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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20　 中國時報
三種邊緣化的困境
楊開煌 （作者為大學教授）


從國際社會的角度，目前我們國家存在「規則、架構和政策」的三種邊緣化的困境，有待我們加以突破，才能獲得自主性。

從「法律框架」：現存在台海兩岸間而又能有效制約兩岸關係發展取向的規則有二：一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另一則是中共的「反分裂法」；由於這兩部法律都是以「一個中國」為政治基礎，所以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強化了台灣不被中共武力統一的保證，而中共的「反分裂法」則是同時制約了台灣意圖法理分裂和大陸內部企圖「武力統一」的兩種破壞現狀的政策作為。


從此一角度來看，原本的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民國的「國家統一綱領」是與此二法存在對接的空間，若我方在法理上繼續堅持此一立場，則在兩岸關係中我們就存在言說的可能性，但自從中華民國被異化，國統綱領被凍結之後，我們自己就把中華民國邊緣化；其結果在兩岸關係中台灣只是球員，而中、美兩家則裁判兼球員，台灣處在極不利的位置。

從「架構框架」：是指中、美之間開始啟動的高層對話，此一對話對中、美兩國關係未來的穩定發展肯定具有正面的、積極的意義，至於「台灣問題」、「台獨問題」中、美雙方終將在自己的框架中尋找到管理「台獨」危機的機制和辦法，而此種危機和辦法的建立將隨著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的擴大而越來越加鞏固，也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而向中國大陸傾斜；在過程中，台灣因為不在對話的架構之內，所以台灣的利益只能靠中共的「寬大」，或是依附在美國的遠東利益之下由美國代表，則長期來看，台灣有可能被政治邊緣化。

此種「政治邊緣化」，將導致台灣對中美之間任何對話的矛盾情結：假如他們的對話涉及台灣，我們擔心受其規範和制約，影響台灣利益；反之，他們的對話忽視台灣，我們又必須擔心被邊緣化的效應。

從「交流架構」：兩岸之間自從八○年代開始交流，廿年來兩岸交流的量與質均大大提升，特別是交流中的經貿關係，所帶動出來的兩岸共同的利益，以致使得台灣在經濟無法被完全邊緣化，然而執政黨對兩岸交流是採取一種積極反對，消極開放的態度，在長期被動因應狀態下，台灣其實失了不少商機，特別在島內政黨惡鬥的政治生態下，執政黨就無法將在野黨與大陸交流的成果，主動轉化為執政黨的政績，從而加深了執政黨的「大陸政策」在兩岸關係中的邊緣化的疑慮和焦慮。

面對我們在「規則」上邊緣化的困境，我們建議採取以子矛攻子盾的策略，以「反分裂法」為例，台灣固然反對，但也可以分出精力批判和監視中共的兩岸作為中有哪些作為是違反了中共自訂的「反分裂法」，以便有效地維護兩岸的和平、兩岸的現狀。面對「架構」被邊緣化的問題，我們建議回歸中華民國重建兩岸對話的機制。面對「政策」邊緣化的困境，我們以為是以在台灣執政黨的立場實有必要以台灣利益優先的戰略規畫全面地、有計畫地和有秩序地加強兩岸的經貿交流，同時在此一過程台灣應該充分利用兩岸智庫交流和政黨交流的非官方機制，才有可能擴大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戰略縱深，尋找最適當的官方接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