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卅日,十五個人被隔離在地壇醫院,其中一個是香港確診病例的朋友。
飛車衝到醫院,下車的發熱門診前站滿戴口罩的黑衣人。一名壯漢非常客氣地隔著口罩對我們說:「朋友,幫幫忙,這兒別拍。」他背後的玻璃門裡,一個看似拉丁裔的年輕女子憂慮地望著我。
坐在地壇醫院的大會議室裡等記者會開始。一開始是有點慌張,也有點興奮,但大家的表情很一致地是輕微的不耐煩:週六呢,搞什麼?不會是真的有人感染了吧?
六年前跑SARS的故事又講個沒完,大家開始打賭我能不能如期回台灣。當記者的都有一種很難解釋的直覺:這次,應該不會有事。
SARS爆發那年,我在經濟組。先忙完沙漠戰爭,再接著忙SARS,不出門採訪的人反而佔比較多的版面。
工作上是熱鬧的,生活也很愜意,原因是前一年的年底剛好結束了所有夾纏不清的關係。沒有關係的人生其實很愉快,至少手機不常響就是一大好處。SARS爆發了,我全部的話題除了採訪之外,沒有其他。
染著疫病的世界,住在那世界上的我,享受著難得的平靜人生。想起來都好有罪惡感的。
現在的這一場疫病,只有事件的沉重感,少了驚訝和意外,大家連恐慌都比上一次有經驗。所謂的SOP這回事,好像只要經歷過一次,就可以很熟練地重覆進行。人的能力真是難以想像。
我一點也不希望疫病擴大,我在心裡告訴自己,今年才過一半,地球上的大家日子已經過得很辛苦,禁不起再多的折磨了。我不太確定現在的我想不想回台灣,但我想,讓大家可以平安地過日子,應該比什麼都重要吧。
總還是要用前輩一年前說過的話勉勵自己:我們都進了512災區採訪,天大的生離死別都親眼見到了,還有什麼不能放下的呢?
1602, May 5, 2009,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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