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作為盧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終生的「辯友」並與之並列「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年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一生為躲避戰亂而飄泊各國；一戰期間逃亡瑞士，希特勒上台後經蘇黎世、維也納、巴黎、布拉格，最後流亡美國，在美國撰寫他一生的代表作《希望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二戰後重返東德，擔任萊比錫大學哲學講座，這是他生平謀得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時年已63歲。1961年在柏林圍牆搭建之前，布洛赫因對東德社會主義感到失望而留住西德，1977年因心臟病在圖賓根(Tubingen)去世。布洛赫的思想由三大要素構成：猶太彌賽亞主義、馬克思主義、希望(烏托邦)哲學；他不僅擴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和深度，他的希望哲學還對當代神學：政治神學、解放神學、黑色神學產生重大的影響。布洛赫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建立了一種「向前看」的希望本體論並使走向頹廢的形上學恢復了生命力，在20世紀充滿悲觀與絕望的年代中，他高舉「烏托邦」大旗，向人們展示一個積極進取的未來。
作為存在本體的「烏托邦」
一提到「烏托邦」(Utopia)，人們總是聯想到不切實際、空想、白日夢、無法實現的理想或國度等等，這是因為人們總是在理想與實際、空談與行動、虛幻與真實之間畫上楚河漢界。然而，布洛赫全部理論的出發點就在打破這二元界線，並在超越這二元界線上建立普遍意義的烏托邦理論。布洛赫是哲學史上第一個對「烏托邦」推崇備至，乃至把它放置在形上學、本體論高度的哲學家。在布洛赫的觀念中，「烏托邦」是世界普遍的精神現象，既是人類意識的基本特徵，是人類趨向更美好生活的意向與行動，而且通過具體實踐，烏托邦就能成為客觀實在並構成歷史發展的潛力。布洛赫全部哲學的核心在於，烏托邦是存在的基本構成，因為存在本身不是建立在已經獲取的、不完美的當下和現實，而是懸放在一切尚未實現的、可能的、未來的希望之中：
「烏托邦的」是一個誇贊之詞，它與人類的希望相對應並包含其全部的內容。實際上，烏托邦這一概念所標示的對象，存在於一切可能之物的視野(horizon)之內，存在於逐步向上攀升的視野之中，朝向對一切未經實現之可能性的盼望、希望和意向(intention)，這些不僅是人類意識的基本特徵，如果得到教化和把握，那麼它們實際上也是構成客觀實在的一種規定性（註1）。
在此意義上，布洛赫肯定，人是一種還有許多事要做、從未停止滿足現狀並充滿期待的存在者。在所有的生命物種中，只有人有希望(Hoffnung)，動物不會有希望。因此，人的意識是一種關於希望之形成、追求、實踐的意識，人的本質既不是過去式也不是完成式，而是「希望進行式」，人的存在不是一種「擁有自我的存在」，而是一種還未真正擁有自我、總是不能滿足自我因而時時處於追求希望之中的「尚未存在」，因為人總是處於「可能的、待實現的完成之中」，並只能在希望中完成自我。對布洛赫而言，人的真正的存在是建立在尚未存在、尚未決定、尚未完成的規定性之中，而「希望」就是使這種規定性成為「開放之可能性」的本體論依據。
彌賽亞：末日的救贖
人們容易把布洛赫想像成一個嚴肅的思想家，一種殫精竭慮、憂愁滿面的馬克思主義者，實則不然，在他看來，哲學的宗旨是面向未來的奮進與救贖，而不是建立龐大的知識體系。布洛赫首先思考的問題是，人類精神力量的核心是什麼？如果人們對這個海德格意義上「被拋入」(thrown- in)的世界不能滿意，那人們應該如何應對？布洛赫的回答非常簡單，那就是預先推定一種更美好生活的夢想，即一個沒有貧困、剝削和壓迫之社會的建立。
早年的布洛赫浸淫在激進的「猶太彌賽亞主義」(Jewish Messianism)之中，並從這裏開始他對「這個世界」的思考。作為一個散居流浪的(Diasporic)民族，猶太人相信上帝將會在末日來臨時派遣「受膏者」(Anointment, or Christos)降臨世間，懲罰罪惡、拯救生靈。在彌賽亞的國度裏(也就是猶太經典中的烏托邦)，猶太人將享受千年之福，此即「千囍年」的由來。在1918年的《烏托邦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一書中，布洛赫發覺「猶太性」(Judaism)的最大特徵就是這種「末日救贖主義」，一種鼓勵「反世界」的信仰與行為，但同時又鼓舞一種純潔的、統一的精神衝動，它指向一個尚未得到實現的彌賽亞國度。
在《烏托邦精神》一書中，可以看到當代猶太復國主義者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l878-1965)的「末日論」、「諾斯替主義」(Gnosticism，或稱為「靈知主義」)和猶太神秘主義卡巴拉(Cabala)思想對布洛赫的影響。馬丁．布伯提倡一種「精神的猶太復國主義」，認為猶太人的危機不是政治上的無祖國，而是精神上的流離失所，認為只有徹底的否定這個現存世界，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精神王國。而作為宗教史上最極端之二元論的「諾斯替主義」，提倡的是「反世界」的思想，認為世界的本原就是罪惡，人只有憑藉著精神，才能拯救這個作為「異鄉」的邪惡世界。卡巴拉的三部重要典籍：《創造之書》(Sepher Yetzirah)、《光明之書》(Apocalypse)、《光輝之書》(Sepher ha-Zohar)，記載了萬物皆由十種神性 (The Ten Sephiroth)所形成，十種神性之間有22條道路 (The Twenty-two Paths)相連，整個體系稱為「生命之樹」(Sephiroth Tree)。卡巴拉還揭示了「二重世界」的觀點，一是依據普遍客觀法則而運轉的外部世界，一是以情感、智慧、期盼為構成的心靈世界。在布洛赫看來，對應於這兩個世界的行動就是「勞動」與「祈禱」，勞動是依據客觀規律使世界便利化和效率化，祈禱則是心靈仰望天國的動力。在這些猶太神學思想中，「諾斯替主義」的思想意味著，醜惡的世界若不徹底闡除，天國就不會蒞現，卡巴拉的思想則意味如果人不能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中完全實現生命的意義，那麼「希望」對人生的意義就是非常重大的。正是因為通過祈禱而對一個烏托邦之希望的永不放棄，所以人類尚且在這異化的世界中存活了下來。在布洛赫看來，人的解放之道就在於以未來希望為指向的祈禱行動，來對抗另一個異化勞動所宰制的物化世界。
然而，如果將「彌賽亞主義」對照當時處於戰爭破壞下的歐洲和新興資本主義「非人化」的壓迫，人們只會感受沮喪與絕望。於是，布洛赫轉向了馬克思，並發展出馬克思主義的啟示錄哲學。「啟示錄」強調的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人類必須徹底承受災難之後才能獲得救贖的思想。然而，「受膏者」至今從未出現，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傳統的「彌賽亞」已蛻變為一個面向過去、走入記憶的信仰，但這不意味「彌賽亞」已經流失或退色，而是應該將「神秘的彌賽亞」改造成「革命的彌賽亞」，因為啟示與救贖不能寄脫在以絕望為前提、以神職佈道為媒介、以吟唱和冥想為替代的漫長等待，而是建立在以希望為前提的革命行動與改造之中。（待續）
註1：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6, P.7
Posted in 復刊449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7-03-02 01:41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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