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臆度與自我盲視—台灣區域文學史的價值與可能
解昆樺
文學史的敘述是敘述文學的歷史，文學史的撰述者在其中透過歷史記憶的篩選建構有意識的典範，這是筆者認為任何文學史的研究論述將來仍必反覆重蹈的思考理路。讓我們從文學史理論落實到文學史書寫，以上「文學史的敘述是敘述文學的歷史」這樣清晰明瞭的概念，表現在當前文學史的書寫現象中竟有著極其其繁複的姿態變衍，特別是當文學史的書寫設限與條件不斷細密，使其討論對象越趨於集中某個場域。近代到當代文學史的書寫史，由中國文學史到中國近代文學史，其後更朝向「分文類」與「分地域」方向發展情形說明了這樣的現象，特別是後者，其區別地域的意識除了涉及歷史方誌學的思考外，在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變遷的歷史背景下，更隨撰述者的背景不同使得單一文本的評價與詮釋越趨於複雜多樣，而最能凸顯出這個現象的，莫過於台灣文學史中國書寫者與台灣書寫者間的差異狀況。這樣如此切身於我們周遭的文學史現象自然值得細細討論，針對目前台灣文學史的書寫現狀的探討目前已普獲相關研究者注意。然而，簡略地比較中國大陸與台灣對台灣文學史的書寫狀況可以發現幾點有趣的狀況：第一、以「史的敘述」為書寫策略，處理「台灣文學通史」、「台灣文類史」、「台灣文學作家史」的本子，大陸書寫者目前已出版的本子較台灣書寫者為多。 第二、台灣地區文學史書寫者儘管在以上主題的「量」上少於大陸，但是在「地區」（即縣市等地區單位）文學史上，由於大陸方面完全無類似著作出版，因此書寫成績遠遠超過大陸。因此筆者在本文中首先針對台灣文學史這個大書寫場域中如此特殊的現象展開論述，嘗試考察大陸與台灣兩地台灣文學史書寫者的書寫意識，以及觀察台灣文學通史性敘述與台灣區域文學史間的關係，並嘗試點出台灣區域文學史目前的成績，以及據此建構台灣文學史的可能。
是史觀？還是意識型態？
順時性的排列與論述一向是文學研究者們企圖處理一個龐大的文學議題時最常採取的方法，研究者透過時代或時間的劃分將議題作區段性的探討，這樣的書寫方式的確具有層次性、細密性等論述效益，在目前台灣文學領域中這樣出版書籍屢見不鮮，這些書寫者基本上都企圖針對某一些文類形構台灣文學史的片面，甚至許多研討會更會透過集合學者的力量一起完成一個「史」的建構 ，在這些順時性著作中論者們無不展露了對撰述台灣文學史的可能與企圖。
然而，這是台灣文學史嗎？
就內容文字的屬性看來，這些論著多是由書寫者的單篇論文組構而成，這樣的論述在立意上絕對值得肯定，但面對這些具條件篩選性質的論文，首先必須面臨的問題是：單一文類的書寫史中的書寫現象能確切反映出整個台灣文學史的狀況嗎？其次，則是每一篇論文的格局乃至於綱要往往是為處理一個研究論題而設計，這樣的敘述策略又是否能符合文學史強調完備每個時代中文學發展的敘述要求呢？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自然都是否定的，每一種文類的文類特性不僅殊異，甚至其後的發展路向更是不同，我們該如何相信文類史等同於文學史呢？這樣的質疑其實都說明了文學史乃至於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者在書寫上必然面臨的問題，凸顯了文學史具有跨越性，不僅跨文類，甚而跨越了不同時代的創作意識，以及文學史書寫者本身在文學知識系統上顯然必須要有跨領域的整合能力。
以目前大陸台灣文學史的書寫成績看來，其在類文學史 上的成績已相當卓著，或修傳記 、或著事典 、或撰辭典 等，說明了大陸研究在台灣文學史各支領域上豐碩的成果，也暗示了他們在台灣文學史書寫的前置作業上一定程度上的完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觀察他們這些著作大抵集中在1983-1993年這個區間，為何台灣文學研究在此時成為一種熱潮呢？其主要原因可追溯至1979年元旦葉劍英代表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宣讀的《告台灣同胞書》，其中隱含了大陸對台政策的態度轉變，開始嘗試對台灣進行重新認知，在政治主導下大陸對台灣研究開始展開。在早期大陸管制台灣出版品進入「中國」的原因下，使得大陸研究者對台灣的認識，除了政治口號大喊「屬於中國一部份」的慣性理解外，相當諷刺地完全如異域般的陌生。暫獲政治「解放」的文學研究者在進行台灣文學研究乃至文學史書寫時，仍在揣摩政治力對他們的教條暗喻與干涉程度，劉登翰〈台灣文學研究十年〉 便寫到：
試看一下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初出版的台灣小說選、詩選、散文選的
〈出版說明〉，和福建人民出版社薈萃大陸研究者最初成果的《台
灣香港大學論文選》，都把對於台灣文學的介紹和研究，納入政治
的範疇，要求它『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發揮應有的作用』。
由此可知大陸政治「指導」台灣文學研究的情形，使得大陸版文學史在政治主導研究以及強大民族主義的政治教育影響下，其文學史書寫流於「民族統一」的強烈意識型態，並企圖在研究中用文字脈絡「連結」兩岸。在大陸書寫版的台灣文學史這樣的問題屢見不鮮，並且往往企圖在各章的題綱加上這類語言敘述，使得整體論述都蒙上陰影。在對兩岸的關係上處處引述「母體」、「主支流」概念的論述中 ，如除卻文化文學的修飾包裝，實與政治口號不分軒輊。這樣的矛盾，筆者認為最能凸顯在大陸版描述台灣80年代文學史中「台灣作家政治意識變衍」的部分上，游喚於〈八０年代台灣文學論述之變質〉寫到：
……（彭瑞金〈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這裡建立的土
地中心論，其土地的含意已將鄉土文學論戰在三０年代與七０年代
的土地僅作鄉土的含意，擴充為生命共存的土地含意，這點，無寧
是八０年代台灣文學向來講鄉土講土地的一大轉變。
在暫時性地合法人建構過程中，急須有一合法保障，此保障之最後
目標及最大權限，無寧就是由地方性的自主，轉變為民族上的自主
，文化上的自主。這樣的自主論新解釋，在彭瑞金寫成的《台灣新
文學運動四十年》一書中完成大致的理念與策略。用旗幟顯明的字
眼，像「台灣人」、「文化創造」、「自己民族靈魂」、「台灣文學史」
等等，一連串聯綿引伸的詞彙，引導「自主論」的正名主義。再者
，解嚴以後，改變論述的葉石濤，在《台灣文學的悲情》一書中，
也反映了八０年代新含意的台灣文學自主論。
游喚文中細密地觀察台灣鄉土論述，如何在80年代轉換成為本土（土地中心論）觀點，進而從地方性自主談到民族、文化的自主，形成80年代後台灣文學自我主體論，明顯迥然異於大陸版文學史中處處同質化兩岸的觀點。然而，這個時期台灣文學在鄉土文學論戰後，如此劇切變化的文學意識轉換，在大陸版台灣文學史是如何表現呢？檢證大陸版台灣文學史對台灣80年代的文學及意識的描述，可以明顯發現其敘事著重於「多元性」與「突破政治禁忌」兩點的認知 ，對於鄉土到本土的意識轉變與相關作品則明顯忽略，同時也呈現了大陸台灣文學史中太過理所當然的邏輯論證。繼續深入來看，比照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追尋本土論述的起源時，遠紹至1924年10月連溫卿於台灣民報發表之〈言語之社會的性質〉與〈將來之台灣話〉兩篇文章。大陸版台灣文學史在這段期間內便僅注意張我軍等人推廣白話文（北京話）運動，其意欲自然是強調台灣知識份子對於祖國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企盼云云，而完全摒去張我軍後來引起的台灣話文論辯，筆者認為這正是大陸台灣文學史論者「母體論述」的弊病之一，即：在連結台灣進入大陸母體的結構中，卻無法面對台灣作家認為台灣話（而非北京話）是他自身「母語」的史實。就是這樣類似對台灣文學始終台灣本土論史料的種種忽略，最後終使大陸版台灣文學史對台灣80年代中的本土論述完全無從談起。
除了筆者以外，對於大陸版台灣文學史的其他批評當然很多而且更早，其中以陳芳明以後殖民理論批評和實際台灣文學史書寫的表現最為突出。陳芳明的反殖民理論批評接受了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東方主義》中所謂「東方化東方」（Orientalized Orient）--即西方白人在為真正理解東方前，便已事先建構一個東方圖像，以此取代真正的東方的影響，認為大陸對台灣的研究與認知便是一個中國的「東方想像」。進入了近代「中國」，在政治勢力的干擾下，大陸對台灣文學史的書寫更是凸顯了「東方化台灣」的問題 。陳芳明並以此成就他的後殖民史觀來進行他《台灣新文學史》的書寫，在其〈第一章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中提到：
文學史的後殖民時期，當以一九八七年七月的解除戒嚴令為象徵性
的開端……解嚴後表現在文學上的後殖民現象，最重要的莫過於各
種大敘述之遭到挑戰，以及各種歷史記憶的紛紛重建。大敘述
（grandnarrative）指的是文學上習以為常的、雄偉的審美觀念與
品味。在中華民族主義當道的年代，文學的審美都是以地大物博的
中原觀念為中心。這種審美是以中華沙文主義、漢人沙文主義、男
性沙文主義、異性戀沙文主義為基調。具體言之，大敘述的美學，
不免是一種文化上的霸權論述。……後殖民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色，
便是作家已自覺到要避開權力中心的操控。……後現代主義者並不
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後殖民主義者則非常重視歷史記憶的再建構。
陳芳明的後殖民史觀絕對有質疑的空間，首先東方主義本身是建立在「異文化」間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殖民抵抗，薩依德描述的「西方-中東」關係，隱喻的是「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間文化殖民與對抗的關係。而陳芳明擷取的自然是殖民與對抗的部分，但是他是否忽略了「中國-台灣」間的文化關係，是否如同與《東方主義》一般是建立在「異文化」的前提上呢？從另一個角度看來，陳芳明亦不免陷入過度的意識型態，對大陸進行「西方化中國」的想像，在判定中國的殖民角色後，進而否定大陸研究者的書寫成果與發言權，亦未嘗不是另一個霸權的展現。黎活仁〈外地學者於台灣文學史研究的發言空間〉一文提及：
現代文學研究，可分為史料蒐集、文學史編寫和文本研究三個主要
的方面。史料方面，我們無能為力，但後二者我們都有很大的發言
空間，只要找到突破的缺口就成。……香港文化不強調主體性，沒
有「本土化」的概念，有的只是「國際化」，對台灣文學的評論以
作家定位，就會不同。這樣一點一滴的加起來，就形成「有香港特
色」的文學史觀。意識型態是文學史研究的盲點，這些盲點往往是
以具發揮性的溶劑加以稀釋，掩卷之後，尚可察覺撲面而來的氣味
……。
儘管黎活仁的論述中所謂香港文化不強調主體性而直接「國際化」的論述，筆者認為並不適用於台灣文化建構的討論上。但是黎活仁文中承認外地學者在台灣文學史研究上存在有先天的侷限，並認為外地學者依然能夠為台灣文學論述提供一個新的對話角度，卻值得過度操持本土或殖民論點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反省。正如張誦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台灣文學〉所言：
「東方主義」觀點普及的附帶效應是，人們對學術研究的客觀性、
公正性有了一個現成有力的批判據點。……這個觀念所以有力的原
因之一，在於它運用『論述理論』的概念，而訴諸於潛在的集體動
機。這種集體潛在動機受到歷史現實中權力關係的制約，經由種種
論述和體制力量而散佈，滲入整個知識系統，對個人的意識行為產
生強大而不為所覺得支配力量。
便指陳東方主義觀點過度濫用的結果將影響研究本身價值，甚至滲透黏附於知識系統，成為某種意識型態支配著研究者本身的敘事。「大陸母體」、「大陸主支流」、「本土性」成為一種意識，自然不免在缺乏反省的慣性認知中成為負面的意識型態的濫用，筆者不否認史觀中所隱含的典律價值取向，但是為完成史觀敘事的順暢，而以既成典律排除掉與之異質的史實，就以完整性為基礎的史敘述的要求來看，最後必然會造成偏頗的結果。筆者認為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中仍應保留與撰述者史觀抵觸的史料，公正地保留其他史觀介入討論的空間。事實上，台灣文學史本身不應僅侷限於一地之文學史，應該以更大範疇的華文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的角度來書寫，而這樣的連結便需要保留與其他史觀對話的可能。失去對話同時也正意謂失去了比較與檢證，儘管意識型態如何為台灣文學在史的敘述中「找到母體」或「建立主體」，都無法呈現在世界文學史中台灣文學史真正的特質。
讓史敘述回歸文學史料
這是一場表面絢爛但內質糜爛的戰役，一場兩種版本、兩種史觀（意識型態）的大混戰。
而，我們是不是該從文學史意識型態的口水戰中跳出來了呢？
該是回歸以「史料」為本位的文學史書寫的時候。當意識型態閹割史料而扭曲了文學史發展，當不同的被扭曲的意識文學史論者各自形成霸權拒絕彼此進入的可能，當台灣文學史陷入了他者臆度與自我盲視的泥沼。
台灣書寫者所書寫的台灣各區域文學史或許可以提供另一個建構台灣文學史嶄新的思考。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附屬於台灣各區域歷史文獻計畫下的區域文學史作為基礎，從其所詳盡收羅的地方文史資料，以及據此建構的區域文學史敘述向上發展台灣文學史呢？筆者認為台灣文學史的敘述，應當是歸屬台灣的各地域性的總體觀察，而這樣龐大敘述工程的前置作業正需要區域文學史來完成。目前以筆者收羅到的區域文學史包括了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施懿琳、楊翠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陳明台著《台中市文學史初編》；彭瑞金著〈鳳山文學發展簡史〉。本文主要處理的是其中已編撰成書的《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彰化縣文學發展史》、《苗栗縣文學史》、《台中市文學史初編》部分。相較大陸與台灣兩地「通史」性質的文學史的問題，台灣區域文學史從蒐羅文化與文學史料出發，並且累積了相當豐碩的論述成果，2000年中正大學中文所江寶釵教授更於中正大學舉辦了第一屆台灣文學史料編纂研討會，匯集了目前重要的地方文學史撰述者施懿琳、楊翠、許俊雅等學者教授，針對自己所撰述或地域文學史發表相關論文。而筆者認為與大陸版台灣文學史比較之下，目前的區域文學史凸顯了兩點價值，足夠提供一個基礎以此向上建構「新的」台灣文學史。
第一、田野調查所收羅的文史資料更趨於細密翔實。由於各區域文學史本身方誌屬性，使得其資料收羅更趨縝密詳細，在地方縣政府的資金挹注以及整體計畫的要求下，在區域中凡將語文或圖像利用各種方式加以記錄，以保存或流傳的各類資料皆視為「文獻」而採集之。這樣的努力最可反應在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的前置作業《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中，報告書中提到「八十一年五月，與台中縣立文化中心主任首次會面，洽談撰寫台中縣文學史發展事誼……原則上，以一年時間完成《田野調查報告書》，再以一年時間完成《文學發展史》」 其後旋即設計「《台中縣文學發展史》文人及作品調查表」進行縣中各鄉的文藝普查，其問卷設計中除普查受訪者基本資料外，其中「首位來台祖先」、「來台祖先」、「來台時的職業」、「職業變更狀況」、「祖先曾有功名者」等項目的設計極具重要性，無論結果如何若能將結果量化表現，將使台灣文學史在論斷兩岸文學家移動或血緣關係時，能有確切清楚的數據參考資料。其後依照回收結果，分成三組實際進行田調，廣泛進行訪問並收集相關的祖譜、舊藏書（詩、文、小說）、舊日記、舊手稿、老照片、老字畫、前人舊書信等文獻資料。
相較之下，大陸版台灣文學史在此便有先天侷限，許多大陸研究者僅收集目前已出版的台灣文學相關書籍，即能建構台灣文學史這點是最令人費解的。事實上，這些區域文學史可視為地方志的一部份，章實齋《文史通義》稱方志有「二便」，即「地近則易竅，時近則跡真」 ，說明了地方志的書寫者本身由於空間與時間的接近，使得他們對於史料的掌握與認知較容易深刻與真實。文學史所參酌的文化史料在文學史書寫中亦可視為文本，而文本的真、廣、深與否更是決定了其敘述立論的確切性與面向。文本影響文學史書寫的狀況，最能反映在各台灣文學史中關於台灣古典文學「量」上的缺乏，這樣的問題在大陸版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上最可以看出，除劉登翰等主編之《台灣文學史》外，尚能顧及台灣古典文學中的幾個代表文學家外，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黃重添等編著之《台灣新文學概要》、包恒新《台灣現代文學簡述》等都僅能從新文學的部分展開史敘述。即便是比較劉登翰等主編之《台灣文學史》的台灣古典文學史中「第三章 清治前期的台灣文學」，主要論述部分亦僅集中宦台文人的詩歌創作，而台灣本島詩人的篇幅反倒較少 ，假如若要以此論斷是不是又間接暗示了清領時期台灣本島詩人的創作成果，仍遜於來自於「大陸母體」的宦台詩人呢？事實不然，在施懿琳、楊翠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在清領時期部分細密地分為「清領前期彰化文學（一六八三~一八三六）」與「清領後期彰化地區之文學發展（一八三七~一八九四）」兩章，其中更觀察論述到科舉社群與彰化地方文教發展，以及咸豐、同治以降寓台人士與彰邑文人的互動關係。此外在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則從為文學家立傳入手，其清領時期所撰述的縣籍作家蔡啟運等人之成績，益加呈現大陸版台灣文學史在這方面的缺漏之處。因此各區域文學史實足以為未來台灣文學史書寫者提供一個尋覓文學史料的管道。
第二、論述對象與觀察角度更趨於全面與深入。考察目前大陸版各台灣文學史可發現彼此間不免互相參酌，或者參考目前研究者的相關論著，這使得論述對象往往集中於幾個指標性文學家的討論上，凸顯了相關大陸台灣文學史書寫者本身無法獨力認知的問題，意即在大談史觀的同時卻無法在順時性歷史發展中，架構符合其史觀價值的文學家與文學作品。典範的形建往往是經過時間的篩選，甚至隨著時代意識變遷而有所殊異，典範有其價值性與變遷性幾乎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筆者認為文學史書寫在一定程度上也屬於文學批評的範疇，大陸版台灣文學史陷入論述大同小異的狀況，當然可以推咎於資料取得不易，但若就上文所引黎活仁〈外地學者於台灣文學史研究的發言空間〉意見看來，在大陸版台灣文學史大同小異的資料、典範群甚至論述中，大陸學者是否盡到外地學者「突破缺口」的任務，即：善盡其外地學者的角色扮演任務，以「嶄新」而「非唯一」的角度對台灣文學使進行詮釋，筆者認為有相當大質疑的空間。
無論如何，台灣區域文學史以各地域為基礎點與範疇的書寫，在地毯式地搜尋文學史料的同時重新進行價值認可，無疑地是對已建立的文學典範群進行重新建構，而這樣的重新建構表現在各區域文學史中的深度與廣度上。就深度來看，除了對早已進入典範群的作家作品進行更深入的認知外，筆者認為最主要表現在追溯各區域中原住民文學的部分，特別在於上古原住民文學部分。史敘述的起點不外乎追溯緣起，在台灣文學史中無論意識型態如何作祟都不容否認原住民所扮演的起點位置，在各區域文學當中都反映了這個事實。無論敘述策略如何改變，無論資料詮釋如何翻新，在各地域文學史的「反覆述說」的過程中，背後的意義都確切肯定原住民遠古文學的價值外，此外更依各地域所採集到的資料嘗試更細密與深入的論述，正如施懿琳於《彰化縣文學發展史》「第一章 原住民口傳文學」所言：
本文在極為有限的資料裡，嘗試去還原或揣想當年活動在彰化平原
這個舞台上的住民所曾有的生活內容及社會概貌。……遺憾的是，
由於既有研究成果的限制，在探討最核心的文學現象時，我們看不
到足以呈現族群集體潛意識的神話故事……。
說明了本身採集資料與論述書寫時困境，但重要的是其據實地論述到自己並沒有從彰化地區內原住民神話中觀察到所謂的集體潛意識，反應其客觀的歷史觀察角度，不會為刻意凸顯彰化地區文學的價值，而妄用學術界神話研究的成績，強加於彰化地區原住民文學部分。而就廣度來看，實際的史料文本收羅往往使得撰述者更加注意文學史料文本所呈現的獨特性，而解構原本典範的適性與範疇，在區域文學史中最能凸顯原本台灣文學史中論述範疇不足，便是莫渝、王幼華所著的《苗栗縣文學史》中對客家文學的撰述。在原住民早已納入各版本台灣文學史論述範疇時，唯獨客家文學仍持續被忽略當中，而《苗栗縣文學史》是目前各版本台灣文學史與區域文學史當中唯一且較全面撰述客家文學的專著，其於「第九章 客家文學」部分討論「客家歌謠與戲曲」、「客家新詩」、「客家文化論著」，其中特別是對客家文學中最為精彩的山歌戲曲等歌謠進行系統性的論述，此章為目前仍趨於貧瘠的客家文學論述提供了基礎性的論述。
新的可能，新的問題
筆者在本文批駁了目前台灣文學史書寫中「大陸母體」以及「台灣本土」過度運作的情形，並以「回歸史料」為思考點提出從台灣「區域文學史」向上建構新台灣文學史的可能。筆者對於自己提出這樣一個新的看法，承認還有許多討論的空間，例如：各區域文學史擴充的價值群如何在台灣文學史重新篩選等問題仍尚待論證，事實上台灣區域文學史本身亦存在如「體例的貫徹」、「通性與獨特性」、「區域與社群」等書寫難題，對於以上問題筆者將另撰專文討論之。
筆者這樣的觀察除查詢台灣各大圖書館的收藏外，另參酌黃文吉主編《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1949-1994）》之附錄「中國文學史總書目（1880-1994）」中「柒、台灣文學史編」，以及下村作次郎著《從文學讀台灣》之附錄「台灣文學史‧辭典覽」（其附錄後自言參考[日據時期]島田謹二〈台灣の文學的過現末〉（西川滿編《台灣文學集》大阪屋號書店，一九四二年八月收）；同氏〈外地圈文學の實相〉（《日本における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研究》下卷，昭日新聞社，一九七六年二月）。值得注意的是，兩書附錄誠如筆者於本文中的觀察，收入書籍可分為「台灣文學通史」（如劉登翰等主編《台灣文學史》、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等）、「台灣文類史」（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廖雪蘭《台灣詩史》）、「台灣文學作家史」（如王國璠‧邱勝安著《三百年來台灣作家與作品》）三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兩書書目附錄中所收書目，都忽略了對台灣區域文學史的收錄。
其中以李瑞騰所主持與文訊雜誌社編輯的《台灣現代詩史論：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實錄》（台北：文訊雜誌，1996年）可資代表，李瑞騰序言〈詩的總體經驗，史的斷代敘述〉中寫下：「……我們最終的目的在於為詩寫史，在尊重客觀歷史事實的前提下，以斷代為考量，，大概分成六期：日據時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三個月內所舉辦的六場研討會中，總計發表三十篇論文及十八篇引言稿，含主持人及講評者在內，有七十餘位詩人、學者、詩評論家參與其事。我們覺得，這是台灣現代新詩研究人力的大集合。」便表露這樣的企圖。
「類文學史」在此指涉乃涉及文學史書寫中所內含的各領域之著作。
如王晉民、鄺白曼編著之《台灣與海外華人作家小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
陳遼主編《台灣港澳與海外華文文學事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
王晉民主編《台灣文學家辭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本一、王宇鴻主編《台灣新詩鑑賞辭典》（北岳文藝出版社，1991年12月）；王景山主編《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5月）。
筆者認為大陸版台灣文學史中以劉登翰的台灣文學史為目前較佳的版本，主要呈現在資料叫屈於完整之上，劉登翰的版本由於有先前自身研究成果的鋪路相較其他大陸研究者也較為細密，然而劉登翰的台灣文學史與其他大陸對台灣的論述（特別是政治）仍過度強調大陸與台灣間的主支流以及母體關係。但從劉氏此文反省大陸台灣研究看來，呈現了大陸研究者對本身研究弊病的自覺反省，本文雖在台灣之《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發表，但劉登翰在文字上仍顯得謹慎，避免觸犯大陸政治禁忌的現象，顯示了大陸政治當局對大陸學者之台灣研究的影響。
劉登翰著〈大陸台灣文學研究十年〉，《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一期），頁58。
劉登翰等主編《台灣文學史》：「我國世界上文化發達的最早國家之一……與祖國大陸有著親緣、血緣、地緣關係的台灣，其呈現的古代文化也是豐富多采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頁67）這樣強調兩岸「過往」或「根本」上連結關係的類似論述，幾乎成為每書第一篇章的必備公式。
林燿德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2，文學現象卷》（台北市：正中，1993年），頁231。
同註6，頁244-245。
公仲、汪義生著《台灣新文學史初編》（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七章八０年代台灣文學（1980-1988）」：「進入80年代后，台灣文學保持一種較好的發展態勢，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頁361）「進入80年代后，台灣在言論自由方面逐漸放寬，民眾中的民主意識日益增強，反對國民黨“一黨獨大”……有的作家追憶了四五十年代政治迫害給人們帶來的斑斑血痕，有的作家則大膽無忌地挑開當前政治帷幕後的陰暗腐敗面。」（頁363）；劉登翰等主編《台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1993年）「第十三章80年代文學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特徵」：「80年代台灣文學，也因此展現了新的特徵。這些特徵主要有：文壇的多元化格局日益形成……」（頁485）「第十四章文學潮流的發展與衍變」：「以突破台灣當局數十年的政治禁忌為主要特徵的新型政治文學是80年代台灣最強勁的文學思潮之一。」（頁544）
陳芳明〈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以日據時期文學史觀為中心〉，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1895-1945:History,Culture,Memory Kent Hall (EALAC Lounge)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發表論文。2002年3月。
見於《聯合文學》第15卷第10期，頁165。
江寶釵、施懿琳、曾珍珍編《台灣的文學與環境》（高雄市：麗文，1996年），頁243-244。
張誦聖著《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年），頁135-136。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豐原市：中縣文化，1993年），頁1。由該書其後出版年民國八十二年，以及《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八十四年看來，可知完全符合原本的預期目標。
章實齋《文史通義》（台北：史學出版社，1974年4月重印四版），頁524。
劉登翰等主編之《台灣文學史》「第三章 清治前期的台灣文學」中「第二節宦台文人的詩歌創作」篇幅為第141-170頁，而「第三節台灣本島詩人的崛起」篇幅為第171-183頁。
施懿琳、楊翠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市：彰縣文化，1997年），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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