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chinatimes.com/dustmic/archive/2006/08/31/98066.aspx
傳說
當今中文學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說它不大，它還真是不大，特別在現今學科細密分科浪潮之下，傳統中文學術疆域早已被瓜分殆盡，傳統文人自豪的經天緯地經世濟民之學早已被劃入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實用學科，然後文、史、哲、地沒花多少時間就鬧分家各自獨立，原先傳統中文學術渾厚飽滿的文化生命力道，就在這樣七砍八拆的情況下，變成如今大家耳熟能詳的義理(只包括中國哲學)、詞章、考據之學，勉勉強強再加上為時不長的現代文學。說中文學界不小，它還真是不小，大家都知道中文學術命脈起碼綿延縱貫三千年之久，哲人、文士、學者備出自不待言，歷代留下來的典籍可謂多如繁星、汗牛充棟，皓首窮經經常被用來形容這些經籍如何牽制住個人短暫的一生，但當今學者極其幸運，再不需要皓首窮經就能撈到一個名實不相符卻響鐺鐺的博士名號，這些博士們攤派進三千年築成的義理、詞章、考據迷宮裡，就夠他們渾然忘我，快然自足一輩子。只是偶爾大家要鬧一鬧，才能顯出有些生氣，研究義理的人取笑搞考據的人沒思想、研究考據的人大嘆搞詞章的人沒功夫、研究詞章的人難過搞義理的人沒靈性，這還不夠熱鬧，研究為時不長的現代文學也來湊一腳指責研究古典的這些老先生不懂新方法，然而研究現代文學中又有一批少數嫻熟外語、精通西洋理論的老手、新銳難免搖頭其他人都食古不化，未見真正高明之處，離大師的心靈總還那麼遙遠。
上述中文學界小天地裡的熱鬧還未加入與之保持若即若離的創作者。一般創作者，無論寫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的人對學界人物通常可概略為一種心態──又愛又恨。好比說資歷淺薄、聲名未顯的菜作家總期望有評論者能光顧光顧一下他們生澀的作品，要有重量級學者的評論那簡直是無上光榮，但一方面又害怕這些人的評論意見過於苛刻，反倒弄巧成拙；至於資歷深、招牌大、作品多的老作家便時不時就要消遣一下學者，說他們是禿光頭者的理髮師、作品的寄生蟲，可內心又多少希望博、碩士生能以他們為研究對象撰寫學位論文，然後可以把這些資料列為新書附錄，幫襯一下自己的作品重量。但追根竭柢說，創作者很有可能打從心眼裡，就有那麼一點點瞧不起學者的味兒，因為他們大多數壓根也不會創作，可這些為數眾多的學者卻又大多盤據學術殿堂重要地位，享有良好聲名，不能過分得罪。也因此，前恭後倨、虛蛇應付的狀況層出不窮。
另外還有一批人被屏除在中文學界之外，但卻始終打著中國文化的旗子大聲吶喊。這些人共同的特點就是講究實學，他們不在乎如何把經典整理、分析、歸納、演繹出一篇又一篇或一本又一本的論文，也不在乎如何藉由論文數量多寡、質量良莠逐步提升自己的聲名地位，他們只在乎中國傳統經典智慧怎樣被開發出來、怎麼被使用、怎麼運用在修身、甚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他們讀《韓非子》、《戰國策》不是要整理什麼體系、什麼故事，而是講求怎麼運用；他們讀《金剛經》、《六祖壇經》、《老子》、《莊子》也不計較個中玄妙名理，而是真切講求如何身體力行、如何體道悟理。他們都具有政治家的熱情和宗教家的堅毅，他們看學界裡的人總覺的這些人淨做些不急之務，可以自欺卻欺不了人。學界看這些人，高明不足，迂腐有餘，再加上沒有學位鼓勵，學者和一般學生通常興趣缺缺。也由於這批人講究實學、注重修身，他們比較不會像學院裡的學者滿口仁義道德，私底下偶爾還是會幹些偷雞摸狗的事兒，這其實還真不能怪這些學者，因為他們學得原本就只是知識，絲毫與生命無涉，檯面上道貌岸然，檯面下無所不為，本來就扮演得很辛苦，時不時還得提防見不得光的醜事被爆料曝光。再說白些，大多數學者既非研究修齊治平，也不講論仁義道德，他們有些專擅詞章、有些精研考據、有些精通現代文學，以他們所擅長的知識而言，完全談不上要道德自律，尤其詞章者更需要風花雪月來調解心靈，翻開文學史看李白、杜牧、柳永、秦觀，那個不是留連妓院，寫下不少青樓歌舞的絕妙詩詞；今日若還能以道德規範去要求、強迫學者遵循，其實只在於學者所具有的教師的特殊身分，大眾對教師的既定形象，讓這些人不得為所欲為、無法痛快地放浪形骸。
明瞭中文學界的大觀之後，才能真正往下談現今學科細密分科浪潮對中文學術的衝擊。許多人不知道，絕大多數的碩士生經常被指導教授們這樣告誡：「你不要把題目搞得太大，小而美，小而有見地，才是好的。」會說出這樣話的指導教授還算是好的，他起碼還堅持必須有見地，很多時候，指導教授們只要求能整理出一些眉目、有論文形式模樣就行了，不過我們還要對這些已經還不錯的教授更嚴格一點，因為「小」要有見地真的很難，這些見地通常不是沒價值，就是經不起一點檢驗，話說回來要碩士生們「博學而後詳說之」，好像又十分為難這些小朋友，因為連他們的指導教授們說不準也做不到。
因此有一部份的學者意識到了這樣困境，遂努力掙脫堅若壁壘的學術藩籬，不再苦守學術領域一方小天地，以詩歌為例，即從李、杜(不再只朱墨爛然韋編三絕李杜集子)擴充到唐代，再上溯魏晉、漢、先秦，下及明清、民國，把詩歌視為發展的一個整體，進而重估李、杜的價值；有些則不願困守單一領域，既研究文字，也精通聲韻、訓詁，也跨足詞章；研究義理，也嫻熟文學。還有更進一步者，除了充分瞭解當今中文學界內涵，更涉足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文化等領域，從廣博視野重新打破當今中文學界的窄小觀點。但這種做法不是沒風險，中文學界既以專精為主，一旦跨界自然容易招致見解淺薄、錯漏頻出的批評。
有自覺心的學者除了有越界跨域的渴望之外，他們當中還有些也擁有創作能力，創作類別除大家耳熟能詳的現代文學之外，比方說寫小說的郝譽翔、黃錦樹，寫散文的顏崑陽、陳芳明、鍾怡雯、徐國能，寫新詩的白靈、唐捐、陳大為，這些人都被貼上學院派的標籤，殊不知中文學界所謂的創作本不只當今顯學的現代文學，還包括古典文學，許多學者研究之餘，也寫作古典詩詞，諸如律絕古體、四五七言長短句，樣樣都來，甚至還編寫雜劇、崑曲，當行本色，不遑前人多讓，作品、人數遠比現代文學作家多更多。這些擁有創作能力的學者，經常被冠以才子、才女美名。也因此，若他們研究成果、寫作表現平分秋色，各擅勝場，自然是最好不過的狀態；但若不是這樣，很容易造成這些人有游離心態：我文章寫不好哪有什麼關係，我本來就是研究學者，或是研究算什麼，我文章寫的精采就行了。
透析中文學界生態的人，努力從細密分科別系的浪潮之下溯游而上，綴合起知識、實學與創作的合一功夫，不期然竟又接軌上五四前後的學人風貌，在那個學術生命鮮猛無比的氛圍當中，新的西學浪潮正衝撲過來，大家還在嚴厲地討論中西文化碰觸後各自的優劣、如何調適居處、如何截長補短去蕪存菁，新學舊學激烈交鋒下，沒想到才人輩出、學者蜂起，蔚為時代獨特風景。只是當時誰也想到，中文學界被新學教育制度瓜分之後，好像時代是進步了，中文學術越往後走卻越成了支離破碎之學，漸與現實脫節，格格不入，彷彿海市蜃樓、空中樓閣，可以看看，卻不堪實用。
也因此，這些學者還往五四之前追，也不用很驚訝地發現，古代學者、文人、名士，幾乎都往政場裡歷練，幾乎都擁有真才實學，幾乎都能能吟風弄月，幾乎都是博學多能，鮮少光說不練的。但在今天，這些古人們靠著他們的章奏表議、修齊治平本領，能順利通過學位考試，一路過關斬將拿到博士，升上講師、助教授、副教授，直抵學子們個個稱羨的教授大位，恐怕是微乎其微。不過，這些古人們可怎麼也沒料想到，他們留下來的牙慧，竟養活一大批當今學者。也因此，自覺的學者不動聲色地走離了當今學者的行列，回過頭踅了一趟懷古的路，再重新走出來一條荒蕪的新路，他們心中經常感到寂寞。這些人也會被貼上標籤，比方說文化遺少、遺老之流。
必須在這種認識之下，才能真正理解龔鵬程老師在中文學界備受稱譽又飽受批評的原因，也必須在這個認識底下，才能真是了解龔老師的寂寞與孤獨之感。龔老師的過人表現，未滿三十取得博士學位，未滿三十五升正教授、最年輕的文學院長、校長、最多產而廣博之類的，一方面除證明其資質之外，另一方面又恰恰證明中文學界的窄小與冷淡，後繼乏人，再沒有傑出的人才投入其中，因為大批的人才已經流往醫學、科技、商業領域。龔老師掌握學術的入手處，從《四十自述》看來，不外是偏、博、獨到、用新方法，主要是以博和獨到去推翻窄細觀點的研究成果，他把學術當成一博雜狀態，牽一髮動全身，不是單拔一毛就可以顯微研究的，因此他憑藉著博和獨到，批駁了牟宗三先生的單一哲學觀(只討論哲學而刻意忽略其他)，因為文化並非如此單純，也旁及檢討了錢鍾書、陳寅恪等大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以新方法的觀點，駁斥了台灣所有在他之前的博士論文，如何因循苟且、沒有新意，引起軒然大波。龔老師標新立異，自然少不得罵名，但其實他已經藉由清末明初這些學者們領悟到了中國文化的整體性，是建立在博雜、實學、才情之上，而非支離破碎的空洞學問之上。
也因為領悟到實學的重要，所以龔老師也往政界裡頭磨練，他當過陸委會文教處處長，紮紮實實做事，轟轟烈烈離開，告別政界後，又擔任校長行政工作(廣義來說這也算是入世事業)，但學者對這些職位上的表現願意深究一下嗎？不會的，因為他不符合學術規範，沒有學術加分效果，況且政治污穢，沒人願意淌渾水，也因此，曾做過的事業都比不上幾件似真似假的緋聞來到叫人印象深刻。我曾經聽過一位我極尊敬的老師，他是龔老師的好朋友說過：「那個人有什麼好佩服的，缺點一大堆。」但我也聽過中山大學教授簡錦松說過龔老師是一個怎樣可愛的人。這就對了，愛之情同手足，欽之仰若神明，惡之不屑一顧，恨之咬牙切齒，這大概是龔老師的人際關係寫照。
龔老師的博，除了表現在研究領域的越界跨域之外，比如說他研究義理、詞章、考據都有不錯的成果，博攝儒釋道三家，橫跨中國各個朝代，像《漢代思潮》、《唐代思潮》、《明代思潮》等著作，古典擅長，現代也不相上下，他有美學研究、文學批評、小說研究等專著或論文，他也熟悉西方文學理論，弔詭的是龔老師英文並不靈光，他靠著傳統版本校對功夫去比對一本又一本的翻譯專著，進而掌握西方當紅文學理論，也因為如此，時不時就被精通外語的學者們冷嘲熱諷一番：「龔鵬程要是英文夠好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問題了！」或是「英文都不通還跟人家談什麼文學理論！」這當然是龔老師的侷限，但換個角度看，這也是龔老師的長處，大抵精擅外語的學者，普遍中文根柢並不好（當然有例外的），他們也就很容易純用西方觀點來解剖中學，最流行的就是直接用西方術語、理論來重新鎔鑄中學，於是乎〈從讀者接受論來看李或杜或蘇或黃〉、〈從後殖民角度來看什麼什麼文學〉、〈從後結構論來看小說裡的什麼什麼〉如雨後春筍，生生不息，也於是後輩學子對中學信心越發不足，好像不學習幾套西方理論來用用便恐怕落人於後，受人嗤笑。但龔老師的確深入過西學，他衡量了許久，最後反倒回過頭來自信滿滿地高舉中學大旗，雖千萬人吾往矣。如此，自然又免不了要受嗤笑，其實壓根兒西學不明，沒真正見識過大師風采與細膩思路，推根究柢，只能怪他，英文不好嘛！
龔老師越界跨域之餘，他還擅長創作，除了寫一般現代文學定義下的散文之外，他還寫了不少關於實學的雜文，政局意見、政策主張、時勢分析、教育看法、社論等等，這些都不是書生論政、發發牢騷、打打高論而已，而是他在政局裡頭歷練出來的可用見解，是紮紮實實堪用的實學。而他在痛快淋漓之時、沉鬱挫折之際，有感而發當下他也寫作古典詩，並經常自認自己是一名詩人，有詩人的感性、溫柔和敏感。
也因為他尋回了中國古代文化生命活活潑潑的源頭活水，又把知識、實學及創作再度綰合，他突然感到寂寞，同行者寡，相伴者稀，他一邊批評五四大家，一邊又懷念著他們，他原先可以就這樣不顧他人矢志無悔地勇往向前，但他的生命型態基本上又偏向逆俗、消遙一路，於是時不時就要飄過來衝撞一下世情、拆解一下學界象牙塔的磚瓦，然後又飄然他去，隱遁一下、再伺機而出，陸委會事件如此、佛光山大學事件亦復如此。
龔老師年輕時，自負盛氣、自矜才學，鋒芒之利曾得罪過不少師友，連帶學生也感受到他曾經毫無保留的蔑視，以致於日後學生有些學術地位了，也瞧不起學生，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過來消遣消遣龔老師見識不明、學術根源掌握出了問題。這種情感報復其實是惡性循環，最是可惜。但這種惡性循環卻經常出現在中文學界研討會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某講評教授在某會上所講的一段妙語：「講評論文都要有褒有貶，有褒無貶，人家會以為你沒通讀論文，或是程度差讀不懂；有貶無褒，又顯得講評人不夠厚道。」於是研討會上誰也不服誰，誰也不了解誰，大家都覺得自己的才是好論文，大家都覺得自己被誤解了，要是交情夠，便和氣收場；要是沒交情，厚道的就溫和指點，不厚道的就盡情發揮，因此研討會大拜拜場上經常演變成針鋒相對、各說各話的怪異場合。
但中文學界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啊！
我的毓老師曾說，這都是沒讀通《四書》，《四書》是做的，不是給你研究用的，「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龔老師年輕時也沒做好，臨到今天就被學生消遣。但我何其幸運，遇到龔老師時，他早已經收斂光芒之刺，他同我講話時總是輕聲細語、很快地講出我論文的優缺點，我和他講話的次數不多，很不太能感受到他的溫情，但我從他寫給我的信以及幫我所寫的序文，我知道他是一個很有感情的老師，他的情感型態和一下子就能交心的簡錦松老師不同，必須要自己細細體會藏在龐大學問和耀眼聲名之後真正充滿溫情的龔先生。
所以，我相信，龔老師絕不想自己成為中文學界的傳說，他肯定也想更多的後浪衝向前來，超過他那又何妨，但如果可以避開早年他那些充滿尖銳的刺，多些溫情，這樣不是更好嗎？這樣不是就體會到中國學術實踐的基本功夫嗎？這樣不就能由窄而寬、由小而大、由知識、創作而實學嗎？這樣不就能能一路向上提升生命境界、擴展造福的領域嗎？
這不是空談，也不是論文格式，這是中國文化活潑潑的生命力道。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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