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軍購與戰力弱化的台灣軍隊
張友驊 （軍事評論家）
在台灣有關三大軍購議題的討論，經當權者有意將此議題操弄為「愛台」、「賣台」之爭後，軍購早已成為政治角力的犧牲品，不具公共政策辯論的意義。
對軍系而言，軍購是則涉及專業、牽涉層面相當廣泛的裝備採購問題。舉凡兩岸關係發展、美台互動的戰略規畫、武器採購需求、成本效益分析、預算總額編定、作戰準則研修、人員培訓、組織編裝、武器操作、後勤維修、戰力維持、兵力部署、作戰效率等問題，均與此息息相關。所以軍系在推動軍購過程中，異常強調戰略規畫、採購需求、預算額度、爭取時效、使用效率等政策說明，意圖說服立法院朝野黨派支持軍購案，於短期內通過特別預算，來完成軍備整建工作。軍系樂觀的做法，不敵當權者有意操作，結果「專業」屈從政治考量，使軍購案反而成為朝野攻防的標的。
此因當權者為操作軍購議題，一方面捨專業而不用，將軍購額度一再向上調整；一方面基於選舉考量一再將軍購議題炒作為「愛台」、「賣台」之爭，類似這種「只問立場、不顧是非」的「政治勒索」模式，在野黨派怎麼可能接受，其結果當然是「爭議難解」。
台灣軍購問題爭議難解，如同8年800億元治水特別預算的編定，問題不在於治水，而是透過選舉進行「用錢綁樁」，不見執行規畫解決問題。這是當權者執政以來一貫的決策風格，反映在軍購議題上，即是「貼標籤」式的軍購能獲得多少支持不是重點，反而是當權者能得到多少政治利益才是其考量重心。
確切的說，類似這種被標籤化或政治化的軍購案，戰略規畫、採購需求、金額多寡、作戰效益、使用效率等問題的討論，從來不是當權者關切重點，而是以此為餌，於內直訴支持群眾，指控在野黨派反對或不支持軍購，就是與北京隔海唱和，破壞美台邦誼。於外訴諸美國，暗指軍購卡在立法院全然是在野黨派杯葛所致，以此掩飾當權者應負之政治責任。
軍購紛擾之起當權者固然要負政治責任，但相關單位為配合其作為，援引軍購為政爭籌碼實有檢討的必要。細觀軍購案爭議過程，不難發現相關單位為取悅當權者，一方面散布不對等資訊激化族群與南北對立情緒，促成言論兩極化，使議題討論從無交集。一方面操弄美中台三邊關係發展，造成台灣向美採購軍備係抗衡中共對台軍事威脅的必要措施，暗中對群眾表示只要軍購過關，美國必然會派兵協防台灣。在一方面相關單位派員至電視台做政令宣導，拒絕與反對人士進行政策辯論，大搞一言堂的結果，反而有損軍事專業形象的建立。
三大軍購案沾染政治色彩，加上「標籤化」朝向「愛不愛」台灣發展，事件演變至此，已非單純的購案，縱使軍購條例未來能闖關付委，一個喪失專業立場的軍系，一位操弄議題的當權者，怎麼可能規畫出良善的軍購制度？台灣朝野為此付出的政治代價，及對軍心士氣所造成的影響，後果實難估計，值得朝野深思這則問題的嚴重性。此因台灣過去沒有一筆軍購案如此政治化，也沒有一筆標籤化的軍購案會引發朝野嚴重對立。事實上朝野之間嚴重對立可透過國會機制化解，然而由當權者誘發的族群與南北情緒對立，恐非短期內所能化解。
具體的說，當權者將軍購視為可操作議題後，不惜運用標籤化策略，將戰線拉長。如公投綁大選議題設計，簡單說來就是「要和平、反導彈」，待遭否決軍購案進入審查階段，當權者政策急轉彎改提「軍購過關、價格好談」的口號，為達成目標，從民間到軍系、從投書到叩應，其核心內容都反覆強調「反軍購等同不要國家安全」、「反軍購等於不愛台灣」之言論，使愛不愛台灣與要不要軍購巧妙連結在一起。再者如「南部不理解北部反軍購理由」、「北部不了解南部支持軍購立場」等言論的提出，使軍購議題無限上綱至國家認同危機，其所產生實質性的混淆效果，對朝野尖銳的對立，與軍系對反軍購團體毫無緣由的敵視，於短期內恐難化解，問題拖下去對誰有利？答案已不問可知。
既然軍購議題已被當權者視為「愛不愛台灣」的指標，而「愛不愛台灣」亦是作為認同「本土政權」的標準，而本土政權又是代表台灣的國家立場，於此軍系內部怎麼看「軍購問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性就顯得格外重要。軍系看軍購當然有其立場，乃是無庸置疑的事實。然而就「國家認同」角度觀察，軍系支持軍購，不見得「信服」軍購與國家認同掛鉤作法。畢竟武器需求與軍購政策之間必須靠國家認同價值觀來訓練或培養部隊，而不是讓部隊服從政治需要進行軍備採購。約略的說，國家認同的價值觀是所有軍事訓練的最高目標，遠比訓練使用武器還重要。一旦價值觀迷失，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徒有裝備若不能形成整體戰力，如同廢鐵。以此論斷，當權者若有恃無恐的將軍購政策無限上綱至與國家認同問題掛鉤，將愛不愛台灣視為軍購通過與否的指標，操弄軍購成為選舉吸收選票工具，將軍購援引為藍綠對決的利器，運用軍購拉美下水壓制反對聲浪，使軍購屈從於政治需要，縱然買回軍備也無法形成整體戰力。此因作為本土政權的台灣、藍綠對決的台灣、南北對立的台灣、族群激化的台灣，以引進新裝備的模式來強化戰力，顯得不切實際。若當權者仍視軍購為政治操弄議題，引進裝備反而增加內部的矛盾，致使部隊對國家認同價值觀產生混淆，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再好的軍購都解決不了浮動的軍心。
軍心浮動必然影響部隊訓練與紀律，在三大軍購爭議難解的同時，軍系內部發生三項重大事件。一是聯勤203兵工廠發生彈葯爆事件，一是馬祖繼金門之後發生彈葯庫爆炸事件，一是戰車連發生連長殉職事件。表面上看均是孤立事件，但綜合觀察卻暴露出軍系內部的重重危機。顯示軍系問題，不在於武器系統的老舊待換，而是訓練能量不足、後勤維修無力、應變機制癱瘓、軍紀管理鬆散、彈葯清查不力、物料配給不當，類似問題均發生於基層，說明部隊意外頻傳早已損耗基層應有的戰力。基層單位如此，而高司單位人忙於事，為長官視察居然花樣百出還自詡為「創意」，導致軍中形式主義成風，馬屁盛行的結果，部隊戰力如何維持頓成問題。
基層部隊戰力弱化起因從役期減縮到軍紀渙散，誠然為原因之一，但真正關鍵在於「訓練落伍、管理落後、知識不足、應變不當、技術不良」。這五項評語出自美軍的觀察，從聯合防空、空軍、陸軍、海軍、海陸到指管通情小組來台觀察台灣軍隊戰力後的心得報告，認為台灣軍隊無法適應一場中、高強度的現代化戰爭。
美軍客觀的評語精確點出，台灣是以機械化戰爭的管理模式來解決資訊化戰爭的問題。所以對現代化戰爭的認知不足，是台灣部隊戰力弱化的原因之一。換句話說台灣部隊轉型必須融合指揮、技術、管理、 知識於一體的教育體制，延長人才培育時間，才能達到資訊化戰爭的初步需求。
確切的說美軍要求台灣軍隊戰力提升，一是知識累積，一是時間累積，這些都是無法速成的改革事務，恐與台灣整建目標相違。依據美規合格的步槍兵受訓時間至少半年、砲兵一年八個月、裝甲兵二年一個月。而海軍因武器裝備精密度高，培植一位成熟的士官時間長達十八年。至於空軍飛行員時間至少六年，飛彈兵為五年。仔細翻閱美軍軍、士官指南等聯合教令，不難發現美軍為適應資訊化戰爭需求，基層部隊2/3時間用於訓練，1/3時間用於培訓。反觀台灣軍隊因任務繁多，培訓時間移作其他用途，訓練時間美其名是「教、訓」合一，實質上卻搞速成教育。故而外購軍備來台，能否迅速形成戰力？效果令人懷疑。
具體事証如台灣引進愛國者Ⅱ型防空飛彈，整個飛彈司令部熟悉電腦操作程序而用於指揮作戰的資深軍士官僅有5％，所以從首長、單位到基層領導，操作飛彈的永遠是那批少數人，這則現象若不改善，「外購裝備迅速形成戰力」頓成泡影，結果是裝備不敢用，人才不能留，付出代價之高，難怪美軍批評台灣軍隊是「巴拿馬第二」。
由於台灣建軍模式永遠是由上而下的指導，或任務指示的領導，缺什麼裝備就買什麼裝備，毫無聯戰需求概念，三項重大軍購決策出台亦是如此。其間決策反覆、政治操作、金額數改，相關單位從不言明裝備買回來可能遭遇的難題。甚至面對外界質疑，8艘潛艦、12架P3C、6套愛國者Ⅲ飛彈，這些數字是麼計算出來的？有關單位也不敢回應，說明三項軍購爭議難解，有許多難以言喻的內情。
其實台灣外購軍備之多，已造成海、空軍種負擔，而陸軍缺裝比率由30％升至36％，戰力殘缺已是陸軍亟待解決的難題。海空軍消化不良，徒有機艦卻編現比不足，部分裝備只好封存。陸軍則寅吃卯糧，戰力低落無人聞問，三軍不均衡發展，正等於一個偏食的人，如果習性依舊，不管他如何振作，毛病依然。看清這一點，結局就很明朗。引進三項軍購只是加重三軍偏食習性，毛病既解決不了，沉苛難起也勢屬必然。故而台灣欲解決戰力問題，應先從改善體質著手，而非借「外食」達成虛胖的目標。人體如完整的系統，各項器官具整合功能。相對於軍系若完成不了資訊化戰爭整合功效，買再多的軍備，除增加整合難度外，重覆的浪費、戰力的低落，早晚會摧毀台灣的防禦系統。尤其是出自政治需求而操作的軍購案，如同浮沙建塔的戰略規畫，能為台灣爭取到多少有效的防禦空間，成果值得懷疑。是以反軍購之用意在於挑戰「外購軍備迅速形成戰力」的思維，而要求軍系對國防資源運用應合理配置，非以屈從政治進行資源分配，將建軍備戰導入正途，運用知識專業，時間累積以改造台灣軍隊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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