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聖誕節的兩天前我在警察專科學校聽了一場李昌鈺博士的演講。講題是關於刑案現場的鑑識，針對的聽眾是警專師生及現職刑警，尤其是鑑識人員。
李昌鈺是舉世知名頂尖的刑事鑑識學家，一生辦案經歷充滿傳奇，在美國已超越警探和科學家的形象，成為大眾文化中的英雄角色。而他出身台灣中央警官學校而幹到美國康涅迪克州警政廳長，也是傑出華人的典型，又協助台灣警方培訓刑事鑑識人才和偵辦多起知名重案，故在這場演講的聽眾心目中，他受景仰和歡迎的程度是不消說的。
兩個小時毫無冷場的演講結束，李昌鈺要贈送一些紀念品給現場聽眾，主要是他親筆簽名的新書。他這次短暫回國主要就是為他新出版的回憶錄宣傳的。台下有小小的騷動，可見人人對於可以獲得李昌鈺的親筆簽名書是躍躍欲試的。不過，要怎樣從這幾百人中抽出幸運者呢？李昌鈺想了一會兒，也讓台下的騷動又持續了一會兒，有人喊：「問問題搶答嘛！」但最後他決定用生日隨機挑選。
他先喊，比方說，「五月出生的人站起來」，再隨便唸一個日期，由生日最接近的三個人中獎。被點到的莫不眉開眼笑奔上台去，雖然只是隨機的抽獎，中獎者也感覺如一種榮譽，承受著台下欽羨的目光。台下也有人嘀咕：「又沒對身份証，怎麼知道真假？」似乎頗有竄改生日上台冒領之意，只是一時又沒有勇氣實行。
接下來喊到某個月份，我的前排有人站起來了。啊！這個人我認識！竟然是他！
怎麼這麼巧？前幾天我還一直想起這個人呢！之前因演講中全程放映幻燈片，席間一片漆黑，沒有注意到。這下他也和另二、三人上台從李昌鈺手中接下獎品，排排合照，接受台下掌聲，笑容滿面地跑回來了，經過我前面時我推了他手臂一下，他也嚇一跳：「咦，你怎會在這裡？」
他落座後，我心裡仍是震撼不已，覺得這一幕真是太戲劇化，或者說太諷剌了。
這人是誰呢？
半個月之前的國際人權日，陳水扁總統簽署三項特赦，其中之一是蘇炳坤案。蘇炳坤原是新竹市的一位木工及傢俱行老闆，一九八六年被誣指犯下一起銀樓搶案，遭警察刑求、檢方不當起訴、法院違失判決十五年徒刑定讞（除新竹地院一審判無罪）。這件徹頭徹尾的冤案，歷經高檢署四次聲請再審，二任檢察總長四次提起非常上訴，均遭駁回。蘇炳坤本人十多年來邊逃亡邊喊冤，一九九七年終於被捕入獄，後來因眼疾保外就醫。直到總統特赦宣告其罪刑皆無效，才還他遲來了十四年多的正義。
我遇到的這個人，就是當年參與刑求逼供蘇炳坤的五名刑警之一。十一月底總統府宣布研議特赦案的隔天，我到新竹市東大路蘇炳坤的家裡採訪他，他對我說起了這個名字。
這名資深的刑警是我前幾年在新竹主跑警政社會新聞時認識的，還算熟。但那時已是蘇炳坤案約十年後，一直到我離開新竹，並不知此人和這起冤案的淵源。
我想起那個下午，外面是明亮的秋陽，在木板隔間客廳裡的蒼白日光燈下，五十二歲的蘇炳坤說起當年被刑求的苦難時仍然哽咽。他的太太說，十多年來她牢牢記住五個名字，焚香祝禱之際把這五個名字告訴菩薩，希望天理能斷報應。
一紙特赦令為無辜者平反了，但那些造成別人十多年甚至一生巨大苦痛的人呢？是不是就當做什麼都沒發生過？既然這裡面還有我認識的人，那幾天我更加尋思，不知道這些人心裡怎麼想？
沒想到過幾天就在這個場合不期而遇，我突然非常非常難過，不光是因為此人似乎不受影響的志得意滿跟蘇炳坤憔悴形貌的對比。與蘇案當年相較，這名刑警在我在認識他當時已升官了，之後亦然。其實，看來他在蘇炳坤的刑求逼供裡還算幫襯角色，帶頭的一人如今職位可稱顯赫。
更令我感到荒謬的是，做了這件缺德事的人、刑求這一古老辦案「方式」的履行者，在這個時機也能欣然站出來，沾上代表進步的刑事鑑識科學觀念的李昌鈺的光采。我想起演講開頭李昌鈺談到刑案偵辦方式的演進時，其中有一張幻燈片是一名受審訊者坐在椅子上，頸上套著一個金屬圈，他的後方則有穿制服的一人雙手抓著裝置在頸圈上的一根大槓桿。「大家知道，從前辦案很容易，」李昌鈺介紹著幻燈片，「破不了案？還不簡單，轉它兩圈，再不行，再轉兩圈，案子馬上就破了。」漆黑的台下響起哄堂的笑聲。我不知道，那些實行類似辦案方式的人（當然不會有只我認識的這位）笑了沒有？如果有，會是以什麼心情？
談到人權的議題，一般人較少會去聯想到像血跡濆濺痕、DNA比對、彈道比對這些東西；說到對人權有貢獻的人士，通常也不容易像想到律師、政治家、社運人士一樣，很快想到刑事鑑識人員。其實，刑事鑑識科學（Forensic Science）和人權維護的關聯，是一講就能明白的。在刑案、甚或非單純的刑案而是政治、軍事上的人權迫害事件之中，發現物理的真實有助於追究犯人，以保障社會正義和受害者的人權，同時避免無辜者被冤屈。
因此，刑事鑑識科學的發達程度可以是人權的一項重要指標。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至少從一九九三以及一九九四年後每隔兩年，都基於對世界各地刑事鑑識科學發展和運用情形的調查，做出「人權與刑事鑑識科學」（Human Rights and Forensic Science）的決議，強調刑事鑑識科學對人權保障的重要性。
回到蘇炳坤案，這樣說來，這起冤案是因為當年警方刑事鑑識能力的不足嗎？唉，但又不是的。
這件案子的故事說來可以很長，但原理很簡單：金瑞珍銀樓的搶案一直沒破，三個月後警方在另一間金珍源銀樓的搶案中抓到一名嫌犯郭中雄，迫他連不是他幹的金瑞珍案也一併認領，他照辦了。但金瑞珍案中據被害者說有二名嫌犯，怎麼辦呢？只好再叫他自己想辦法補上一名了，他所想到的就是之前和他有糾紛的蘇炳坤。
所以，全案荒誕之處甚多，舉幾個例子：郭中雄供稱他和蘇炳坤從案發的金瑞珍銀樓後面空房子爬上其五樓，但實際上金瑞珍銀樓的後面是空地和半毀三樓房屋，根本不可能如此攀爬；郭稱蘇開車載他前往做案，但蘇炳坤根本不會開車；被害人說兩名歹徒身高約一六五至一六八公分，但郭身高一五七，蘇身高一七四，差距鮮明。
這些都是不需要什麼最基本的鑑識科學就可以知道的。這也正是最悲哀之處。
我想，刑事鑑識科學不等於人權，但重視刑事鑑識科學的價值觀應該會是一種不輕忽人權的價值觀吧。因此，當這位當年蘇炳坤冤案的製造者之一上台領李昌鈺的獎，我看到最大的不協調不是土法辦案vs科學辦案，而是戕害人權vs 保障人權。
我終究沒有向這名刑警問起他對蘇炳坤案感覺如何。已矣的案子，希望正義不是只到平反受難者為止，更希望今後「科學辦案」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它字面的意思，而不再是它在某些刑警們的行話中所代表的「帶到後面修理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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