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當天原本是在台北「圓山飯店」二樓召開年底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的黨外中央級民意代表選舉後援會（當年年底進行的是「中華民國第一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上午進行完正式提名的工作，從下午一點半開始，與會人士針對「成立組黨籌備委員會」議程的討論。
朱高正登高一呼 民進黨成立
當多人發言後，上午也被正式提名為年底黨外立委候選人的朱高正在兩點十分左右上台發言：「我堅決反對民主運動發展到這個階段，大家還坐在那兒討論組黨籌備委員會。當年雷震還在籌組政黨階段，就已經『雞鴨鳥仔抓到沒剩半隻』。組黨靠決心與勇氣，我正式建議今天、現在就宣布組黨！」
朱高正當場還提出了詳細的辦法：將上午獲得「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提名的四十一位黨外候選人，做為新政黨的共同發起人，如果在年底投票日前，這些人並沒有作奸犯科，而國民黨又逮捕其中任何一人的話，四十一人就全部退出選舉。如果國民黨因為黨外組黨而抓人，就讓它成為國際矚目的政治新聞！看蔣經國敢不敢賭這一把？」
「組黨」是長期以來被黨外人士奉為「至高無上」的理想，朱高正當時登高一呼，立即獲得在場黨外人士的熱烈響應，全場強烈要求「立即組黨」。台下的黨外人士並且紛紛上台討論黨名，有人說要冠上「中國」、有人說要冠上「中國台灣」、當然也有人說只要冠上「台灣」即可，後來的黨名「民主進步黨」是謝長廷提出來獲得參與黨外人士認可的。
當天在場的人，如果曾經有心觀察，一定不會忘記當時坐在台上的大部分領導人，在聽到這個要求時的錯愕神情。其實黨外領導人藉著「萬年立委」費希平帶頭當作安全瓣，已經秘密策劃「組黨」多時，但是，始終不見落實動作！或許他們遲遲未敢將「組黨」付諸行動的顧忌之一，就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只要組黨，就會抓人！」的黨外傳承經驗。
林正杰總統府「送鐘」 被捕入獄
早在「組黨」前的九月三日到九月二十七日這段時間裡，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在提出證據揭發其他議員在台北市銀行超額貸款的情事之後，在被檢舉人提出控訴的誹謗官司中，法院罔顧「議員議會免責權」的司法迫害官司即將進行宣判。林正杰於一審定讞宣判之前，即決定「放棄上訴，選擇坐牢」，同時進行為期近一個月的全省「林正杰街頭狂飆」運動。
九月三日，台北地院宣判當天，林正杰高舉「司法死了」的布條到法院門口，並由台北市黨外「首都公共政策研究會」理事長康寧祥、部分會內黨外公職成員，以及關心司法迫害的黨外人士（包括「新潮流系」的邱義仁等）陪同一齊在場聆判。聆判完畢，林正杰帶領三、四十位黨外人士，突破了台北地院前的警力，衝到總統府「送鐘」。
此後每天進行的街頭運動場景，在戒嚴時期中持續了近一個月；一直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林正杰議員由日後成為第一屆民進黨黨主席的江鵬堅與多位民進黨中常委，以及來自全省的黨外基層領導人的陪同下，進行「歡送林正杰入獄考察」遊行活動。從和平東路三段遊行到博愛路台北地方法院「接受法院逮捕」（不是「報到」）；接著由「人民和平占領法院」，並在台北地院內張貼寫著「有錢判生、無錢判死」、「人民的法院是正義的堡壘」等字樣的海報。在「檢察官不敢出面『領犯人』」，雙方僵持了七、八小時後，檢察長找了黨外的康寧祥，康寧祥則找了林正杰當時的妻子（即筆者）一同進入檢察官辦公室協調，要筆者請林正杰自己走進辦公室「報到入獄」，筆者則要求檢察長自己到大廳逮捕「犯人」。
林正杰被捕入獄的第二天，「民主進步黨」在「圓山飯店」二樓會場群眾的熱烈要求之下，匆促地宣布成立！台灣社會幾乎無法從新聞媒體中找到上述歷史事件的存在記錄，更令人詫異的是，民進黨中央所撰的黨史中，對於這類記載亦付諸闕如。
從一九八六年九月以後，黨外支持者也因為參與「林正杰街頭狂飆」而有了「默契」──參與示威抗議活動之後，一定要走上街頭遊行。這個「默契」的目的是為了要衝破戒嚴時期不准集會、結社、不准遊行的限制。雖然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成立，但是，由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未取消，民進黨於法仍屬國民黨政府一再強調「必須取締」的「非法政黨」。因此，「非法的」民進黨決定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日舉辦「抗議戒嚴三十八周年示威遊行活動，要求解除戒嚴」活動，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了！
與國民黨私下協議 背叛承諾
然而，滿腔熱情地從全省各地趕來參與當天「示威遊行活動﹂的黨外支持者並不知道，就在那兩天，當時的民進黨中央早就與國民黨政府達成協議──絕不走上街頭！
一九八七年，我是「非法的」民進黨第一屆三十三位中央委員之一。由於前一天就知道，民進黨中央早就決定了「絕不走上街頭」，我從下午活動一開始，就走到警方設在國父紀念館仁愛路出口的蛇籠拒馬內等待。大約過了兩個鐘頭，國父紀念館廣場上的演講剛結束，民進黨「中央要員」帶領支持者一直在國父紀念館廣場上繞行，以示堅決抗議的態度。我預判的狀況終於出現──看不慣領導者帶頭打混，有近百位男性支持者湧到國父紀念館仁愛路出口的蛇籠前，高喊著要衝往總統府。我「仗著」在街頭運動中一向站在抗爭第一線的「光環」，獨自杵在蛇籠與民眾之間，高聲勸阻民眾不要自亂陣腳，以免「被國民黨嫁禍給尚未合法的民進黨」。那些堅持要衝到總統府的支持者，就真的打住了！那天，我一直守候在當場，直到活動完全結束，才離開蛇籠前面（那時，鎮暴用的蛇籠才剛開始在台灣出現）。
事實上，我擔心的是這些支持民眾在衝的時候，會被蛇籠的「倒刺鉤」刮得遍體鱗傷。當他們自認是為了「台灣民主的前途」往前衝時，他們並不知道，民進黨的高層早就與他們誓言推翻的國民黨政府達成了「絕不上街頭」的協議！
筆者從一九七八年即已正式登記為黨外助選員，選擇加入黨外陣營。多年的運動經驗，最感痛心的就是：親眼見到黨外支持者一本初衷地熱情奉獻，卻不知道他們的領導者早就背叛了當初對人民的承諾！
蓬萊島事件 扁塑造第一勇形象
一九八四年，邱義仁剛從美國唸完碩士回台。他與日後共組「新潮流」派系的幾位年輕人，在「黨外」發起當時所謂「路線之爭」的權力鬥爭，利用黨外雜誌為輿論工具，發動「雞兔問題」（意指兩隻腳的雞是「乾淨」的黨外專業公職人員，四隻腳的兔是「做國民黨生意」的黨外公職人員）批鬥。「雞兔問題」在黨外內部如野火般延燒得如火如荼之際，黨外公職人員祇好召開會議討論，會中決定「為了黨外的團結形象」，不該讓國民黨利用媒體炒作，製造黨外分裂的印象。
在討論過程中，陳水扁議員始終維持「燦爛的笑容」，沒有發表任何意見。當會議完畢，議場大門一開，陳水扁面對起記者，卻高分貝痛批那些比他早了十年以上就投身黨外反對運動，但是眾知涉及包工程的黨外公職人員。然而，當時擔任台北市議員的陳水扁，居然「忘了」他自己是國民黨所投資之「陽明海運」的法律顧問。
在資訊封鎖的戒嚴時期，陳水扁這番義正辭嚴的現身批判，經過台灣媒體的大力傳播，黨外支持者「終於」發現陳水扁的「道德」與「勇氣」真是足以做為黨外公職人員的表率。
更鮮為外人所知的是，在一九八四年年底，陳水扁擔任「蓬萊島」雜誌社社長，遭國民黨政府利用有人指控他涉嫌誹謗，利用官司對他進行司法迫害。一審定讞後，陳水扁等人遭判刑一年，民事賠償兩百萬新台幣。知道判決結果之後，陳水扁正義凜然地誓言「絕不上訴」，並立刻巡迴全省舉辦「坐監惜別會」。會中他向群眾募款，籌得基金的數額，足以讓他支付官司中新台幣兩百萬的民事賠償金。六○年代以來，從來沒聽說過哪個反對派人士敢公然宣稱「絕不上訴」，同時，在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也一直沒有出現非選舉目的的演講大會。痛恨「顧面桶」（閩南語「國民黨」的諧音）的全台黨外支持者，發現竟然有這麼一位年輕有為、前程似錦的台灣人敢於不畏強權，寧願坐牢也不低頭，其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感人至深，支持者莫不感佩萬分！
後來，陳水扁發現律師公會規定，凡獲判（含）一年以上徒刑者，即取消律師資格；於是，陳水扁「禁不住家人大力反對」，由妻子吳淑珍代夫提起上訴。上訴期間，陳水扁參加一九八五年年底的台南縣長選舉，落選謝票時，吳淑珍不幸遭拼裝車撞成半身不遂。而祇有二審機會的誹謗官司結果，將陳水扁的刑期改判成八個月，他依然必須入監服刑，但他的律師資格則無喪失之虞！
在這樣的過程中，陳水扁成功地塑造自己在選舉期間自稱的﹁台灣第一勇、第一衝」的封號與形象；而這樣的形象，竟然也都如此地烙印在黨外支持者的腦海中。熟悉戒嚴時期黨外民主運動的人都非常清楚，陳水扁律師走的是「議會路線」，他非但不是街頭路線的擁護者，而且當台北市議員謝長廷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甘冒坐牢危險，率先喊出「台灣獨立」時，陳水扁根本絕口不提他對統獨的主張，甚至在傳出情治單位要逮捕謝長廷後，「台灣第一勇、第一衝」的陳水扁也保持沉默。
筆者也親眼見到陳水扁在戒嚴時期與統派人士的親密互動。由全省三千多位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及其家屬所組成的「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員以台籍人士為主，是個向來言明主張「中國統一」的「互助會」團體。他們在戒嚴時期每年皆利用生日餐會的名義，於台北市民權東路「蓬萊餐廳」舉辦大會。陳水扁曾多次到這個「統派大會場」中，拜託在場人士支持他的選舉活動，當時，他所持到場的理由，更竟然是宣稱：「我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
編按：《新新聞》即將出版的【被背叛的台灣人】（暫訂之書名），是由長期投身反對運動知名的民歌手楊祖珺所親撰，本書記錄著從她的角度，所參與和體悟的台灣民主化的變動，在身為民進黨創黨三十三位中央委員之一的她的記憶中，十八年前，民進黨創黨的故事，卻是另一種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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