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不到的情書，獨一無二的費曼
童元方／譯
愛倫‧萊特曼（Alan Lightman）／作
費曼（Richard Feynman）是物理界的「空中飛人」喬丹（Michael Jordan）。他的思想跳來跳去，似乎沒有重量，卻又完全無法解釋。他在長島的伐洛克威念高中時，與他同在數學隊的一位隊友回憶道：「比賽的時候，數學題目還沒有念完，他就以一種自發的悟性解了出來；對方還不知道怎麼著手計算，就看見他大模大樣地寫下一個數字，接著畫上個圈，然後他會大聲舒一口氣。」
費曼二十三歲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時，又讓一位同事大為驚訝：一個物理學上的重要假設，八年前諾貝爾獎得主狄拉克只能大致推測的，費曼卻在黑板上一步步證明出來了。一九六０年他四十歲出頭，焦躁不安，又找不到一個值得研究的物理問題，他就自修起生物學來，居然發現基因中的突變是怎麼一回事。
費曼幾乎不看科學著作。但如果他看的話，一篇文章他只看到說的是什麼問題以後，就闔上學報，自己去找答案了。等到有同事經歷了也許是幾個月的計算之後，帶著得出來的新結果，走進費曼的辦公室，這些同事經常會發現：費曼不僅早就知道了那個結果，而且比那位同事所計算出來的還要周全。可是費曼卻把那些成果扔在檔案櫃裡，視之為不值得出版的一類。
數學家凱克（Mark Kac）曾說：「世上有兩類天才，一類是普通天才，一類是魔術天才。我和你都夠得上普通天才這一類，而且可能還要好上幾倍。」但是第二類呢，就是「即使我們了解他所做的，但他得出該結果的整個過程，對我們而言，還是一片漆黑……」他稱費曼為「有最高思維能力的魔術天才」。
費曼的傳奇
單說科學天才這一點，並不能完全解釋費曼的傳奇。他的傳奇還來自他特殊的風格：固執己見又傲慢自大、欠缺教養且粗俗不文、遊戲人間卻好奇敏求，而幾乎在他所做的每件事上都充滿創意。他有一種神祕性。在幾百個「費曼故事」裡，有些是他自己在暢銷經年的《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一書裡講出來的，有些是物理學家與物理學家之間彼此所傳的。比如，費曼在普林斯頓做研究生時，他會花掉長長的一個下午，引導螞蟻爬到用線懸起來的一盒糖去，目的何在？他是為了要知道螞蟻是怎麼互相作信息溝通的。又如：費曼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惠勒（John Wheeler），在兩人第一次上課時，費曼注意到惠勒把懷錶掏出來擱在桌子上；費曼第二次去上課時，也就把自己的廉價懷錶拿出來，同樣放在桌子上，與惠勒的錶並列。再如：在洛斯‧阿拉姆斯，他為「曼哈坦計畫」工作時，年輕的費曼不斷地讓其他的科學家和高級軍官大驚失色，因為他總是想開就開得了他們裝滿了原子機密的保險櫃。
費曼準備在瑞典國王面前接受諾貝爾獎時，他因為禮儀上不准背對著國王的規定而擔心。人家告訴他，他可能需要倒著走上整段台階，於是他立時練習雙腳並用，倒著跳上去。費曼無視各類權威，也討厭各種排場。當他選上既有名望又難進入的國家科學院院士時，他旋即退出，他說科學院的功能只是把人抬到那高高的台階上，如是而已。
費曼面對難題時，可以一針見血地直指核心，這一點實在是非比尋常。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因「挑戰者」太空梭一升空即爆炸的災難而舉行的公聽會中，費曼身為調查委員會的一員，他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實驗：他把太空梭上的一個O形環封膠扔進一杯冰水裡，冰水的溫度正是發射當天的空氣溫度。然後他給大家看，遭到擠壓的橡膠材料在如此低溫之下是彈不起來的。這就是太空梭失事的根本理由。
我在此忍不住要說一個我自己經驗的費曼故事。我在加州理工學院口試物理博士學位的時候，費曼是三位考我的教授之一。他跟平常一樣，穿著白襯衫，不愛打領帶。口試就由他問我兩個問題開始。對於他的第一個問題，我答得沒有什麼困難；對他的第二個問題，則是掙扎著勉強作答的。他的兩個問題正好不偏不倚地劃出了我知識的界限，好像兩枚砲彈射向小船，一枚落得近，一枚落得遠，都沒有擊中。而接下來三小時的口試中，他連一個問題都不再提出了。
《渾沌》作者筆下的素描
《渾沌》（Chaos）一書許多人都看過，它的作者葛雷易克（James Gleick），也是為費曼寫傳的作者，他既視費曼為科學家，又視其為平常人，洋洋灑灑，交錯寫來，實為難能可貴之作。葛雷易克從來沒有見過費曼。但是他訪問過一百多個人，包括費曼的家人以及世界上頂尖的物理學家；他讀了費曼和其他人所寫的未曾發表過的信件和筆記；他與費曼的很多女朋友談過話，雖然這些女朋友在書裡均未公開；他又檢閱了在資訊自由法案保障之下，從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拿來的有關費曼的文件，還有幾百頁沒有出版的、科學史家溫諾（Charles Weiner）所寫的訪問稿。綜合的結果是繪出一幅出色的肖像，以工筆細細描畫出本世紀一位才智雙全的大人物。葛雷易克不僅摹寫費曼本人，而且旁及他周圍的物理學家。他的筆帶領著我們進入一珍奇之地：可以洞察科學界，以及科學的價值與心態。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李察‧費曼生於紐約。他父親梅維爾（Melville），是白俄明斯克來的猶太移民。他對科學的欣賞，是既生動而又實際的。有一次，他向兒子解釋：一隻高二十五呎，頭寬六呎的恐龍，如果站在前面院子的話，他的頭幾乎可以伸進二樓的窗戶裡。在各種冒風險的活動中，梅維爾賣過警察制服，也賣過汽車打光劑，但卻沒有值得一提的事業。葛雷易克告訴我們：費曼的母親露西兒（Lucille），生來具有幽默的稟賦，而且極喜歡講故事。
在伐洛克威，費曼還是孩子的時候，就在住家附近搜集多餘的零件，修理無線電。費曼，和許多理論物理學家一樣，都曾在兒時搭蓋過一些什麼、建造過一些什麼。費曼終其一生保留了這種對物理現象的直接的、可以觸摸的感覺。即使是他的數學計算，也顯出某種從容不迫的陽剛之氣。費曼裝置了一個馬達去推他妹妹的搖籃，如此他便可以騰出手來閱讀《大英百科全書》。
費曼很怕運動，怕比他壯的男孩，怕女孩子，怕人家會以為他是一個有知識的娘娘腔。正如許多崢嶸初顯、社交應酬上卻脆弱不堪的科學家一樣，他集中精神，全心貫注於數學和科學的研究。可是與那些科學家不同的是：他對那兩門學科實際的那一面特別有興趣。他把他自己的丈夫氣，表現在於用手做事的能力上。
與之對應的自然是費曼避免所有看起來屬於「細緻」的追求，比如詩歌、素描、文學、音樂。事實上，費曼不怎麼看得起人文學科，視之為抓不住、摸不著、次於科學的一種東西。對於人文學家，則更是看不起了。他剛過三十歲時，曾寫道：「因為校園裡增加了許多人文科學的項目而使理論拓展了、開闊了，卻又因研究這些科目的人太笨而加加減減地互相抵銷了。」不過，費曼很欣賞人類心理學在科學上的作用。在他所寫的《物理之美》（The Character of Physical Law）那本精采的小書中，費曼認為就同一個物理定律，去尋求不同的導向方程式的過程，是很有價值的，即使這些推算的過程在數學上完全相等；因為不同的過程帶給我們不同的心靈圖畫，如此有助於科學的發現。「這些推算的過程在心理學上並不相同，因為你在努力揣摩新的定律時，各種推演的過程並不是彼此對應的。」
愛因斯坦的首肯
一九三五年秋天，費曼進入麻理省工學院。他發現在那裡，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是既不會交際，又不會運動，但對科學卻心醉而神迷。他輕易跳過一年級的微積分，升上二年級前自修了量子力學。他參加了兄弟會，是兩個肯收猶太人的兄弟會之一。他認識了另一位早熟的物理學生韋爾頓（T，A， Welton），兩人為自己高興，一起重新推算一遍量子物理的基本數據，這些都寫在一本筆記簿上，彼此傳來傳去。費曼只略讀了讀笛卡兒，就認定哲學是軟性的，而哲學家可以說是無能的邏輯學家。費曼在麻省理工學院念大三時，與早些年在伐洛克威認識的女孩艾爾琳‧格林堡（Arline Greenbaum）訂了婚，而艾爾琳從此就成了，除物理以外，費曼一生的最愛。
如果說麻省理工學院的調子是工人階級，精神屬無拘無束的；那麼普林斯頓大學就是貴族階級，態度是彬彬有禮的。一九三九年秋，費曼到達普大當研究生的那個下午，艾森哈特院長（Dean Eisenhart）邀他喝茶。他穿著向來不太愛穿的西裝站在那裡，頗不自在。院長夫人——普林斯頓的母老虎——對他說：「先生！你的茶裡要加奶？還是檸檬？」費曼囁嚅著說道，「兩樣都加。」「你在開玩笑罷，費曼先生，」艾森哈特太太說。這樣就給五十年以後出版的費曼回憶錄提供了書名。費曼討厭別人藉繁文縟節讓他生野人卑微渺小的難堪；他變得幾乎是挑釁般的粗魯不文，來迎接對方的挑戰。
費曼跟他普大的論文指導教授惠勒所研究的題目是：時間的性質。愛因斯坦已經在二十世紀初指出時間不是絕對的，時鐘的滴答率視乎觀察者的運動而定。可是誰決定了時間的方向呢？為什麼未來與過去如是不同呢？大家都知道：在微觀的層面上，物理定律對時間的方向是無動於衷的：不論時間是向前流去，還是向後流走，這些定律均給予相同的結果。費曼和惠勒假定：以電子釋放輻射的方式看來，時間既向前流，也向後流。如此解決了有關電的一個難題。這乍看起來是個瘋狂的觀念，但正是那種深刻而重要的瘋狂主意，使物理學家席不暇暖、廢寢忘餐地逗留在黑板旁邊。等到一九四一年初，費曼在系裡的討論會上發表他的計算結果，他的聽眾包括大數學家紐曼（John von Neumann）；不久之後得到諾貝爾獎的大物理學家鮑利（Wolfgang Pauli），當時正從蘇黎世來普大訪問；還有六十二歲的愛因斯坦，他幾乎不來演講會的。聽完了費曼的報告，愛因斯坦以他柔和的聲音評論說：那個理論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艾爾琳的愛與死
大約也就是這個時候，長期受高熱與疲倦折磨的艾爾琳，診斷出是患了肺結核。她短暫的人生中、日後大部分的時光，都是在療養院裡消磨盡的。在父母的強烈反對下，費曼與艾爾琳結了婚。在史泰登島上的市政府辦公廳內，婚禮的證人，是兩個隨便拉來的陌生人。
一九四二年，普林斯頓的許多物理學家開始奔赴各地，參與各種軍事計畫的研究：有去麻省理工學院的放射實驗室的，有去芝加哥大學的；有去柏克萊，也有去田納西州的橡樹嶺的。而仍留在普大的費曼則與奧勒姆（Paul Olum）和威爾森（Robert Wil-son）合作研究一種儀器，在不能分裂的鈾元素中找出可以分裂的狀態。此為「曼哈坦計畫」之始。一九四三年三月，費曼與艾爾琳搭火車到了洛斯阿拉姆斯。艾爾琳住進了聖塔菲的長老會的療養院，而費曼則住在洛斯阿拉姆斯的軍營裡，每一個周末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開二十五哩去看她。
在洛斯阿拉姆斯，從康乃爾來的核子物理學家貝特（Hans Bethe），負責所有的理論研究工作。貝特這個人，性情冷靜、仔細，又很專業。而費曼呢？則是反應迅速、無所畏懼、直觀行事、而又目中無人。但他正好是貝特一心要尋找的人物。他把二十五歲的費曼從年紀較大、資歷較深的物理學家群中拔擢出來，讓他當一個研究小組的組長。費曼在此解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是中子如何在鈾原子群中跳來跳去，從而開始了一串連鎖反應。
一九四五年夏，艾爾琳去世了。兩年以後，身在康乃爾的費曼，正陷於理論研究苦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之中，二十九歲的他遂寫了一封信給死去已兩年的妻子，寫完了收在盒子裡，從此再也不看。費曼過世以後，葛雷易克發現了這封信，其中部分如下：
親愛的艾爾琳：
我愛慕你，甜心。
自上次寫信給你後，至今已這麼久了——幾乎是兩年了。但我知道你不會怪我，因為你了解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固執但還實在；還有，我想，已經沒有寫信的理由了。
但是現在我知道我親愛的妻，我遲遲沒有做的，是早就該做的……我要告訴你我愛你。我要愛你。我會永遠愛你。
我發現很難懂自己的心理，在你死了之後還愛你是什麼意思——但我還是想撫慰你、照顧你——我也想你愛我、喜歡我。我想有了問題就跟你討論……
附註：請別怪我不寄這封信給你——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
艾爾琳的死，是費曼一生最大的悲劇。雖然他後來也有許多情愛之事，有短暫而不愉快的第二次婚姻，以及與關尼絲（Gweneth Howarth）的第三次；這個婚姻當中，他生了兩個孩子，顯然是令他滿意的。但葛雷易克認為費曼從此再不讓任何人接近他了。葛雷易克同時認為費曼也許視許多女人如「性物」，因為他覺得無人比得上他第一位妻子。在他的餘生中，費曼所追求的只是美麗的女人，有些是他朋友、有些是他同事的太太，可是他對她們是否能做才智相當的伴侶，完全沒有興趣。他對女人的態度可從他在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獎所致答辭的結論中看出來：
我年輕時愛上的舊理論，現在又如何呢？哎！我要說，它已變成老太婆了。她再無一絲動人之處遺留下來，今日的青春少年看見她，再不會怦然心跳了。但對任一老太婆而言，我們所能說的最高讚辭，也不過是：她是一個好母親，而且生了幾個優秀的子女。
費曼二十幾歲的時候，費曼故事就開始流傳了。他在聽說了這些故事後，光之采之，再重新發揚出來。他以自己之粗枝大葉、欠文化修養的英雄形象而過足了癮。葛雷易克寫道艾爾琳死了以後，「那可以讓強烈的感情摧毀的費曼，那位被羞怯、憤怒、憂慮、悲慟，或是沒有安全感所刺傷的男子——再沒有人能接近他到看得見他是誰的程度了。」
朝永、施溫格與費曼三位諾貝爾獎得主
費曼終於從康乃爾的沮喪中穿雲而出，四０年代末，做出了藉之而得到諾貝爾獎的研究。他指出了電子如何與電磁輻射相互作用——比如無線電波——還有其他充電的粒子。他的理論，叫做量子電動力學，已經由實驗證明了比任何自然理論更加準確。量子電動力學預測電子的磁力是1，00115965246；而測出的值是1，00115965221。量子電動力學解釋了「所有」的和磁的現象，包括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所經驗的一切，不過重力要除外。
費曼與日本的朝永振一郎（Shinichiro Tomonaga）、美國的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同獲諾貝爾獎。他們二人是分別獨立導出自己的量子電動力學計算的程式的。他們二人的計算程式比費曼的難解得多了。施溫格在許多方面都是費曼的「反粒子」。他衣飾考究，一絲不苟，開著黑色的凱迪拉克，談吐優雅，慣用帶著附屬子句的長句，講課不用筆記，而最得意的是：他偶爾會用一個沒有用過的方法，去做複雜的數學計算，做完了，鞋上居
然沒有一點粉筆灰。
費曼在諾貝爾獎以外的貢獻
費曼對物理還有兩個主要的貢獻，一為超流體，一在弱作用力。二者都配再得一次諾貝爾獎。就超流體而言，他發展出一個理論上的解釋：流體是完全沒有摩擦力的，所以偶爾會滑過燒杯壁，穿經細微得連氣體都穿不過的小洞。弱作用之為兩種核力之一，他也研究出一套理論來。這兩套理論都是在他度過後半生的加州理工學院發展出來的。費曼在那兒的對手葛爾曼（Murray Gell-Mann）也在獨立研究中達致弱作用力的理論，系主任明智地安排他們兩位合寫一篇論文，把二人的重要研究發表出來。葛爾曼，也跟施溫格一樣，與費曼很不相同。葛爾曼對科學的興趣範圍狹窄，但對科學以外的事物卻興趣廣泛；而費曼呢，則全神貫注於所有的科學，而對科學以外的東西卻幾乎是毫無興趣。
在加州理工學院，費曼愈來愈關心教育了，雖然他沒有耐心指導學生做論文。一九六一年，加州理工學院決定要修訂學校的物理課程，請費曼幫忙。他站在黑板前講課，先是對大一新生，後來是對大二學生，一共講了兩年。他的講法是從原子開始，逐漸講到比較大的現象，如池上的雲朵和顏色，再回到較小的，如電子和量子的世界。不用參考書籍，費曼漸漸築起整座物理的殿堂，如他所了解的那樣；慢慢建起一個物理世界，如他所看見的一樣。不久，研究生和其他教授也跑來聽他上課。費曼在加州理工學院物理課堂上所講的，最後合成三卷的《費曼物理講義》（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專業的物理學家的書架上都找得到。這些講演的原來目的，最終沒有達到。因為講演的內容表面上看來簡單，實際上卻是既深刻又精微的。然而這套書卻是人類思想的一大勝利，與亞理斯多德的全集，笛卡兒的《哲學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hy），還有牛頓的《原理》（Principia）可以並列於西方文化史中，絕無愧容，也無遜色。
費曼是以他在量子電動力學上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即電子如何與輻射、以及與其他的帶電粒子交互作用的量子理論。電子是最簡單的電粒子，通常出現在原子的外部。他們產生光，產生其他形式的電磁輻射，以及原子與分子之間大部分的相互作用。量子物理是次原子世界的物理，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共為二十世紀物理的擎天雙柱。量子物理的理論基礎奠基於二０年代，主要是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和狄拉克（Paul Dirac）三人的功勞。量子物理的基本觀念是：物質的粒子有時好像即時在幾處運動。這種有關位置的不確定性在肉眼可見之物上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次原子的粒子上就特別重要。這個不確定性的現象在電子上一再觀察到，而且後果非常嚴重。量子物理另一個重要的觀念 ，也是從實驗推論出來的。這個觀念即是：物理上的量與能相同，是不能分成較小的數量的，但是卻有最小的、不能分的單位，叫做量子。好比美國幣制裡最小的單位叫做「分」一樣。這兩個觀念不僅違背人的直觀，而且與一九００年以前的牛頓式世界觀相牴觸。為了要在數學上形容這兩個量子物理的基本觀念，薛丁格、海森伯與狄拉克的學說都必須用機率，而不是用定性去表示質與能。如此，在牛頓的模型中，一個物理定律會顯出粒子在一力的運動之下，如何從A行到B的。而在量子的模型中，一個物理定律會顯出機率如何使粒子在一力的運動之下在不同的位置上演變。
二０年代的量子理論為孤立的粒子提供了最好的說明，可是卻無法正確地描述出粒子的相互作用。實驗不斷地顯示出粒子行為的微小差異。舉例來說，在奇異的量子世界裡，次原子粒子經常忽然出現，然後又忽然消失。每一個粒子，比如電子，以一團幽靈似的粒子雲環繞它自己而行，叫做「虛擬粒子」，來無蹤而又去無影。電子與環繞他們的幽靈粒子相互作用，而那些相互作用改變了電子的屬性，比方說質量，還有電力。在現實中，物理學家發現，根本就沒有孤立的電子。量子幽靈，無所不在，處處都在。他們的影子，實驗中都曾看到過。三０年代末、四０年代初的物理學家想要修正薛丁格、海森伯與狄拉克的量子理論到可以正確描述粒子相互作用的程度，他們卻撞上了技術性的難題——幽靈。幽靈一旦在數學上蹦出來，方程式就不可能解了。
費曼的量子電動力學的大勝利之一，即是他提供了對付幽靈的辦法。粗略說來，這辦法視幽靈為電子的一部分。電子實驗不能穿透圍繞著他們的幽靈粒子的層雲；我們永遠觀察不到層雲中心的「純」電子。我們觀察到的是電子「與」雲。等我們把稱為「電子」之物重新下定義，將它周圍的虛擬粒子也包括在內時，技術性的難題就消失了。
除了費曼以外，其他的科學家對電子以及電子的次原子表親的重新定義也貢獻良多。然而，費曼自己的量子電動力學有兩個更進一步地、獨一無二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費曼所用數學的方法，比其他的方法容易得多，尤其是跟施溫格的方法相比。這是重實際的費曼所達致的最高境界。第二個特點是：費曼的量子電動力學提供了一幅新的世界圖。其他人對量子物理的說明是：即使在機率已取代了定性之後，粒子以一小點一小點的增數從A行到B，而推動粒子的力，或說推動粒子的機率的力則從一增數行到另一增數。可是費曼對量子電動力學的說明則是全面的，而非遞增的。從A到B之間，所有可能的路線，他都考慮到了，每一條「全程」路線，他都注上號碼，然後把所有路線的數字都加起來，就得出從A到B的機率了。
其他物理學家的說明，好有一比：即觀察從紐約到洛杉磯之間，一輛汽車如何沿著公路，每隔幾呎遠就加速，然後再減速；而費曼的說明只看整個行程上所消耗的汽油。進一步而言，根據費曼的描述，那車從紐約到洛杉磯的所有路線上同時出發，甚至包括一些莫名其妙但卻可能到達目的地的路線，比如從紐約到芝加哥，到邁阿密，再到洛杉磯。這樣的描述引人進入一幅奇怪的世界圖畫中。在此圖畫裡，所有可能發生的，實際上都「在」發生，而且是同時。我們人，是一種大體說來不很敏感卻喜歡宏觀之物，我們視為單一現實的，其實是一幅有許多織在一起、同時存在的現實的掛毯。費曼，這位把哲學思考當作浪費時間的人，居然會得出這些在哲學意義上如此光采豐盈的觀念來，可謂一大諷刺。不過，自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的原子說以來，所有有關自然的深刻理論，都內蘊著廣泛的哲學涵義。
葛雷易克聰慧之筆
葛雷易克的上一部書《渾沌》（Chaos），描述了非線性物理現象的新科學以及與此新科學有關的人物。而這一部書《天才費曼——科學與生活的探險家》（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則表現了葛雷易克澄明靈透的智慧、精確徹底的判斷，強烈的敘述風格與卓越的文筆。他的許多暗喻和類比都令人難忘。例如，葛雷易克在說明費曼的最少時間軌道的觀念時，是以一個救生員要游向淹水的泳者來做比喻的。救生員的救援使命始於沙灘，他在陸上的行動比在水裡要快。所以，接近泳者最快的途徑並不一定是沿著直線，這條途徑也許包括陸地上的一小段，但水裡卻是一大段。又如：葛雷易克寫出費曼有一天夜晚躺在床上，眼中如何看見超流體的事來。他的描述又優美又生動。這是受費曼在《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裡一篇論文的影響，總之，葛雷易克最才華洋溢的，就是以其誠實的態度與敏銳的觀察，告訴我們費曼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天才費曼》一書的短處，以我看是在葛雷易克對科學觀念的表達上有所不足。有許多未經翻譯的術語，像「矩陣」（matrices）、「動量變數」（momentum variables）、「虛數」（imaginary numbers）這一類。也許更重要的是：有些科學觀念解釋得不夠清楚——比如量子物理、時空圖表、數字法與分析法的差異等。說得準確一點，有很多地方他表達得很有技巧，但是也有不少科學解釋不免望文生義，而至信口開河。我們讀到了專講科學的那一部分，讀者是費神吃力地隔著重紗來觀物。
許多非科學家對科學的心態，是既感神奇又覺困惑的。科學心態與音樂家或畫家的心態有什麼不同？科學家的發現又是如何產生的？科學家說一個理論或一個方程式在美學上很動人時，他們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的看法是：很少有書解釋這種心態比得上以下這兩本書的。這兩本書，一是費曼自己的《物理之美》（The Character of Physical Law），一是數學家哈代（G，H， Hardy）的《一個數學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可是當然，科學心態只是科學家的一部分，並不包括他們的個性，也不包括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生活的世界。近年出的一些科學家傳記力圖將科學家的心態與人生一爐而冶之；那麼科學家傳記作者，也許比任何人都更加要面對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戰，這挑戰不僅是要求傳記作者有學者兼作家的涵養，而且要求他們掌握科學上屬於技術的那一面。
在一部科學傳記當中，一個大科學家實際的研究工作，我們必須要了解多少呢？對此，有部分的答案是：端視一個人的品味而已。如果我們不能夠多多少少欣賞他所研究的東西，是不可能了解費曼那樣的天才的：他一天十六個小時都在想物理的事。當然這永遠是不夠的。比較起來，近年出版的另外兩部科學家傳記，一為派斯（Abraham Pais）所寫愛因斯坦傳《奇哉上蒼》（Subtle is the Lord）；一為摩爾（Walter Moore）所著的《薛丁格傳》（Schrudinger）。兩本書都在技術的說明上正確詳明，各盡其妙。可是，一般的讀者卻欲扣無門，欲探無徑。這兩本書在科學家的生活紀事上缺乏葛雷易克所寫費曼傳記裡的那種華采與力量。所以葛雷易克的這部可以說巨著，是一本不朽的科學傳記。即使此書有些缺失，也只會更令人體認科學家傳記撰寫之艱難，更令人欣賞葛雷易克所達到的成就。
費曼說：我討厭死兩次
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一連串由癌所帶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疾病和併發症以後，費曼最後一次住進了洛杉磯加州大學的醫學中心。時年六十九歲。洛城的另一頭，黑板的一角，粉筆寫著：「凡是我創造不出來的，我都不明白。」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生命力如落潮一樣地逐漸消失時，費曼悄悄吐出最後的幾個字來：「我討厭死兩次。太沒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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