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p.41-72）
王岳川（1999）：《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Edward Said (1935-- )
一、東方主義
1. 東方主義注重意識形態分析和政治批判。他從話語（論述）─權力的結構中，看出殖民國與殖民地在政治、經濟、文化與觀念等二元對立的關係。他認為邊緣國家往往是宗主國強大神話的一個陪襯角色，而此強大神話虛設或虛構出一種「東方神話」，藉以表示其文化上的無上優越感。
2. 東方主義卻在西方的解讀下產生許多「誤讀」：
(1) 以第一（西方）的立場觀看東方。
(2)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者強烈的民族情緒強化了東西方的衝突，並且以此做為東方被視為「他者」的理由。
(3) 在第一世界的知識份子，他們在東西方衝突中頗感尷尬。一來是面對西方感知到失語和無根的狀態，二來面對東方時卻具有西方的優越感。
3. Said認為正確的解讀：應是超越二元對立，而強調東西方對壘的傳統概念應讓位予兼具彼此的第三條道路。
4. 他不要東方成為一個新的中心，而致力於取消所謂的中心而達到多元並生的情境，並且力求超越東西方對抗的基本立場，使東西方具有對話、互滲、共生的新型關係。
5. 東方在現代社會裡如同灰姑娘，他只能在歐洲人的想像中「說話」，歐洲人賦予東方「空虛、失落、災難」的色彩。西方人藉由對現代社會的勝利，以滿足他們在古老過去不如東方昔日的輝煌而產生的悲哀。Said認為，某一種文化總是對於另一種文化，加以改頭換面的修飾，這過程不是為了真誠地接納他者文化，而是為了他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過的內容。
6. 在Said看來，西方為了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利益而編造了一整套重構東方的戰術，並規定了西方對東方的理解。他批評作為東方主意者的西方知識份子，藉由對自己的文化研究並沒有辦法增進人類的總體經驗，也沒有消除民族主義和宗主國中心主義的偏見去解釋人類文化的總體，這個過程反而參雜了種族歧視、文化霸權和精神壟斷。Said要質疑這種文化研究的內在矛盾，並且要求消弱這種唯心主義的文化霸權。因為對文化霸權的「抵抗」，就跟權力運作一樣，也是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組成部分。
7. Said將Foucault的話語理論和Gramsci的領導權（霸權？）理論組合起來。強調東方主義是一種話語結構，但他不同意Foucault的「主體死亡」的命題，而是強調恢復「人」的範疇，認為個人經驗在提供理論和政治基礎上具有「有效性」。
8. Said堅持「個體的特殊性」，因為那能使學者能以個體經驗對抗整體殖民文化，而只有通過個體經驗才能有效地選擇情境，並改變個體乃至全體的命運。
9. Said之於後殖民研究所關注的部分：
(1) 注重種族分析和政治干預。
(2) 肯定文化政治與帝國主義的內在一致性。東方學者在西方世界的對抗，業已對西方內部產生混亂。
10. 《東方主義》：
(1) 不是一部宣傳恐外仇外、侵略性的東方種族主義的書；而是強調文化多元主義、批判希望堅持東方主義的書。
(2) 促使民族主義退燒，堅持東西方對話的超越性著作。
(3) 是對東西方對立情況的批判，而不是肯定此一僵化的誤解。
(4) 努力消解所有的霸權，而不是用一個話語霸權去取代或抗衡另一個話語霸權。
二、專書與思想
1.《文化與帝國主義》
(1) 文化不僅是一種精神實踐，而是指一個社會中具有的優秀東西的歷史積累。
(2) 帝國主義已不再熱衷於以領土爭服和武裝霸權進行的殖民活動，而是注重在文化領域裡獲取第三世界的寶貴資源。
2.《起始：意圖與方法》
(1)作家身上具有一種渴望揭示本源的意圖，其方法則是透過其寫作的文本上。
3.《世界、文本、批評家》
(1) 文本的物質性和自足性是質疑的。文本的存在必須處於一定的時空社會關係中，受到法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約的，因此文本存在於世界中而具有世界性（worldliness）。其特點為：
(i) 文本作為意識形態參與了世界。
(ii) 各種歷史和意識形態的氛圍又會影響實際的文本。
(iii) 文本誕生之後便脫離作者而成為可以為世界利益而再生產的東西。它屬於每一位讀者。
(2) 文本的世界具有世界性、隨機性、特殊性、歷史偶然性，藉由語言與背景構成文本傳達和產生意義的能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文本與欲望和權力有很深的關係，研語不僅是將衝突和統治體系語詞化，而是人與人之間鬥爭衝突的對象。文本中心主義或文本排他主義的觀點，都忽略種族中心主義和人對於權力的欲望，而此正是文本與世界聯繫的根本內容。
*Gayatri C. Spivak (1942-- )
一、關於Spivak
1. 她善用女性主義去理解東西方女性所遭受到的權力話語剝離處境。
2. 運用解構主議的權力話語理論去透析後殖民語境的「東方」地位。
3. 運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殖民主義權威的形成及其構成進行重新解讀。
二、文化身份
1.「歷史記憶」是一個民族經過歲月洗滌後留下的「根」，是一個時代風雨吹打後所保持的「前理解」
2.她面對三種壓力：
(1) 面對西方時的「東方人」壓力。
(2) 面對男性時的「女性」壓力。
(3) 面對第一世界中心話語時的「第三世界」邊緣壓力。
4. Spivak認為歷史在被中心話語重新編織中，受到「認知暴力」的擠壓，在西方或宗主國的「凝視」之下，歷史成為「被看」的敘述景觀，在虛構和變形中構成「歷史的虛假性」。她反對帝國主義的歷史描述和將歷史敘事虛構化的「策略」，主張重建真實的歷史敘述，建構屬於第三世界自身歷史的新敘述邏輯。
5. 不過她卻感到矛盾。因為「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本身就帶有帝國霸權的色彩，它很容易將後殖民問題轉化成「民族主義」，尤其，當屬於次屬階級的東方人進入第一世界的學術圈後，便成了西化的東方人。也就是說，她在追求「主體同質性」的西方精英的同時，也忘記了「主體異質性」的邊緣身份。當她作為邊緣化的「次屬臣民」時，她沒有話語權，當她擠進中心話語圈分享其話語權時，她卻只能說第一世界的話語。
6. 問題：在抹去臣屬的殖民化色彩以恢復本民族的「歷史記憶」的過程中，如何重新書寫自己的文化身份呢？
(1) 以解構主義的方法消解中心，解析宗主國文化對殖民地文化造成的內在傷害，揭露帝國主義在意識形態裡的種種偽裝。
(2) 從歷史敘事著手，用西馬的批判理論，揭示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歷史的歪曲和虛構，建立相悖的反敘事，將顛倒的歷史再重新顛倒過來。
(3) 強調後殖民批評的人文話語，從「文學」著手。
(4) 強調後殖民批評中的第三世界婦女的「發言」。
三、婦女話語
1. Spivak對於女性主義批評家們不自覺地複製出帝國主義的主觀臆斷而不滿。她主張分析有關重新建構第三世界的文化歷史敘述。因為歷史上和文學中的第三世界婦女已經被「父權化、殖民化」所標籤，變成為經由西方女性主義者重組以後的「他者」。換言之，必須產生一種異質文化復原的方式，承認第三世界婦女作為一種具有性別的和民族差異性的主體，以及具有個體「個性」和「多樣性」的主體。
2. 語言是由世界和意識決定，能發出語言便表示其擁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歷史意識。因此，第三世界婦女的「失語」則反證了自身的缺席和處於世界與意識形態的邊緣。身為邊緣者的女性，她喪失了言說的能力。這種權力是失落於「歷史檔案」和本土父權制之間，並且又被帶有霸權性質的女性主義者所隔絕。「女性」這個符號之所以成為「空白」、「不確定」的，是因為它觸及到「所有權」的文本暴政（即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權力），在男性的話語中，第三世界婦女成為不在場、無名的、不確定的空洞。
3. 解決的辦法：
(1) 第三世界婦女健康清新的文學經驗中，那種人的意識、主體性、發言權鬥爭和對新生活的嚮往，應該與西方社會的縱慾享樂的虛無人生觀對比，並為第三世界文學身的非殖民化過程提供內在的力量。
(2) 西方女性主義者應該向第三世界婦女學習，為他們講話。
(3) 尊重女性話語內出現的多元趨向，拋棄第一世界婦女的優越感，清除主流文化帶有的種族偏見。
(4) 不僅要問「我是誰」，還要問「其他的女性是誰」的社會存在本體論問題。
(5) 不僅要清楚「我如何命名她們」，還要清楚「他們如何命名我」的相互主體性問題。
*Homi Bhabha
一、文化定位
1. 他既非印度人，卻成長在對西方人仰其鼻息的印度，並且還擠身於中產階級之列。他同時又是被一般印度人看不起的波斯人。所以他時常處於自我身份的懷疑之中。
2. Bhabha善於以Lacan式的精神分析，對外在強迫的權力如何通過心理因素扭曲人性家以描述。在他看來，這種心理扭曲的接受者往往是由被動到主動，由壓迫感到逐漸適應，甚至於以此作為身份認同的基點，這正是問題所在。在他的理論中，一方面強調了「文化差異性」，認為弱勢文化在強勢文化權力之下，應有保持自身合法性的正當要求；另一方面卻又擔心「普遍的文化相對論」會使得差異性的文化變得不再那麼重要。然而，差異性是很難抹平的，任何想要通過語言達到完全徹底的思想「對譯」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因為在各種話語的交流中，看似無意義和抹平差異的說法，都隱藏了一種話語暴力、意義誤讀和更大的文化危機與文化矛盾。
3. 文化差異和文化碰撞是異質文化得以溝通和轉化的過程。因此，文化的定位既非完全是要使弱勢文化被強勢文化吞沒，也不是弱勢要變成一個新的強勢文化，而是通過相互的對話、交談和商討，使文化權力在雙方之中達到一種均衡的發展和認同，並對雙方加以制約和協調。
4. 此外，被壓制的、非主流的弱勢文化完全可以對居主導地位的殖民文化進行改寫，而這種改寫不僅是話語權力或文化策略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經濟、文化和價值方面的。但是要記住：第三世界對第一世界進行改寫時，也必須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性別歧視、反對帝國主義和新種族主義，讓後殖民的文化研究不再是單純的政治鬥爭，而是文本領域中的話語革命。
*Mohanty
一、女性主義和後殖民的關係
1. 她認為婦女成為男性施暴的犧牲品，他們在各個文化領域中，都處於男性社會的附庸地位，婦女作為權力主體的對象，已經喪失了自己言說的能力。更嚴重的是，第三世界婦女的生存經驗和文化性存在，被相當程度的忽略了。
2. 「殖民化」是一種散漫的、藉由一種特殊分析的範疇，對第三世界婦女的話語方式加以規約的定義。因此，在討論女性主義時，「殖民化」的問題是不可忽略的。因為，「殖民化」可以用來描述大從大部分明顯的經濟和政治統治集團，到所謂第三世界的特殊文化，而「殖民化」闡釋框架的複雜性和問題的尖銳性，總是伴隨著中心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暴力結構關係。
3. 西方女性主義者要解決的問題，是要弄清楚這種暴力的結構，以及暴力的起源和它造成的惡果。這種由特定文化造成的專斷權力體系，已經觸目驚心地使婦女的文化、政治、經濟地位受到侵犯，尤其是第三世界婦女在物質與精神上，以及在歷史的意志性方面，已經被「無邊際地殖民化」。
4. 在後殖民語境的女性主義，需要藉由第一世界去分析第三世界婦女群體經驗，同時，使其反抗那些習以為常的權力運作模式。權力運作是要揭露某種內在的東西，而反抗正是權力運動的新逆轉。只有藉由反抗，第三世界婦女才能掙脫所有對於她們的權力「凝視」和「歧視」。
5. Mohanty注意到女性所受到的權力流離，喪失了說話的權力和自己思想命名的權力，並在與男性所謂的「性戰爭」中，不斷變成了一種簡單地生產與再生產的性別符號，失去了敘說自己歷史和未來的話語權。Mohanty尤為強調，第三世界婦女比第一世界婦女更缺乏反抗和自我身份認同的權力，面對她們時，我們不僅要注意到女性主義的權力運作，同時更應「重新釐定」在後殖民的民族之間、國別之間、文化身份之間的不同書寫。唯如此，第三世界婦女才能重新書寫自己的歷史，從而獲得與第一世界女權主義進行對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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