推進五公里」，「坦能堡俘虜十萬人」的紙頭，提供了閱聽人一個參與「遊戲」的快感，哈夫納記錄道：
戰爭是一場刺激萬分，振奮人心的國家大戲，其所帶來的消遣娛樂及情緒反應，無論就深度或趣味性而言，都要比和平時期的任何遊戲更加引人入勝，在1914至1918年之間，他正是十個年次德國學童每天的經驗，這在日後變成一種憧憬，而納粹主義的吸引力，簡單性，以及對幻想及行動狂熱所產生的訴求，也就來自於這種憧憬。[10]
這種類似的「遊戲」和「表演」，在威瑪共和時期（1919-1933）實體化的例證便是1924年到1926年的體育狂熱，當時的共和國內，充滿著類似話題的討論，自由的左派人士，不自覺的以為那是一種可以偉大的發明，從今以後，賽跑與競技取代了鮮血與子彈，在充滿和平氣息的草地或運動場，宣洩好戰的天性。[11]但卻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這些所謂的「菁英」和「大師」們，不約而同的都有著「國體認同」的標章。[12]這和現代的體育運動之所以不同，即在於一個訴諸於個體意識，一個訴諸於群體意識。國社黨使用「儀式」強迫個體進行「表演」的案例，莫過於1933年3月21日「波茨坦之日」的演出，除了給予第三帝國繼承第二帝國餘緒的法統之外，[13]在這段廣為播送的影片和報導中，威瑪共和最後一任總統興登堡元帥，也成為這個符號儀式的一份子，在傳播的媒介上，更利用了「符號」、「儀式」這兩個工具，到處是軍樂、搖旗，和手執火炬的遊行，這些「社會行動」，乍看之下都屬於空洞且缺乏實質意義的活動，但這個做法並非出於無意，其最終目的乃在讓百姓養成習慣，即使在毫無理由值得讓人慶祝的情況下，也要跟著歡呼起立與致敬，凡是不想跟著玩這種遊戲的人根本不被當成「對手」看待，卻被視為不合群的掃興者。於是人們開始跟他們一起行動，這起初是出於畏懼，可是一旦同流合污以後，就不再有人願意回想起「畏懼」這檔子事，到底那不很光彩，而且會教人看不起，結果人們連心中的觀點也隨之而改變了，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獲勝的最基本因素。
[1] Roger Sliverstone著、陳玉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月），前頁3。
[2] 同前注，前頁3。
[3] 轉引自：艾倫․懷克斯（Alan Wykes）著、夏伯銘譯：《戈培爾》（Goebbels）（台北：星光出版社，2005年6月），頁112。
[4]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Sebastian Haffner）、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Gechichte eines Deutschen.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3月3刷），頁161。
[5]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Sebastian Haffner）、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Gechichte eines Deutschen.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3月3刷），頁120。
[6] 據曾經和希特勒共事過的將帥們表示，希特勒的演說，常常用「我決不退縮，我絕不投降」做一句話的結尾，奇怪的是，他的話語常常具有一種奇異的催眠效果，當代名將古德林、曼斯坦都覺得只要從元首司令部「狼穴」─(Wolfshanze)回來的人，都會受到他的樂觀病的影響。但只要脫離了那個環境，這個魔力就消失了。可參照：古德林（Heinz Guderian）著、鈕先鍾譯：《閃擊英雄》（Panzer Leader）（台北：星光出版社，1995年1月）和曼斯坦（Enich von Manstein）著、鈕先鍾譯：《失去的勝利》（Lost Victories）（台北：星光出版社，1995年1月）。
[7]轉引自：艾倫․懷克斯（Alan Wykes）著、夏伯銘譯：《戈培爾》（Goebbels）（台北：星光出版社，2005年6月），頁164。
[8] Roger Sliverstone著、陳玉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月），頁106。
[9] Roger Sliverstone著、陳玉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月），頁107-108。
[10]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3月），頁44-45。
[11]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以為這種體育競賽之所以和戰爭不同的原因，在於他不會有「最後的勝利」（Endsieg）出現，也就是缺乏可作為目標的終點，不論情勢如何演變，一切都是換湯不換藥，同樣的人名，同樣的數字，同樣的轟動事件，它可以沒完沒了的地如此發展下去，卻無法讓人們的幻想一直跟著它走。詳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3月），頁106。
[12] 這些選手在競賽時，通通別上象徵德意志第二帝國的黑白紅三色國旗（schwarz-weiss-rot National- und Handelsflagge）─承襲自北德意志聯邦（1866-1871），而非威瑪共和的黑紅黃三色旗─承襲自德意志邦聯（1815-1852）。。
[13] 3月21日為新國會的開幕日，本日在1871年也正是俾斯麥正式召開第二帝國第一屆國會的日子，當天會場內所呈現的標誌圖騰便是霍亨索倫王朝的奠基者菲特烈大帝以及鐵血宰相俾斯麥，會場中甚至保留了遜帝威廉二世的座位，國社黨宣傳機器的目的即有意識的將此儀式變成第三帝國是直接繼承第二帝國，而非是那一個簽下凡爾賽條約的威瑪共和國。詳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eich）（台北：麥田出版，1998年12月），頁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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