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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在哀傷的大提琴低吟中結束了。柴可夫司基的悲愴，最後一長拍漸弱收尾時全場安靜得尷尬無比，我想觀眾也不知該痛哭還是鼓掌罷。

身為「考生」，連聽音樂也不免俗地帶了一本參考書進場，膝上的狄克生片語集被淚水沾濕又乾了，皺了好幾頁。

在下雨的夜晚，從中正廟廣場踱回火車站前，呼嘯而過的計程車常濺起摻著油污的雨水，打在頹倒的異鄉客身上。回到宿舍我什麼話也沒說，室友都仍信以為真地以為我痛下決心跑到K書中心去拼命了。

那場音樂會是為了紀念一位墜機身亡的大企業家辦的，指揮是有名的大提琴家螺絲什麼維奇的，那斯拉夫民族的名字都很長，高中時代在瘋音樂的時後，對音樂家們的生平事蹟身家資料都能倒背如流。反倒是現在，上了大學突然覺得那些音樂的意義不再而廢了武功，至於後來怎麼進教會又重新拾起樂譜，又是另外一長篇的故事了。

我當然覺得那音樂會是為自己辦的，像一場喪禮一樣，好像在追悼些什麼的。總之，總覺得有某些很巨大的東西從生命裡被剝奪了。

因而我學會了一種很阿Q式的控訴。那時班導師會發下的用過的答案紙，給同學們做計算紙用。而我把這些憤懣都寫在那上面。

每天晚自習，就那樣悉窸窣窣地振筆疾書，像唯恐天下不知一樣的寫下一張又一張的罪狀，大多記錄著一天來所看不慣的事情，譬如補習班的人種分級制等等。寫玩就換了一張繼續寫，埋頭苦幹的精神可以媲美鄰桌做考古題的同學的認真。

「你瘋了。」這是我把那些紙傳給旁邊的人看得到的回應，冷冷的，挖苦似的。

不過還好，同學們至少不認為我是怪胎，我們一樣可以是好室友，一樣可以上課時偶爾聊聊天，探聽這間擠了一百八十人的教室裡，誰和誰湊成了一對，甚至誰誰誰又跟誰誰誰發生了關係。

但大多時後我還是心灰意冷的，因為我就是搞不懂那個「夜導」憑什麼管同學不准聊天，不准看報紙，不准東不准西，最可憎的是他自己還嘻皮笑臉的。

簡單的說就是「憤世忌俗」罷。高三那年的文化教材課本封底，塗滿了對孔子孟子的批評，現在也想不起來寫些什麼了。但可以確定的是重考這年，這種病越來越嚴重。

那本被撕下並畫滿重點，又被寄往教育部的三民主義課本，雖然最後仍下落不明，但那天藍色的封面和書頁上沾滿原子筆墨的氣味，卻仍清晰的留在腦海裡。我也還記得將書撕下折好塞到信封時，心裡面想著的是更荒唐的計畫，譬如炸彈郵件之類的。

到底我終究是失去了高中時代的幽默感了。我懷念以前可以在餐桌上逗得家人笑得吃不下飯的日子。我懷念三五好友在合唱團的團部亂哼一通，或是在公假時間向圍牆外的攤販叫來幾碗豐仁冰的不羈歲月。

於是我用哭泣取代了絮語，用怒罵取代了哼哼唱唱。當初那些「只要撐個一年就好」就已經是謊言，可以確定的是，我可以用十多歲的青春來追逐最天真的笑容的日子已經不可能再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