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forming Capitalism
Barker, C. (2002). Making sense of culture studies: Central problems and critical debates.
中心問題：資本主義之延續與消費者文化之興起
Introduction
在本章中，我們將在文化研究的領域中探討資本主義的成長與轉型，並且在此路線中思考社會組織的形成。在資本主義架構下，文化研究出現數個問題：
‧ 馬克思主義成為文化研究的重要思想來源。
‧ 資本主義是潛藏在人類之間不平等當中顯現的，它不僅是經濟上的不對稱，也是鞏固文化內不平等的原因。
‧ 資本主義發達的世界文化和國家的興起成為商品文化的基礎，同時亦由商品符號創造了消費者文化。在本文脈絡中，任何研究文化者皆應探索消費資本主義的特徵和它可欲可求的挑戰。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資本主義是一個利潤導向的流動系統，它導致產品與新市場的持續革新。就Marx言之，它是與封建時代習習相關的，它促使歐洲社會大量的擴張其生產能力。然而資本主義的頹傾卻是其自身最大問題，利潤率的滑落、繁盛與毀滅的循環、獨佔市場的增加、無產階級的興起皆造成其頹傾的命運。Marx期盼無產階級的抵抗、貿易聯盟和政治團體的階級衝突能夠促使資本主義分裂崩離，讓生產模式能夠被取代為共同所有、公平分配和階級區隔的終結。
然而，資本主義仍是今日推展世界轉型的力量，既沒有當代替代方案來更迭全球資本主義的大規模大眾社會，也沒有任何直接的願景發現之。資本主義仍然堅強地固守這樣的組織模式──一個人類社會生產與分配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模式，當然也沒有任何的證據顯示有什麼方法可以替換之。的確，資本主義已是全球化更新的主導力量，多國公司高度指揮管理世界經濟，他們重新設計了網絡的空間分配，形成更為「地理全球」（geo-global）。
這種發展並不意指資本主義已經完全地不可再形成或再規範，它仍可藉由全球與國家經濟的工作來廢除中心的資本家法則，在我們可以親見到人類社會的革命性轉型的範圍下，我們仍可因資本主義的再組織來實現。
From Fordism to post-Fordism
在此我們需先解說一下資本主義後戰時期的轉形。（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是在當代社會形成中比簡易的經濟模式更為容易說明法則的組成和文化間的關係。福特主義（或凱因斯主義）包含了大規模的標準化生產、在大眾消費的脈絡中給予相對高的工資、具有核心的工作者、並且為了維持獲益而持續大量的生產。在此大量生產與消費產品的大量消費是在促銷與廣告文化當中持續發展的。
凱因斯主義的特徵則是國家公司介入經營的干涉主義角色，提供社會福利的管理、企業間衝突的解決、直接雇員的重要，全面的聘雇策略不僅是視之為社會的產品，並且是一個保持評估生產能力時的權力宣揚。就國際的層次上來說，穩定是美國維持主導流動市場和州際合作的方式，團結使得產業趨於穩固和繁榮，許多評論家也將之代表世界各地社會的企業化形式。
Harvey（1989）認為福特主義政權開始經歷問題的出現將是在70年代出期，大量生產與消費已使西方社會面臨到飽和的困難，過度生產的危機已出現，此外，西方經濟同樣受到日本和新興工業國（NIC）的價格競爭，全球景氣在下列福特主義生產特徵下已難以脫逃：
‧ 長期大規模的資本投資造成生產體系的僵硬。
‧ 勞動市場工作專殊化需求的提升。
‧ 國家承諾的福利支出開始出現預算赤字。
這種情形可謂資本主義的危機，然而劇情卻極轉直下，藉著「彈性生產科技的出現、勞工的再組織、以及生產／消費的加速翻轉」，公司似乎再度出現成長，利潤也逐步增加。就生產的層次上來說，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將同質化產品的大量生產轉變至小規模的客戶化生產，也就是經濟生產從基本的單一化和標準化的生產方式，轉型為更為彈性和多變的製造線，以因應市場的利基。
很普遍的Marxist的討論，如果工人階級能夠以薪資造成資本主義的危機，系統便會發生置換，當然西方世界看出企業的競爭和工人階級的抵抗造成資本主義再結構現象，但是資本主義卻沒有發生替換，後福特主義涉及了勞動過程的再組成，使其具有多技能和工作分野分明的消除，並且創造了水平地組織化勞動力。雖然一個好的生產過程被創造了，但也別忽略了兼職、短期契約和低收入的臨時工出現了，女性、有色人種和年輕人卻成了邊緣化的勞動力。
The regulation school and ‘New Tomes’
後福特主義的概念並不單指彈性專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勞動力的出現，同樣也是新的「積累政權」（regime of accumulation）和「新社會與政治規範」的出現：意指消費與積累之間關係的穩固化、或是指有多少的公司保留而有多少的消費者支出。這樣的分析指出生產條件與社會／政治關係與生活風格之間的姻親關係，這不僅是經濟再結構的問題，而是涉及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改變。強調的是社會與文化間的關係如何讓資本主義經濟更加穩固，而不是決定於隱藏在自由市場背後的那隻手。
新的生產、政治、消費、生活風格、認同和每日生活的形貌形成了「新時代」（New Times），這個新時代探求廣泛的文化、社會與經濟議題，並將之連接，並且包含了全球新興的彈性製造體系、連結出設計的客戶化和重視市場利基的品質。
學者續討論當代資本主義轉型的特殊性，提出了新福特主義之說，認為隨著新科技與自動化推動福特主義的持續擴張，將造成資本主義規模經濟、國際化、多角化、勞動過程的激烈化等新生活。
小結：資本主義不僅持續生存，經濟、階級與文化的核心關係也會持續轉型。
The recomposition of class and culture
Pattern of consump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of class
工業資本主義結構轉型是和職業結構轉變有關的。即使在後工業理論中（如Bell），多數的討論在於批評科技決定論的錯誤，並且誇大敘述了改變的規模、範疇和範圍，他們仍舊關切當代階級組織形式的轉變。要了解這些轉型的程度則必須牽涉到服務業以資訊科技取代了工業的製造能力，並且將強調生產要素轉而強調消費要素，尤其是在資訊交換和文化產品的出現取代了西方經濟核心──重工業的地位。
勞動力的再分配也發生在主要部門和次要部門發生流動至服務部門，勞動人口的轉變也逐漸出現許多白領階級的工人，而不再是居於工業生產線上的工人。因此美國和英國的專業與技術人力也成為第三部門的主要人力資源。服務業階級並不直接涉及商品的生產，他們只銷售他們的技能和仰賴他在市場上的權力，此外，他們享有高度的自主性，他們要不是專業的專家，要不便是直接擁有勞動力的管理者。
在本文脈絡中，共同連結經濟、文化、政治的階級仍然產生一些疑問。如Hall & Jacque所質疑的，我們目擊到手工業工人階級的消褪、服務業和白領階級的誕生、以及兼職與彈性勞工成為主導新社會分隔的增加，為什麼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不是無法找到一個不需技能的兼職工作，要不就是成為一個「不成階級」（underclass，亦譯作下層階級）失業者。
在這裡，我們或可發現，階級派系的認同分野在面對階級斷裂與消費者導向的工人階級時顯得我們將越來越無法預測而了解，那是指在「後缺乏情境（post-scarcity situation）」中，随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增加，多數西方社會的人口已滿足於居住、交通和收入，這是對於工人階級汲汲於消費中心導向的生活，反而導致階級間的斷裂、彼此收入的差異和市場上消費能力的表現。
The end of history?
即使我們過度誇張了歷史的終結，但是對Fukuyama來說，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卻是最後的凱旋而歸者。他認為「人類意識型態進化的終點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這不是指世界的完結，而是指自由民主概念終將成為普行於世的可行政治體系。而歷史的終結就是意識形態競逐自由民主的終點。即使Fukuyama並不期望社會衝突會消失，他卻希望偉大的政治意識形態能夠在自由民主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關係等脈絡內，引導經濟的管理和科技問題的解決。
與之不同看法的Held則認為隨著國家、種族、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全球經濟的不平等將會持續衝突的發生，並且會創造新的大量流動力量形成新的一種政權，然而這卻是十分困難從不同經濟與政治體系當中看出其意識形態或是改變系統轉換的社會行動力量。本文並不建議所有的社會應該走向西方的軌跡，各個地區的展現資本主義特徵和它的政治力量的差別是不容置疑的。
小結：激進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是無法取代現行已久的資本主義。
Class: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我們先後鬆開階級、文化和政治同盟的經驗連接，文化研究便是想要解脫經濟與文化糾纏的姻親關係，從研究文化的領域中拒絕經濟與階級決定論是受其歡迎的。經濟關係並不能決定文化意義，歷史也不能集中於對立關係來看社會的改變。然而，階級分類從文化研究領域中衰退，並且脫離文化政治經濟學的同盟，文化研究似乎不可求地脫離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之說。缺少了文化政治經濟學的關切，文化研究發現越來越困難去表達物質環境的整體範圍以及附屬在人們之間的權力關係。事實上，即使階級分類已不再佔有文化分析的一席之地，它仍然在社會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權力和重要地位，我們無法在階級範疇外去評比一個人文化品味的差異，同時亦有數以百萬計的世界人民是居住在貧窮和無工作的環境中，鎮日與暴力、犯罪、吸毒問題為伍。
The new urban inequalities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增加造成全球城市的誕生，在此處，當代階級的不平等反而愈顯見了。Sassen比對相反的中心商業區多層建築辦公室的同質性以及都市移民社區的多樣性，顯示出權力形式反應在都市地域分佈。去工業化與再工業化的主要美國城市是一種典型反應高科技、休閒產業伴隨著低技能、勞力集中和設計業的城市，這種城市特徵包括了中心架空和城郊居民成為通勤族，這種城市中心架空的特色成為貧窮黑人居住的場所，在此處他們根本沒有水電等基本服務的提供。這種城市特色普遍出現在美國、英國與澳洲，這些不成階級（underclass）的民眾成為大量失業人口、吸毒人口、貧窮和無家可歸的人。新的社會斷裂、分離和極化的形式成為新的社會經濟文化的不平等形式，尤其在專家技術擴大、中產階級收縮的同時，無家可歸、依賴福利政策和便宜勞工人口的增加成為社會的新標記，並且也越來越難以治理這群人。
Rorty作為左派批評家認為，「文化左派」應當變成「左派的目擊者（a spectator Left）」，應更關注理論性問題而不是物質改變的實踐政治，他建議文化左派應致力理論知識的實用與應用，想像如何在理論層次上作對的事，放棄在社會正義上追求民主機制的實踐。因此，文化研究將再度探索認同與政治間的階級關係，關注認同對性別與種族的意義；文化政治也需要再度和階級政治連結。
基於此，我們將需要維持階級在政治與文化實踐間的均衡，並且持續對文化研究批判的重要性。一方面，我們需要拒絕經濟與階級的簡化論，另一方面，我們仍應以政治經濟作為批評視角。當然，因為本書是文化研究而不是討論政治過程，因此後文將討論在文化領域內的資本主義。
The problem of consumer culture
所謂後戰時期（post-war period）係指消費者文化興起的年代，當然福特主義奠基於大量廣告、銷售和標準化產品的消費過程，而後福特主義則是強調客戶化與利基行銷。西方文化的表面現今則是由視覺為基礎的消費者影響與意義所組成。我們的質疑問題是：
‧ 消費文化將再製了資本主義宰制的權力。
‧ 商品的消費創造了新的認同與生活風格。
Poisonous consumption
從「類馬克思主義者」的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文化商品是由文化工業所生產的商品，照理說其生產目的應是民主的、個體性和多樣化的，但是卻成了一種獨裁主義式的遵奉者和高度的標準化。消費文化造成了單一標籤特徵，並且很明顯的產品多元化成為幻想──東西是為所有人提供的，沒有人能逃脫。法蘭克福學派後世繼承人Habermas則認為資本主義發展至獨佔市場將造成公共領域的消褪，他認為隨著生活商品化的增加，人們將從理性市民成為廣告與公關產業下的非理性消費者。
Brand power and commodity-signs
早期文化研究關切廣告與消費面向的研究在於討論意識形態與霸權問題。廣告的工作在於創造產品的認同，並且在相關的商標爭攻擊競爭的影像。購買一個商標並不簡單像是購買一個產品，它反而是購買了生活風格與價值，Williamson認為廣告中的物體是意義的符指，我們就已知的文化體系解碼出其他的「文化產品」，當一個特別產品的影像指示一個豆子或汽車，它的文化含義將是「自然」和「家庭」。在購買這些商品時，我們情感上也投入了這些相關的影像，並且經由這些消費建構出我們的認同。
Baudrillard則以符號價值（sign-value）取代使用價值（use-value）或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消費者主義成為後現代文化的核心，經由影像的持續流動建立起無內涵的階層和無意義的價值。後現代文化追逐「表面的（superficial）」的隱喻，也就是物體根本沒有基礎或深層的價值，價值是體現在符號意義的交換之上。
Surveillance
消費文化提供我們多元性、自由的選擇。然而，它卻是一種監控形式的展現。電腦化的信用卡、家用電腦和電視系統成為家庭銀行、購物、投票的中介，並且允許公司收集大量消費者的資訊。很顯然的，我們花費多少錢的數量、我們喜歡什麼、我們對環境、犯罪等看法皆被詳細的記錄下來成為個人的行銷檔案，進而成為潛在的購買對象。
Transforming Capitalism（續上）
Consumption, resistance and lifestyle politics
Transgressive commodities
回顧過去對於商品的論述，事實上要以商品作對資本主義現狀作全面完整的論述，是不完全的。然而我們卻可以「堅拒」作為消費者得能力以挑戰廣告和拒買不必要的商品，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以替代另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來對消費者主義進行質問。然而，文化批判應是在創造、對立和抵抗消費文化生產的商品中繁衍滋生。因此，對Featherstone而言，「消費文化的新英雄應當視生活風格為一連串的生活計劃，在產品、衣著、實踐、經驗、顯示、身體配置中展現出他自己的個體性和風格的意義，使之真正具有生活的風格。」
Kaplan發現在後現代文化的音樂錄影帶中，它並沒有要給予閱聽人一個確切敘事地位（no assured narrative position），其目的是要暗中破壞真實或實際的再現地位，她尤其研究Madonna的音樂錄影帶發現，當Madonna作為商品象徵（commodity-sign）卻模稜兩可時，它便能夠解構了性別在裡頭的風俗慣常，而Madonna便能夠獲得一個交替性的性別關係並且全然地去穩定化性別的意義。
Kellner從一方面認為Madonna在流行文化中的意義是她在產品中部署了幾個最精練的產品要素並且成為流行音樂的行銷史；從另一方面來看，Madonna的符號文本的文化研究仍然無法與政治經濟學截然二分。即使我們在研究文本的形式，卻也不能忽略閱聽人從文化分析中的意義生產，閱聽人與消費者同樣都是文化符號的主動意義創造者，他們從文本中獲得文化能力，以致於不同的閱聽人能夠產生出不同的釋義，因此，意義不僅在文本與讀者間交互生產出意義，消費的當下也成為意義生產的時刻。所以，我們閱讀商品的目的無論是要為資本主義辯駁還是堅決抵抗，我們仍需注意到意義的創造是由凝聚在某些特殊位置的一群人所完成的。
Creative consumption
以消費者導向的文化研究，在針對流行音樂、電影、電視生產之研究從跨國資本公司面討論時，意義的生產、交替和管理便從消費的層次觀之。例如Fiske認為流行文化的意義形成乃由人們建構而非從文本證之，當他清楚知道流行文化乃由跨國資本公司大量生產時，他的關注焦點將不再是跨國資本力量所應付的流行戰術，而是這些跨國資本力量如何被規避和被抵抗。文化工業雖然努力使我們消費大眾文化，但是消費者也不是被動的麻藥，而是主動懂區辨的意義產製者。
McRobbie發現文化工業的內在也正發生轉型。在她早期研究女性的文化消費中發現，當工人階級女性在男朋友、婚姻、家庭與孩子間尋求庇護時，她們往往會創造一個屬於她們自己的空間。尤其McRobble認為随著女性雜誌的轉型也成為女性主義主動改變特徵的標記，並且響應了詭辯和有辨識能力的青少年文化，整體關注力也從羅曼史轉移至流行音樂、時尚、更有自信的性。
Willis也不討論商品本身而關注個人的主動使用如何建構意義和價值。他認為當代文化並不是無意義和或是極其表面的，而是所有人作為一個文化產製者直接涉入主動的意義生產。Willis說，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擴張為青少年的創意工作提供符號資源的供應，我們或許能因此逃脫資本主義，但是它也能夠為消費帶來均衡，因此，青少年文化的消費實踐能夠對顯見的被動和消費文化的一致性提供抵抗力量。
Resistance as style
對大多數文化研究的作者來說，青少年次文化是在商品符號轉型過程中，區隔風格發展的標記，也就是對主流秩序的一種抵抗語義形式的行動，物體的符號意義經沉澱後重新在新的脈絡中再度被指涉其他意義，例如Clarke便指出Teddy boy風格的建構，是組合其他不相關的愛德華時代上流社會的穿著、靴帶領結和大量販售的妓院蠕蟲（brothel-creepers）。
Hebdige則說風格是一個象徵的實踐，在驚人的青少年次文化中，明顯展現意義的符碼。透過差異的象徵意義，風格乃由團體認同所成。Clarke與Hebdige對照於文化工業商品明顯的被動消費，想像「流動和創意行動」的過程，相對於媒體與文化工業裡，「風格」再現了「真實（real）」和「權威（authentic）」的次文化。然而，Redhead質疑「風格的權威性」在次文化內事實上是被置放在某地位的，他認為任何清楚切斷與媒體間的區隔，都會對文化工業以及對立和權威的青少年次文化產生重大影響，並且使之成為全球休閒產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青少年次文化的死亡將因在文化工業中扮演顯要部分的權威次文化相關概念的終結所造成。
風格並非是抵抗的再現，而是權力分級和品味區別的再現（Thronton, 1995）。青少年文化並不能在媒體之外形成，而是透過與在媒體範圍內所成，所以「草根、媒體自由、權威次文化」等概念皆不會是穩固不變的，媒體是次文化形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年輕時尚文化的誕生和媒體中的風格不必要就此簡化風格成為無意義（meaninglessness）。權威性的終結不代表意義的死亡，就後現代說法，創意的再組成現存的形式以鍛鍊出新的意義來，創造力將發生在後現代消費資本主義的內部，內─外、權威─捏造的二元區分將頹傾，當新的風格世代是創意消費的新形式，將會促使抵抗成為一致，我們也就不用在消費文化的本質上質問了。
Mass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對於大眾文化的諸多討論都集中在流行文化與青少年風格成為抵抗力量的轉變風險，對於此，McGuigan批評Fiske、Willis和其他研究者討論問題總是環繞在市場上消費者主權的愉悅，他認為這些研究者失去過去對於當代秩序的批判和提供替換觀點的那些堅信基礎。Morris則用「腐敗的文化研究（banality in culture studies）」來說明數不盡的作者總是在每一輪的流行文化中尋找抵抗的力量，她嘲諷道：「人們在現代中介化的社會中本來就是複雜和對立的，大眾文化也是複雜和對立的，人們使用這些文化自然便會產製出更複雜和更對立的文化了。」
閱聽人／消費者總是主動的，但是仍不能擔保對於當代社會秩序總是處於質疑的情形。換句話說，行動不應只是困擾於「抵抗」問題，就定義上來說，消費本身就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年輕消費者是為主動的意義創造者的這些證據是銳不可當和不可反駁的，無論行動是為了產生對抗還是默許，最終不過是case-by-case的經驗問題罷了。現在，我們應回到先前討論的問題上，我們對於「消費者資本主義」如何既與之抵抗亦與之共存？
小結：行動不謂指抵抗，行動也是消費者價值的運用。
Living in the wasteland: resistance and beyond
抵抗不是一個固定的性質，它必須兼顧關聯性與時機性。也就是說抵抗不是在所有時間都是單一、普遍的行動，它應是一套行動的腳本，根據特殊的時、地與社會關係而具有不同意義。
Bennett（1998）認為「抵抗」是對於外在感知到的文化權力和其他附屬社會力量的基本對抗關係，因此抵抗的議題是由權力和主流文化加諸於附屬文化的力量間關係所決定的，所以抵抗的資源將能從主流文化的外部尋得。然而，Bennett的說法卻造成兩極對立的矛盾問題：「當資本主義被指示成為抵抗的目標時，在我們深陷消費者主義的年代，無法自拔於消費資本主義和大眾媒體的當下，就連抵抗都只可能發生在消費風格的內部了，我們又如何能在消費文化外部尋求抵抗的力量呢。」今天，「抵抗」最好是被用作「不被傳統革命性階級鬥爭所吸收的質問和協商主流秩序」的工具。
Tactics and strategies
抵抗只有非常在地化的目標，不為消費大眾創造新的肖像而是時常帶來不太成功的改變力量，從另一方面來說，抵抗是對消費文化的外在警告，如果可行的話，將會對生活風格與概念增加許多挑戰。我們所要的是能夠增加對於消費資本主義觀點的自我意識攻擊抵抗的形式，例如創造性的消費形式或者是消費者的聯合抵制。
Beyond resistance
面對消費者主義的諸多不滿，我們需要「超越」這些簡單「負面」的抵抗清楚的敵人。資本主義並不是簡單地由富有和權力的同謀所製造的，它是環繞著實踐和與我們糾纏不清的組合，若不要徒勞無功地嚮往革命後的美好世界，我們最好從正面的方式思考如何在消費資本主義裡生活得更好。
小結：荒地，它的心臟的文化是無意義的黑洞，野獸已吃不到牠想要吃的東西。
在當代的消費者文化中，我們需要說，商標名字的認同，並且購買更多的商品並不是通往幸福之路，但它卻是永恆破壞的處方。我們不僅從未擁有我們真正要的，我們的欲望也無法達到程諾。唯有超越物質剝奪，我們才能了解到「幸福」，或更精確的說「滿足」，方會隨之而來。
Conclusion
後戰資本主義的轉型在晚近三十年間，成為階級決定的力量，並且連接出文化與政治的弱點，當我們探索西方主要城市的不平等時，仍然可以清楚看到階級依舊結構化存在，因而階級的概念需要回到文化研究的領域內跟隨無所不在的性別與種族問題共同討論。
消費文化現已主宰西方生產出更多的不滿足勝於幸福。一方面，我們對此的回應是只有「抵抗」是戰術和適合的時機，而不是全然的革命。而抵抗策略則是透過消費產品的創意使用，或是相反地採取消費者的聯合抵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嚴正的說明「無意義」是當代生活的中心問題，我們不僅要脫離自簡單地對抗敵人，並且要促使我們的概念與實踐的發展讓生活對我們來說更具報酬，即使我們不可能逃脫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仍舊應透過替代的生活風格讓我們贏得空間，並且盡可能極小化消費資本主義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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