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關於中國人的人際溝通
就人際傳播的領域來說，傳播的基礎在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形式，關注人們彼此之間的互動形式與過程，因此，論其溝通策略則是強調如何透過彼此之間的溝通方式來達成人際關係。跨文化溝通亦復如是 ，然而層次提高至文化間的比較，其溝通形式的基礎仍多是以「人際」為探討對象（e.g. Kim，1988；Yum，1988；Gudykunst，1989），以人際為經、文化為緯的觀點，試圖援引不同領域之理論與方法以論證人際互動過程中所面臨到的心理、文化、社會、情境等衝突，可見即便是人際關係之互動，不免要納入「文化變異性」（cultural variability） 討論之。尤其我發現，文化若成為人際互動或溝通變項之一，其理論之普同性將遭質疑。
細究人際溝通的理論來看，強調普同性（universal）是其特徵，原因在於人際溝通的目的在於達到人與人之間彼此認知相融合的結果，因此理論大多提供「策略性建議」來告知達到人際融洽的方法，在理論性層次上來說，追求理論的普同性以達成策略有效性是其目的。然而，我們卻不可忽視「文化」在溝通過程中的重要性地位，Hofstede首提「文化變異性」（Gudykunst，1997；Hofstede 著、關世杰 譯，1999），認為國家民族間文化的差異將會造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在面對「權力、不確定感、個人─集體主義和性別特質」時，會各自產生不同的人格傾向。換言之，文化因素將改變我們對於人格特質先存的定見──認為人們皆是相同的，人格特質的差異勢必對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產生一些問題，我們可能無法藉由簡化成策略敘述的方式來達成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際關係的和諧共融。基於此，這是人際溝通的理論普同性的第一項質疑。
再者，文化的差異造成溝通模式已無法適用於普天下的人們。以中國人來說，我們的人格特質受到長久中華歷史的發展影響下，西方社會所繁衍出來的溝通理論要應用於當世東方社會又是另一個受質疑之處。回顧整個傳播／溝通理論的發展，Yum（1988）認為源自於整體西方哲學思考而來，以北美為中心的溝通理論卻缺乏宏觀天下的理論包容性，西方社會的理論難以見容於東方社會文化內。究其原因則係東方長期受到儒家哲學思想影響，與西方哲學產生文化上的衝突，因而兩個思想源流發展下的民族便產生了根本上的文化差異，結果造成來自西方的理論產物欠缺東方思維的考慮，產生了理論適用性的問題，這又是理論西移的第二個質疑。
其實，這兩項問題卻可歸諸於一項原因。「文化」差異造成人格養成的多變性，而人際之間的互動卻是仰賴人格特質，逐漸形成多樣的溝通模式，是以當文化差異造就不同的民族時，我們便不能不去注意到溝通在裡面產生的問題了。本文並不是要探討文化間的差異造成的溝通問題，而是我認為「文化」因素成為溝通成敗與否的重要原因，那麼與西方社會人格特質大相逕庭的中國社會，又將要如何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溝通策略，來適用於當下的社會。這個問題的起源是Yum（1988）質問西方溝通理論運用於東方社會時所產生的差距，她認為我們必須考量東西方在人格特質與文化上的差異，俾以修正以西方思維為中心的溝通理論。唯該篇文章僅爬梳東西方的溝通形式差異，卻未對中國社會有更深入的著墨，故成為本文理論回顧的基礎。
中國社會長久歷史與文化的薰陶下，人格特質（personality）日積月累地內化成我們日常生活行動的基本依賴，行事風格與西方社會的差異也日漸增加（後文將有詳細的說明），我們若拿以西方文化產物下的溝通理論與策略當作我們日常人際互動的標竿，不僅忽略東西方在人格特質的潛在差異，更無法確切了解對方真正意欲目的而終致溝通的失敗。近廿餘年來，國內開始注意到中國人的人格特質所著重的幾個面向都是西方社會所缺乏的 ，並且這些特殊的特質反而成為中國社會人際溝通與互動過程中，極其重要的因素 ，以國內學者楊國樞、黃光國所引領的本土心理學研究群 ，便針對此現象進行了長期的研究，並且整理出多項的中國人的人格特質，並且發現與西方的人際關係形成模式有愈來愈大的差異。不過很可惜地，此研究群所關注的焦點在於「心理學面向的人際關係建立」，探討人格特質就心理的層次造成哪些關係（relationship） 建立的差異，並未擴及「傳播／溝通」的討論，因此本文的目的便是從此學派所探討的中國人人格特質中，繼續延伸探討至面臨人際互動與溝通時，進而採取的溝通策略，了解到中國人真正在溝通時所採取的應對策略，俾以重現屬於中國人的溝通策略。
所以，本文論述過程將先討論1)影響中國人格特質形成至深的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繼而討論2)反映在人際關係上諸多的人格特徵；然後基於這些特殊性的特徵，3)重新擬定並討論中國人實際面臨人際互動時，將採取何種溝通策略來應付，以全面了解中國人的溝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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