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山
十月底一天的傍晚，我照例到清華的大操場去散步。和往常稍稍不同的一點是還帶了一本書的草印本，準備在散完步後，到操場後面山路旁的椅子上去看。
我第一次看這草印本是2002年底。也是在這大操場，碰到也在散步的管先生，他照例的慢下來，陪我一邊走一邊閒聊。他告訴我口述回憶錄已經完成，相當滿意，準備出版，要我先看看，並且要我「寫幾個字」。
當天晚上，他就把書稿和序一塊兒拿來，我仔細的讀了序，也快快的翻閱了本文，一口氣的讀完了（當然有些地方是跳過的），很感動，也屢屢的掩卷反思。過了兩天，把書還給他，說等出版時，一定為它「寫幾個字」。
後來，我們在操場上還碰了幾次面，卻再沒提起此事，只是隱約知道出版的事正在進行。然後，就是2003年三月二十日，完全沒有預知，連手也沒有揮一揮，管先生就忽然的走了。
幾位朋友商談管先生的遺事，知道出版回憶錄的事，進行並不順利。雅明兄接洽了幾家出版社，都不太願意接；傳主在台灣的知名度不高，台灣的讀者，對大陸上建國前後一個紅專樣板的故事未必有興趣。管夫人來台短短三天，對出版本書也表示強烈的保留意見。這樣，出版的事就擱下來了。
2004年2月，雅明休假在美國，希望我協助完成出版的事，並且寫了正式的授權書。他在美那段時間，我的確也接洽了幾家出版社，但都碰了軟釘子。出版是極現實的事，台灣這麼一個小小的市場，一年有五六萬本新書上市，有些書送到書店，還沒上架，就原裝退回出版社，一個出版社，賠個幾次，業績就會由盈轉虧，再多幾次可能就撐不下去。
所以，最後還是回到原點，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天下文化協助發行。清大出版社是彭宗平教授的得意傑作。當時他任教務長時，有一天，他很興奮的告訴我，清大出版社終將成立，會幫學校開源。大學有個自己的出版社是好事，但是要靠它開源？我是極度懷疑。果然，出版社成立後爭取的第一本書也就是吳大猷先生的「Lectures on the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Non-equilibrium Thermodynamics and Statistical Theories」，這是吳先生晚年盡瘁心力之作，但所講的是一個偏僻冷門的領域，所用的是嚴謹古典的方法，書名是如此的詰屈聱牙（但此是吳先生自定的，誰也不敢改一字），其銷路可想而知。為了出版此書，出版社還認真的來和吳大猷學術基金會協商（因為吳先生家屬把吳先生著作的權益轉贈給基金會了），基金會當然慷慨同意，但後來究竟賣出幾本，我屢次相問，宗平都支吾其詞，漸漸的也就成為學校最高機密，諱莫若深不便觸碰的數字了。
但這也許就是清華之所以為清華吧。新竹清華的建校校長梅貽琦有句名言：「大學之大不在大樓在大師。」但大師之所以為大師不只授業還要傳道，更要領導風氣，這在以理工為重的新竹清華大學，要想承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位真正大師之餘緒，就非常困難，而大師之為大師也還有必要的一點，人品風格可為當世典範，學校當然也要有她的格。清大出版社年來出的書不多，但都夠格，不與時俯仰，其事雖小亦足以窺大，很值得我們清華人引以為傲，只可惜在一切向「錢」看的今天，這樣的風格恐怕也維持不久了。
出版社的問題解決，管夫人的意見卻成為出版最大的阻力。管先生去世後管夫人大部份時間居留美國，她從美國打電話回來，反對此書此時出版。而且表達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強烈，一次比一次明確。她和我在電話中說著說著就哽咽起來：「你們外邊人不知道，這書的出版，會給我們管先生的家屬帶來多大的麻煩！」隔了三千里的重洋，還能感覺到電話中傳來的恐懼和不安。
我確實不知道不了解，被管夫人這樣一說，就又把管先生的回憶錄再讀了一遍。橫看豎看，怎麼都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反右文革的回憶錄，我也看多了，比這本回憶錄寫得兇的多得是，惟一不同的是最後幾章裡，管先生顯露出來的倔勁兒。我讀到那兒，都不禁「唉」一聲；真是個倔老頭！人家容著你，打馬虎，可你卻還纏著去爭是非、爭黑白、天下事，除了碁盤上，那有那麼黑白分明的？但也就是這股倔勁兒，讓管先生在科學領域中，得到真實的成就，在社會活動裡，得到真誠的尊敬。說不定，說不定哦，原始共產黨員也就是靠這股倔勁，贏得天下的。不過，管先生管夫人那一代，肯定為此付出太沉重的代價，到今天成了驚弓之鳥，再怎樣也不願多惹是非了。
在那個時代，你一定得遵命講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話，現在你可以不講自己不相信的話了，這叫做沉默的自由，從孩提時起，把沉默的自由當作空氣一樣自然享受的人，就像不了解空氣的可貴一樣，當然不會了解沉默自由的可貴。但對那曾經經過一切的一代，卻不會這樣不知天高地厚。
「已經可以不講自己不相信的話了，幹嘛還要爭著去講自己相信的話呢？」他們會這樣想。
我雖然不懂管先生的回憶錄有什麼不妥，卻還懂管夫人為什麼會如此不安，而出版的事就這樣拖下來了。
秋去春來，2004年9月雅明從美國回來，又談起此書，他在美國也接到管夫人的電話，回來後又接到管夫人的信。一些清大物理系的同事，也接到類似的信，主要是附上一封以我為對象，要求不要出版的正式函件，寫得很嚴厲，有點依法論事的味道。
看來此事總要作個了斷，就問雅明，究竟還想不想出版？「這本回憶錄，你才是正主！」雅明想了好一會兒，回答是肯定的，我就說，那我幫你去問問。
問問的結果是；依法而言，管先生已經讓雅明錄音，並有書面授權，授權書是2002年3月15日簽的，確有「此項錄音內容之發表，應在事先得到管惟炎教授同意」的但書，但一年之後，此書完成，管先生寫了序，又給不只一位朋友傳閱，顯然是同意出版，因此法上絕無問題。
再說理，雅明和何淑鈴女士為此書作了二十餘次每次二小時許的錄音訪問，編排整理又不知若干次，因此，此書傳主雖是管惟炎，作者事實上是李雅明，就此「淹」了，對雅明太不公平，這是系上朋友共同的看法。其實，雅明編這個回憶錄，完全是義務的，只是希望為歷史留下一個記錄。
剩下來就是情了，出版了給管先生家屬添麻煩，不出版又讓管先生遺願未了，也對雅明不公平，怎麼辦呢？這可真令人為難了。
因此，這一天我帶著書稿來大操場，準備再看一遍作個決定，在這操場上，管先生第一次向我提起此書，也許他在天之靈，可以引導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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