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文字及中國文化中語言、文字和文學的關係
兼論採用白話文和簡體字之不當
東漢許慎之說文解字序有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由此可知，「文」即指依象形而造者，多為獨體；而「字」則是指合兩「文」或以上所配成者。兩者合稱為「文字」----現在則一概稱為字了。中國文字由於中國民族獨特之創造，自成一系，舉世不見有相似及可比擬者。中國人最早創造文字之時間已難斷定，據安陽甲骨文字，總已在三千年以上。說文解字序又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中國文字之構造，實有特殊之優點。最先是以象形開始(如：日、月)。繼而指事(或稱象事，如：上、下二字，視之可識為上下，察之見上下之意)。又以「文」相組合或顛倒減省而有會意(或稱象意，如：合「人」「言」成新字信、合「止」「戈」成新字武)。更以形聲相錯綜配合而有形聲(或稱象聲、諧聲，如：以事物之形「木」配合相同聲音之「甘」造成一新字「柑」、以事物之形「水」配合相似聲音之「可」造成一新字「河」)。有此四者，中國文字之大體已備。形可象則象形，事可象則象事，無形事可象則會意，無意可會則諧聲。以文為母，以字為子，文能生字，字又相生。繁衍漸多，而有轉注(如：考、老)。轉注以本意相生，本意有感不足，則變通其義而有假借(如：「求」為毛衣，假借為祈求之「求」、「西」為鳥栖巢，假借為東西方之「西」)。四象為經，注、借為緯，此中國文字之所謂六書也。
中國文字雖曰形符，實多音標。而形聲會意，錯綜變化，尤臻妙境。現舉一例以說明之：大抵古語作「辟」音者，皆有分開在旁之意。故臂，上肢在身兩旁也。擘，大指獨分一旁也。躄，下肢離披不良於行也。擗，以手裂物分兩旁也。劈，刀剖物開也。襞，布幅兩旁相縫疊也。璧，玉佩身旁也。嬖，女寵旁侍也。壁，室之四旁也。僻，屏開一邊，側陋邪僻，不在正道也。闢，門開兩旁也。避，走向旁去也。譬，以旁喻正，使人知曉也。癖，宿食不消僻積一旁也，又或嗜好所偏也。此即許氏所謂建類一首也(建立同類之字出於一本，如以上所舉之字皆出於辟)。故凡造字，取聲符亦同時取其意義者即為轉注；取聲符而不具意義者為形聲。再進而言之，聲相通轉，義亦隨之，如辟通邊，邊通旁，又通偏，故通其聲斯識其義。
中國文字另一獨特之優點乃是能以甚少之字數而包舉甚多之意義。中國文化經歷愈久，但文字能溝通異代，其文字數量不單止沒有日增，反之；其常用之字數且較古時為少。古時事物較簡單，為分辨清楚或言談簡省，每物常作一字。考之說文，如：「騭，牡馬也。」今則直稱雌馬(牡馬乃雄馬,疑為作者之誤)。又馬額白曰馰，今則直稱馬額白。又馬淺黑色曰騩，今則直稱馬淺黑色。又馬青白雜毛曰驄，今則直稱馬青白雜毛。又馬銜脫曰駘，牧馬之苑曰駉，類此不勝枚舉。現今騭、馰、 騩、驄、駘、駉等字幾已不用，文字之簡省，此其一也。後世有事物新興，必有新興之言語。輪船、鐵路、電影、飛機等新事物，皆是以舊有之文字組合而成。所以無需增新字而義蘊卻日富。其實許多新事物，求之雅言，皆有相應字語可以借用。如車輪外胎，尋之古文，曰輮、曰輞。但現今直言車胎，或曰橡皮車胎，不必復用古文輮、輞等字。又不必另劊橡輮、橡輞之名，更不必為「橡皮車胎」另做新字。此實因中國文字簡潔，一字則一音，一音則一義。若單音單字不足應用，可連綴數字：而曰車站、而曰橡皮車胎，即目之為一新字亦無不可。像這樣連綴舊字以成新語，則字數雖有限而新語卻無窮，如此便可免去無窮增字之弊。
東漢說文解字，所收字數有九千三百餘，乾隆朝所刻武英殿珍藏版棗木活字共約六千數百字，但四庫鉅著、唐宋鴻篇，所用文字約略可包。民國以來，中華大字典所收之字不過四萬餘，但只備存體制，非關實用。至於今日社會一般常用，約一千二百餘字便綽有餘裕矣(與英文比較，其普通字典所收單字常逾四、五萬之多。據今所知，英文單字已超過一百萬個以上)。 中國最古的一部文學著作「詩經」距今約有三千年之歷史。但今日一初中學生，只須稍加指點，便可瞭解其大義。如：「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此句除一兮字外，其餘即一十歲之年幼學生亦可明白。故此一語，遂可成為二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一句傳誦不輟之成語。又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兩句，除思字外，霏霏兩字，須略加闡釋，而此兩千多年前的一節絕妙文辭，其情景，其意象，直令在兩千數百年以下之一個十二歲幼齡學童，亦可瞭解，且明白如在目前。若使一高中學生，得良師指導，可以不費甚大之功夫，對這一部兩千多年前之最高文學，能誦習其三分之一，應無困難。國人習熟，視若固然。但試問，世界尚有其他民族，亦能不費甚大之功夫，而直接誦習其兩千年以上之文字和文學作品有如中國之例否？
文字為表達文學的工具。以上所說的情況正是由於中國文字具有其獨特之處。與其他民族的文字相比較，其他民族語言與文字之隔離較近；而中國則獨較遠。因語言會隨地隨時而變，與語言較相近之文字，易受時地之限制而陷於地域性和時間性。中國文學則正因為其文字與語言隔離較遠，所以比較不受時地之限制。語言與文字之分途發展實為中國文化之一特徵。自「周尚雅言，秦法同文」，我國在二千多年以前「字形」及「字義」皆已統一。故雖廣土眾民，各地方言紛歧，並不影響整體人民之溝通表達。字形及字義之統一固然重要，尤有要者為書寫上使用文言文，而非各地採用自己的方言從事口語化的書寫(此即語言與文字分途發展之鐵證)。套用一句今天的術語：文言文實乃表達正確意思之一套程式，而文字乃此程式所使用之符號。故二千多年來，語音雖變遷不知凡幾，但用以傳達正確意思的程式始終如一(極其量在某些細節上略作修改而已)。因此，二千多年前的古書，其意思還是清楚如昨，瞭解毫無困難。
我可以毫不客氣的說：提倡白話文的人實在是目光短淺(如此說其實也算很客氣的了)，非徒不能瞻前，更不能顧後。使用了白話文來書寫，許多人認為沒有必要再學習已經用了二千多年的程式，而更多的人是沒有機會去學習這套程式(其實這程式是非常之簡單，只要初中程度已足夠應付。若加強訓練---須知現在學校科目眾多，不光是中文一科---則小學畢業已游刃有餘。)。如此，則二千多年來先祖遺留至今的文化遺產，不啻一刀斬斷。我們好像驟然和文化和歷史脫了節，而我們過去輝煌的文化終將渺不可及，可望而不可即了！尤有甚者，提倡白話文的人以為文言文必須學習才能書寫，不像白話文是口語化，說甚麼便寫甚麼，非常簡單，無需學習。若大家競相以口語寫作來表達意思，則廣東人用廣東方言書寫；福建人用福建方言書寫；江蘇人用江蘇方言書寫；不同地方的人各用他們自己的方言書寫，大家不再採用同一程式。試問不同地方之人，彼此如何能夠溝通呢？如此一來，豈非又復古到周朝之前了。或有人說：大家可採用國語(北京話)書寫，如此則有標準，則可共通化、普遍化了。這馬上引起了兩個問題。其一：既然要採用母語之外另一種方式，同樣是學習，為何不學好得多且已經通用了二千年以上的文言文呢？另一問題則更為嚴重。須知語音會隨著時代而變，口語也經常在演變。即使現在全國的人都懂得、同時也採用國語方式來書寫，但數十年後由於口音及語言之變化；那時回看數十年前所寫的東西已覺格格不入，更遑論百餘年或更長遠之後的歲月了。如此，我們的文化豈不是經常、且永不能銜接，永遠都只能夠處於嬰兒階段嗎？請看歐西各國，遠的如埃及不用說，即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今日歐洲人士能識能讀者有幾何？即在十四、五世紀時之文學名著，今日之宿學，非翻字典亦不能驟曉也。這就是他們文字與語言相結合的結果。
因此，我否定許多人肯定的「五四運動」。因為它一時衝動，盲目的打倒了傳統文化。我對許多人讚賞的胡適沒有好感，因他極力推行白話文。近代學者中，我最心儀、景仰的首推錢穆先生，他極力維護且積極宣揚傳統文化，並留下了許多著作。藉著這些寶貴的著作使我得以穿透白話文的斷層直探我們遠祖的心靈。吾生也晚，常以不能列入他的門牆為憾！星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乃寄居在海外之華僑，能在異域建立一以中國人為主的國家，且定北京話和英文為其並行的國家語言，以中文和英文為其並行的國家文字，確有他過人之處。尤其他沒有數典忘祖，更是難能可貴。可惜他在選取文字時，竟然用了簡體字。不管他是政治上，或其它任何的理由，我覺得這是一個難以原諒的錯誤！自從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統治了中國大陸，我不管他是如何地極權、如何地漠視民生；光是將傳統文字簡化成為簡體字，便是一項瀰天大罪。當初執政者的無知、淺見以及愚昧，造成這一永遠沒法原諒的絕對錯誤！他們自以為是的認為，中國字許多是筆畫繁多，書寫不便，於是大事摧殘，任意簡化，造成如今面目全非之後果。須知中國字每一個都有來源、有出處及有意義，其眾多優點在上文已詳述清楚。許多時候，對一從未見過的字，甚至可以望字以見意。而且除了很少部份的字筆劃比較多些之外，大部份都是筆劃簡單的。如今經簡化成簡體字之後，面目全非，非但不能夠望字生意、望文生義；更不妥的是：一個簡體字往往同時代表了數個以上過去所用的字，意義容易混淆不言而喻。而且每一個字都代表了幾個不同的字，即也具備了幾重意思。如此一來，無疑過去有些字是簡化了，但每一個簡體字本身的涵義卻增加了數倍，兩者相較之下反覺比以前更加不便了。再者，我們數千年以來的優美文化，經此一劫可謂喪失淨盡，書不焚而自焚。李登輝身為國民黨主席而出賣國民黨，身為中華民國總統而自甘墮落，叛國投向臺獨陣營，雖未蓋棺而直可論定其必遺臭萬年！稍可解釋者，乃其身為臺灣人之「愚昧、無知的」臺灣情意結在作祟(更或許是認賊作父的日本情意結)。但倡用簡體字的人，難道不是炎黃子孫嗎？為何做出如此數典忘祖，自絕於傳統的千古罪孽！及身而止也就罷了，而偏偏此舉卻又定必害延子孫，為禍無窮！我真不知其始作俑者在九泉之下有何面目面對祖列宗？
來源:周公子@WizQ.com
後記:不用多說,此人的學識是無庸置疑,敝人無法不嘆服.尤其在於他對於文言文的執著及熱誠,對我來說不單欣賞或拜服那麼簡單,而是他的說法也非常合理,文言文確是中國文字學的精髓所在,這是源遠流長的.
文言文是應該學的,但白話文並不等於不需學,白話文的特點在於使不同地域的人有一個溝通的機會,就等於普通話,;加上白話文的普及性比文言文好,更有助於提高整個國家的知識水平(並不是文化水平,例如歐美等國現今知識水平高,但也仍然有點野蠻,說開戰就開戰),這是文言文不能及的地域.不過,既然白話文普及,自然衍生出"濫文學"、"假文學"的情況,這是我不屑於創作白話文的"詩"及"散文"此些"文學"之主因(散文對我而言是溝通的用具,不是"文學")
作者也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正是白話文趨向口語化,各地各方言,使中國"語文"學受一定的限制.這是因為白話文普及得太爛之故,使語言與文字終於走上了同一軌道,這我稱之為"胡適之效應"(我手寫我口的後遺症),使文學越不像文學,沒有了專業及普遍認受性,留下的只是"泛文學主義",甚麼皆是文學,做成藝術泛濫,不知所謂.
此外,作者提出了由於文言文乃為統一的文字,確實有存在的必要;進而道出白話文(以國語為重)的普及性及認受性充足,但畢竟不是各地人的母語,是有點難度的.但若說中國人該學甚麼語言時,相信不少國人皆會認同以普通話為主吧?!說是因利成便,而導致語言文字合併,造成對文學的不良影響,這是無話可說.我也贊同語言文字分道而行的優點,雖說兩者分開,而其發展原理卻是相同,加上語言與文字的關連甚大,不需道一朝一文,只要說不同文體配不同語言就足以煩人.即既然文言文應為各國人所學的文字,而以四聲的讀法為最妙,莫非語言上就要維持於唐宋四聲的語言?而最有趣的莫過於現今江南各方言皆有四聲,那麼不就等於以方言為上了?豈不失卻了統一的意思?
進而推論之,以往普通"認得幾個字"的國人皆以口語學習為主,而文字上則幾近白話文學文言文不也有點"要採用母語之外另一種方式"的味道嗎?不少文言文大家以往皆需要先輩指導,很少自學成家的,那麼白話文不就是普通國人的生活橋樑嗎?再說,以前文言白話分開的時候,兩者皆有文學味的,如四大名著中只得三國演義為文言體,當然你可以說文學此時已開始衰落,但同時也可看出明代人已經開始接受說書人的白話寫作,承認它的地位(其實不少文學家都不認同其文字文學性,他們所認同的是那故事情節,他們認同的可能也與寫作的為以白話文生活為主的說書人帶有些少寬容),即白話文自明以後也是有可取之處.而現今的白話因過於普及而沒有了文學味,則是後話
言則口語法雖隨年月而變,莫非文言文就沒有變化?自韓愈奇軍突出,始重僻字後,形成了文而不文的形勢,即文言文已變成了玩弄文字的途徑,而不再是文學藝術了,與現代的"詩"實在是沒兩樣.不過文言文由於結構用字有其特性,不僅顯現出中國文學及文化的精髓外,更能表現一些白話、語言不能表達的意思.而韓氏的主張,則可視之為一奇
最後,敝人反對簡體寫作,是人盡皆知的事,至於原因如何,看上文已知端倪(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原因:白話文算是使知識普及性的方法,但由此卻極重破壞了中國文化,若再加上簡體字的"侵略",這樣的"文學"還有"文學性"、"藝術性"可言?)
故為何我支持有白話文而不支持簡體字,只因語言與文字雖分道而行,卻有配合性,但簡體字則不見得能比繁體字多配合白話文之餘,也大大減少了中國文化成分,此果真棄祖宗之典的做法
總論之,我並不覺得白話文普及是不好的政策,但白話文只可視為溝通的方法,並不能成為"文學藝術"的途徑.始終"文學"實在是與"文字"有關的,文言文確實能發揮其文學性,而白話文只能發揮其普及性的作用而已.故白話文並不可能干涉藝術範疇,也沒有能力進入此.(這是為何我極不喜歡湯文鋒此類沽名釣譽、以賣文為樂的人的原因)文言文始終也是進入文學藝術的不二法門
補註:此作者說起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是亳不客氣,敝人與他可說是文友的關係,他的學識實在不能不拜服.言則許為學識牽引,導致語感上製造了不少盲點,可能是其一失.我想私自請教他他的論說會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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