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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照著高中參考書上的建議，自製了一個量表，來評估「重考」這個決定的價值。就像現在在醫學院裡面所學習的各種疾病嚴重性的量表一樣，我們叫它做criteria，譬如一個心臟衰竭的人休息時不會感到勞累是幾分，臥病在床又是幾分。

當時我把重考和不重考劃分成兩行，而其他各列分別填上「出路、學術資源」等等，現在想起來真是荒謬不已。連醫學是什麼東西都還沒搞懂，就煞有其事地開始打量起將來的批上白袍的模樣。

更可笑的是，即便那樣的量表做得多麼看似中肯，其實卻犯了一個很大的誤差，因為我好像打從心底就無條件地將「重考」和「台大醫科」畫上等號。一位補習班地工讀生告訴我，「你要當五十年的慈濟醫科還是四十九年的台大醫科？」我唯唯諾諾地說是是您說得對，想來這真是荒唐啊，竟然有這種評比的方式。

照這樣回想起來，我倒覺得下得最得當的criteria是「國家音樂廳」那一欄，依稀記得我好像把「重考」那一格填上足足十分。等我考上台大，就能生活在台北，能去聽音樂會、看表演......

可是事實是還沒考上台大，國家音樂廳就已經變成我的後院了。

當年從台北火車站到中正紀念堂得捷運線還未開通，而我常常在假日溜搭出去，把仁愛特區都給混熟了。

補習班就坐落在台北火車站前的某百貨公司的八樓，而宿舍就在十八樓。每天，從宿舍門口走二十步到電梯，按八樓，走出電梯再走十步到教室；加上每節課來往廁所和中午領便當，這就是週間一天的活動量。

宿舍的隔壁是某立委辦公室，因此樓梯間總堆滿了各種國家預算表，但看來都沒有被翻閱過。隔了公共走廊對面有女生宿舍，也是從辦公室改建而來的，班主任還特別告誡我們，「坐電梯時不要跟對面的女生講電話，裝做不認識一樣。」

這真是肺腑之言啊，怕我們在壓力下發展出什麼關係。好多故事我們都也聽過，那些放感情會考不好的前車之鑑；其實，我們早就打成一片了。我們聯誼、辦慶生會，跟一般群居終日的大學生沒有兩樣。

而我發現自己貪戀這種下課後放鬆的氣氛。對面的女生幫我們破解了被補習班鎖住不能外撥的電話，而且在這種壓力下，女同學湊錢買寫真集給我們看，竟然也變得天經地義似的。倒是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我們為她們做過些什麼。

可是我還是會厭倦這種關係。火車站前的人潮擁擠是嚇人的，每天傍晚從十八樓往下望見新光三越廣場的人來人往，真的像螞蟻窩一樣令人作嘔。偶爾出去買個麵包，感受身旁那些蹬著高跟鞋叩叩叩叩急促的腳步聲，就會逼的自己想永遠從人群裡逃開。

於是我逃開了，從宿舍逃到書店，從書店逃到二二八公園，從二二八公園到中正廟廣場。假日的時候中正廟廣場雖然也擠滿了人，但至少他們很清閒，有的打太極，有的練舞，或者大人帶著小孩放風箏，在他們臉上至少還找的到一絲純潔，沒有令人麻木的爭奪。雖然沒有一刻真的能夠遠離人群，但是這種逃亡的姿態變成習慣。

總之，受夠了課堂上的摔麥克風、丟粉筆的嚴厲教學，或者天王名師千篇一律言不及義的笑話，我開始學會珍惜自由和爭取自由。有一次乾脆跟班導師說個明白，說自己受不了了想出去散散心，便搭了捷運往淡水去看落日。

「真正的旅行，乃是為了離開而離開。」波特萊爾的詩句是我上了大學才風聞過的，沒想到這樣的心情就這樣鑲嵌在台北的重考生活的每一次逃離裡面。奢求每一次的放逐，卻又注定了掙不開的枷鎖。我像是背著十字架的旅人，飄搖在自己的驕傲和自卑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