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學者，希望2008年，台灣能有開闊的國際觀，讓台灣走出目前的困局。
大老鷹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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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18 中國時報
拆解戰後國際秩序的最後樑柱
朱雲漢 台大政治系教授
日本、德國、印度、巴西四國在七月六日正式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安理會改革方案，要求增加六席常任理事國。反對四國聯盟方案的力量也開始聚集，非洲聯盟緊接著提出一項替代性的決議草案；常任理事國俄羅斯與中國均表態反對四國聯盟方案，美國雖曾表示支持日本入常，但也反對通過四國提案；由義大利、巴基斯坦、韓國、加拿大、阿根廷等國領銜發起的「團結謀共識」運動，也散發一份一項更為全面性的安理會擴大草案文件，對「四國聯盟」爭取入常構成強大的阻力。這些針鋒相對的提案，既體現對如何改革安理會結構代表性的兩種不同思路，也體現各區域內部領導地位競爭的矛盾。但這多股相互抗衡的力量卻也體現一種共同的聲音：現行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制度已經不符合當前國際社會安全議題管理的需要，六十多年來國際社會的面貌已經出現巨大變化，這個由二次大戰戰勝國所主導的安全秩序管理機制，必須進行的大幅調整來回應新的歷史格局。
安理會決策權威被掏空
其實，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五強席位與否決權的設計，是戰後政治經濟秩序建構時樹立的幾根主要梁柱中，少數尚未經歷制度變更的一根梁柱。其他的主要梁柱不是經歷過解體與重建，就是質變或抽換的命運。這根梁柱能夠勉強支撐到今日，不是因為這根梁柱的結構設計符合過去與當前國際體系的政治現實，而是常任理事國各自找到使用與適應否決權的途徑。在冷戰時期，由於美蘇的兩極對抗，兩邊動輒使用否決權，所以安理會機制形同癱瘓。冷戰結束後，英、法、俄、中四強為了保全自己使用否決權的正當性與維護安理會機制所標榜的集體安全理念，所以在動用否決權時，盡可能謹慎與自制，不到最後關頭絕不動用；而美國作為後冷戰時期的唯一超強，為了不讓安理會的決議構成自己軍事干預行動的羈絆，採取「選擇性守法」的強勢作法，如果安理會的多數可以配合，就爭取安理會的背書；如果無法主導安理會的決議，就迴避安理會機制或公然規避安理會的既有決議。為了避免安理會的協商功\能完全瓦解，其他四強對美國選擇性的一意孤行，只能見機行事，或採取不合作的對策或表達遺憾，但避免採取反制性的軍事行動。
拆解不合宜制度有必要
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聯合國安理會的決策機制六十年不曾變更，但其決策的權威早已泰半被美國掏空。除非聯合國安理會對國際衝突的管理權威能獲得尊重，否則無論是增強地區代表性或增加常任理事國，最多只是治標而非治本。
除了聯合國體制外，戰勝國在戰後重建政治經濟秩序時，還樹立了其他幾根主要的梁柱，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國與日本的去軍事化，以及在市場經濟體制間建立自由貿易與美元本位的固定匯率秩序（專家稱之為「布列敦森林體系」）（Bratton Wood System）。其次是一些處理區域性領土問題的協議，例如開羅宣言、雅爾達密約等。在過去六十年間，尤其在最近二十年，這些重要梁柱差不多都經歷過修補、重構、或抽梁換柱式的質變。這些戰後的制度安排在經歷拆解或汰換的過程中，我們既看到歷史的進步，也看到歷史的倒退（或說悲劇歷史經驗可能重演的趨向）。有的制度安排早已被新的歷史事實所超越，因為這些制度安排所欲防範的歷史悲劇，因為社會與文化條件的徹底轉化，再度出現的可能性已經消失，所以拆解這些不合時宜的制度安排是絕對合理而必要的。
部分預防性支柱遭拔除
最明顯的例子是，在柏林圍牆崩解後，英、法、美、俄均同意正式結束四國對德國的占領狀態，沒有任何保留，也沒有任何歐洲鄰國擔心「統一的德國」會再度形成歷史上所謂的「德國問題」（the “German Problem”）。這是因為德國社會對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教訓與歷史錯誤進行了非常徹底的反省，更沒有任何隱藏與修飾史實的念頭；德國國內政治團體對於戰後的領土重新安排，沒有任何異議或歷史翻案的念頭，也沒有留下任何糾纏不清的尾巴；更重要的是德國人的認同基礎以及所追求的社會目標，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強權政治」思惟框架下所謂的「國家利益」。透過歐盟的制度安排以及歐洲認同的增長，德國已經將自己的認同和利益與歐洲融為一體，和平主義與區域主義的價值已經深植於德國的社會與文化土壤。總之，歷史的發展讓德國的「再軍事化」問題早已消失於無形。
但並非所有拆解戰後秩序制度支柱的政治決定都具有歷史進步的性質。有些情況是因為痛苦的歷史記憶日漸遠去，應有戒心與警惕開始鬆弛，在利益集團的鼓動下，預防性的機制逐漸被拔除。例如，歐美國家政治領袖雖然對於保護主義蔓延所可能帶來的嚴重經濟後果仍有深刻的認識，但具體政策操作上往往很難抗拒國內經濟利益受損團體的壓力；至於對於資本跨國流動徹底自由化對於各國社會以及全球經濟帶來的巨大風險，歐美國家精英已經逐漸淡忘二、三十年代慘痛的歷史教訓。即使八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所引發的全球震盪，也並未能喚起歐美政府對金融全球化以及衍生性金融產品的氾濫蘊含的巨大經濟與社會風險之警覺。今日的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觀點已經成為美國財政部的代言人，而美國財政部則早已成為華爾街的俘虜。
有些拆解戰後秩序的政治決定，引起了鄰國極大的不安，甚至引發新一輪的地區軍備競賽，並激發對抗性軍事聯盟的成立。眼前東亞地區正在上演這一幕歷史的倒轉。這些試圖擺\脫歷史束縛的政治決定，不是立基於一種超越歷史的思惟，而是對於歷史記憶選擇性的健忘，甚至是對於歷史刻意的扭曲與磨滅，同時還夾帶著對爭議性領土的擴張性主張。戰後「和平主義」一度是戰後日本社會的主流價值，但是在過去十幾年內和平主義的社會基礎已經鬆動，修改「和平憲法」的聲浪已經在形成氣候，試圖合理化二戰軍國主義與修飾侵略暴行的極右思惟已經在日本政治土壤中滋生。其實，過去十年內，日本的右派已經成功\的主導了「和平憲法」架構下的偷梁換柱工程。自衛隊早已配備空中加油機，具備遠程攻擊能力，而且近年來還在積極取得射程一千公里以上的巡弋飛彈。最近日本自民黨推動的「憲法修正草案」要將自衛隊正式改制為「自衛軍」，意味著褪去「和平憲法」的外衣只是時間的問題。這些拆解戰後秩序安排支柱的行動，一開始是在美國默許\下進行的，現在則是得到美國公開的鼓勵。最近中俄首度舉行大型軍演，而具有反制意味的大規模美日軍演也即將上場，已經給東亞的未來抹上一層陰影。
台灣須站歷史高點思索
百年來台灣的命運一直受到東亞歷史悲劇的支配。在新一輪戰略對抗方興未艾之際，台灣必須站在歷史的高點來思索自己的位置與自處之道。台灣沒有必要扮演戰略對抗的馬前卒，也沒有必要扮演大國崛起的絆腳石，否則很難不捲入歷史悲劇的漩渦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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