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有情 風月無關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妙法蓮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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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皆能在這個時代仍然肯認儒家哲學此一被誤解已久的哲學思想還存在於東方社會，且也進一步承認它當是亞洲，尤其東北亞的哲學中最具代表性之一的「顯學」，並能體會其對於整個華人文化甚至生活面有舉足輕重之影響，那麼我們才能繼續談下去。自漢代之後儒家與法家莫可奈何地相即不離，六朝隋唐的儒學發展之程度不如漢、宋，此乃就當時整個學術環境與發展來談。而儒學至宋代，一變而有新儒學之稱，此一「新」字，自然有提振復興的意味。宋明儒不像漢儒專走解經字義與訓詁，更不像清儒的實學風格（雖也有呂氏等的事功派），這屬儒學史的問題，此便不復細談詳究。以下來談談兩日下來我聽論文與親摰師長們的一些感想與思考，以略作二三語之後記。

我必需說劉述先教授確是一位新儒家中用力於宋明新儒學至深的學者，當代新儒家有他之承繼，亦真是一大幸。他將多年以來關注朱子哲學研究的心得「理一分殊」往上提升，而成為關注於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之情境下的 「理一分殊」。道德哲學研究走至今日「全球化時代」，本就該當轉向全球倫理宗旨之追求，這才是自牟宗三先生「新外王三書」（註1）以來的一種精進，即一儒者的外王精神能夠真正落實於世，而非空談希望世界和平，而這種精進更是新儒家於現實社會與時代的一回應。另外如楊祖漢老師 、楊儒賓、祝平次、曾春海、葉海煙（曾師事方東美、唐君毅）等中生代的教授們，也都是目前台灣學界研究中國哲學極大的「動力因」 。不過我深刻感受到目前研究儒家哲學者，已經非常分明的有新儒家與非新儒家的論述。當然，這兩天期間都是能夠客觀地處於兩說之間而不偏袒某見，不堅持師說者，因此也才能對於兩說進行「典範的詮釋與重構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我想，若就目前中國哲學的學術界而言，應當可說是個後新儒家（牟宗三）時代，如何調和折衷非新儒家與新儒家之間的一些癥結，該當是新儒家在這個時代面對的一大問題，更可說是兩岸三地中國哲學界的一問題，因為大陸學者如陳來、楊國榮、楊澤波、彭國翔等研究者 (以研究宋明理學出身)，皆不可能不注意到梁、馬、熊、方、張、唐、牟、徐等諸先生作品（註2） 。想當然者，新儒家第一代第二代至今一直都有著自己時代的問題該解決 ，從國破家亡的憂患到五四以後的文化價值之質疑，從點明中西文化之異同到振興傳統之核心價值，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時今日，而如今的世道人間該解決的問題為何？這應當是吾人吾輩的思考空間。個人以為，新儒家之功過或優劣如何，其實已不是吾人於此時代當再致力放大或解釋之的，真正重要的是站在此一基礎上展開新的使命及任務。

而究竟新的使命、任務是什麼？我想也就是對「典範的詮釋與重構」。當代新儒家已然樹立一套典範，但那當是屬於那個時空之下的典範，那個時空自有其血肉靈魂，因為今時彼世有所推移，人情與物理相異，自高達美《真理與方法》以來，黃俊傑亦提倡中國詮釋學之後，中、西方都各有其詮釋學的獨語。詮釋者解釋也，這套學問雖來自西方，然而中國歷來的經傳、注疏、箋釋、正義更是自成一系統的詮釋學。面對文本，我們總都是各依其情，各持其理，而隨所師解，荀子所謂「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詮釋學之魅力在此，絕不當只是作為一方法論。而對於一典範我們理當做此一時代的詮釋，經典之成為經典，我已在他文做過敘述，我想簡單言之，即因為它有吾人可用之不竭的意涵與養分，可供任何時代的閱讀者及詮釋者都能取之以為用，變通以為其體。重新建構更是經典詮釋之後的重要工作，這是個後現代的世界，我們總都要解構後再結構，破壞後再重塑。重建很是辛苦，中國哲學的研究不能只侷限於一純粹思想的研究上，經學與哲學皆是學術史的重點，哲學史與經學史之不可分割便是如此。而中國宗教發展史更可說是另一大座標，會通、交涉、內化或抨擊，思想總是極為多變多樣的。

最後略談兩天來的所見，回東吳後在研討會上遇見學弟妹與以前的老師是一件令我很開心的事情，當然也有不少朋友問我回去幹嘛。而與老師論學，與學弟妹探討論文之所言也是件高興的事。不過，真的感覺時代差異果然很大了！過去那種尊敬彼此的感覺似乎難再找尋，我忽然有種與韓愈、歐陽脩相同的感嘆。當然，在大二的這個時間點，能夠去聽「儒家哲學」這主題的研討會，已屬勇氣與精神可嘉，故我說「聽不懂是常態」。尤其在不重視義理探求，惟重視詞章考據的學風之中，要能好求義理之所論，大概會是個異類（我就是一個）。而與恆嵩師在會場外相遇、一起聊天更是令我開心，雖然聊得不多，但透過他與另一位學姊談論經學問題，我也所得不少。

恆嵩師的研究主要是經學史與《尚書》學的，我的基本功若說打得好，則皆是受他與另一位老師當年的苦心孤詣所影響。我對經學史、文獻學上的興趣更是來自於他。過去我偶而才敢去問他問題，旁聽他講《左傳》、《史記》者，都要汗顏自己不夠用功努力。我想我在東吳得到最多的，該都是習得他們治學的精神與堅持吧！一直以來我都承認東吳是擁有極保守的學風的地方，從早期至今都是以走小學、經學、古典文學為主，這般的保守雖有缺點，但如今想來，卻也特別懷念。還記得東吳校內的便利商店不賣菸酒的，這聽來的確驚人，過去這點我雖不大受影響，卻也感到很訝異，畢竟偶爾還是會小酌一番。但後來想想，這確實是好事。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懷念那個純真而不加調味料的當初。因為，回首是一種習慣性舉動。當我們脫去制服許久後，總還會再拿起來穿個幾次。總之，我想我們之適合成為一中文人，便在於承認自己無法抵擋古舊事物之魅力。關於學姐與恆嵩師在清代經學史上的探討，主要集中於春秋公羊學的問題，對於漢宋之爭我略有所知聞，因此清代學術史我興趣自然不小，故在此就所聽到的討論內容來作一小小抒發，以做本文的小結吧！

漢學與宋學本是兩不同風格之學問，此涉及論學角度與心態不同，也更是方法論的不同。而我更以為，此不同從漢（劉歆上〈移書讓太常博士〉）後的詮釋便已涉及政治問題。經學史上無論王霸雜用，荊公薪學也好，實學之乾嘉也罷，漢儒、宋儒與清儒，自是代表了中國詮釋學的精采。而公羊一學派就我所知，要非常州莊存與、劉逢祿等人的提倡，今文派在有清以前，兩漢以後，卻也業已不復董生時的「猖獗」。言其「猖獗」的確是我的唯心論，而我之專業領域既不在經學，也無能復有何言。總之，論學之相往來真是貴在「友直、友諒、友多聞」，以此志之。

（註1）：「新外王三書」指牟宗三《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
《道德的理想主義》三書。

（註2）：指當代新儒家之開創及後繼者如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方東美、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一般皆以熊十力為開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