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歷經十二年經濟不景氣、四年通貨緊縮之後的社會，會變成怎樣？會不會街上的行人都面帶愁容，憂心忡忡？
根據最近一期《商業周刊》報導，日本在經歷了十幾年的低經濟成長之後，「東京都會區上班族依舊熙來攘往、腳步匆促，百貨商場整潔明亮，逛街的人也帶著『元氣』的笑容」。這不禁令人疑惑：經濟不成長，對一個社會真的沒有影響嗎？
答案是：有影響，但不見得是「壞的影響」。
舉例而言，不景氣的影響之一就是泡沫經濟所支撐的奢華消費文化崩盤，應酬交際的人大幅減少，銀座媽媽桑的小費收入銳減四分之三，日本人外食支出下跌三成二。取而代之的，是「下班後早點回家，喝兩杯小酒，就是最大幸福」。去年年底日本幾大熱門商品概念中，「回家」是其中之一，連帶也造成DIY商品以一年超過20%的速度成長。
日本男性不只變得比較喜歡「回家」，回到家後也開始幫忙家務。甚至日本幾家大百貨公司，這幾年也開始在男廁設尿布檯。《商周》的報導指出，「日本在表面的經濟、消費不振陰影下，更深層的社會、人際關係、甚至價值觀，已經發生質變…停滯的經濟卻帶來社會面貌巨大的改變，這是大家原先都沒想到的」。
沒想到嗎？不見得。一個半世紀以前，偉大的經濟學家密爾 (J. S. Mill) 就曾經預測，當經濟發展停滯之後，社會的價值觀可能發生深刻的變化。
這事可以追究到密爾之前，古典經濟學大師李嘉圖 (Ricardo) 預言經濟體系終將因為農業生產的邊際報酬遞減，而到達零成長的境地。不只於此，他更預期由於資本與勞動市場的高度競爭，絕大部分的財富終將集中於少數地主之手。這個灰暗的預言，也為經濟學贏得「憂鬱的科學」之名。
密爾雖未反對李嘉圖的預言，但是他卻修正了這個預言的意涵。首先，密爾指出，雖然「產出如何分配」必須受到邊際報酬與競爭的約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不能根據共同接受的價值觀（例如不能將「沒有生產力」的弱勢者遺棄至死），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例如遺產稅）。時至今日，密爾的主張已經成為絕大多數社會的共識。
其次，密爾指出，一個「沒有成長的社會」並不等於「不幸福的社會」。密爾身處英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時代，但是他一方面明白指出競爭對於生產力的好處，一方面也意識到競爭的人性代價，像是人與人之間的「彼此踐踏、排擠、掣肘、互踩對方腳跟」。
密爾認為，一個好的社會必須奠基於個人的快樂、福祉、與自我發展之上，而這些不見得能夠由物質條件來衡量。對密爾來說，經濟停止成長的社會並不可怕，相反地，當「人心不再全神貫注於出人頭地之術」的時候，人們將會轉而設法改進「如何生活的藝術」。
過去的一個半世紀，科技與制度的進步，一次又一次顛覆了李嘉圖的預言。沒有人能夠預期，會不會有另一波技術進步帶動世界經濟進入另一個成長紀元。但是密爾的觀點仍然值得我們深思：一個已經每人年均所得達到兩萬美元的社會，是不是還必須將幸福的彼岸寄託於不斷成長到三萬美元、四萬美元？而一個不再快速成長的經濟，會不會反而是一個比較可愛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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