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看到所謂喜憨兒被剝削的新聞，還有ROACH對媒體不以為然的批判。想起，我那久未見面的兄弟。
他是一位心智障礙者，這幾年，住在南部的教養機構。
每隔一段時間，母親就會拎著大包小包，搭夜車遠道去探望他。去年他們北上參加園遊會，我也曾經帶著小企鵝去替舅舅捧場。
每次會面，母親的心情都明顯低落。她嘆著，三十幾歲的人了，還要替他操煩。
弟弟成長的年代，特殊教育的概念並不發達。因而，流浪於一所又一所的私人機構、公立啟智學校，但直到畢業仍無法覓得合宜的工作。
他是輕度障礙者，基礎工作能力並不差，剛開始曾經自行在鐵工廠就業。然而，儘管他的工作績效並不遜色，還經常加班到深夜，老闆表現出來的卻是高高在上的施恩態度，並且僅僅給付微薄的基本工資。
那段時間，經常聽到母親轉述他傷痕累累地下班，甚至累病了無法繼續上工。在鐵工廠幾度進進出出，似乎成了無奈的選擇。
我鼓勵母親，讓弟弟再回機構受訓。
當年，心智障礙者的職訓剛剛起步，政府的補助很有限。弟弟在機構接受類似喜憨兒的職業訓練，不但沒有薪水，家長還要付費的。
受訓之後，被介紹到麥當勞的弟弟，領到了一小時幾十元的時薪。
母親的心情，是矛盾的。
從外表看來，弟弟就像一個講話反應稍慢的成年人。扛了多年擔子的她，當然知道弟弟不是普通孩子，卻難免期望他更像個普通成年人。
包括他的行為。包括，他的工作與酬勞。
機構轉介的工作，工時不多，一個月結算下來，領的其實有限；鐵工廠的工時長、工作狀況辛苦危險，月薪畢竟多一點。
每周幾天，弟弟搭很遠的公車到麥當勞上班，還因為冷氣太強而感冒。沒多久，母親就覺得不「划算」，而要弟弟辭工了。
然而，在家裏無所事事的弟弟，數度與母親衝突。
又被鄰家游手好閒的青少年誘惑，闖進別人的工寮當小賊。
上法庭的時候，毫無同理心的法官質問母親，像這樣的孩子，為何不好好管束在家裏，還讓他在外面趴趴走？
走出法庭，傷心的母親對我說，他那麼大了，難道要拿條鏈子鎖在家裏不成？！
最後不得不決定，又將他送往南部去了。
結果，弟弟這幾年在機構的庇護工廠住宿、工作，雖然有政府部份補助，我們依然是要付費的。
離家的他，過著規律的團體生活。似乎是值得慶幸了，母親卻又有憾。
忍不住想，弟弟如果繼續留在台北的麥當勞，他所獲得的成就感、維繫的正常社會互動，價值或許高於幾十元的時薪吧。
功利一點說，讓他擁有一份薪薄但正常的工作，減輕的家庭及社會成本，大概超過每小時幾十元。
如果當年我積極向母親遊說，弟弟的人生會不會有所不同？
不過，時光無法重來。
即使重來，我也沒有把握可以改變母親心力交瘁的決定。
正如ROACH所說，喜憨兒有沒有被剝削，不能以時薪66元的簡單邏輯來論斷，而需要更專業的評估指標。
誰是、誰非，我也不想透過片斷的新聞訊息去審判。
但，就我的理解，類似的庇護商店，幾乎鮮有賺錢的。
陷於時薪66元的爭論泥淖，不知道，那些喜憨兒的人生，會不會如同當年我的弟弟般，從此被改變？
延伸閱讀：
時薪66元的喜憨兒，被剝削了嗎？(ROACH，淡水生活)
喜憨兒的新聞(梅子貓的魚日記)
這不是監督，是找碴(陳文良，10月8日蘋果日報論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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