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三號的回憶
東年
最近，我們文學界的朋友蘇進強(台聯黨主席)，率該黨多人赴日參拜靖國神社；這事讓我想起自己從前在南非和日本人繼續「抗戰」的舊事，也想起年輕時常為統獨問題苦惱。總有幾次，我曾經想，如果年輕時我不曾為這些事煩著，我的寫作內容當是別種光景….但，人生只有一次….想從頭來過，當然是傻想….當時，我去南非寫失蹤的太平洋三號….這書約完成於1976年，由於政治因素，拖延多年終於才能出版….以下是初版序和再版序…其中能顯現我們這年級作家的苦惱議題….
船過水無痕（聯經出版初版序）（1985年2月）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近午，我所謂的「大平洋三號」，歷經巴士海峽、南中國海、麻六甲海峽以及印度洋，航越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進入南大西洋，錨泊在南非開普敦的外港。
八月的開普敦是個美麗的海港。早上，全身漆白的「太平洋三號」在漫天壯闊的雲彩下滑溜過蔚藍平靜的外港水道，我們看得見五花十色的各種海鳥或在空中啁啾或在海面鑽動。
任何再美好的地方或者季節的午後，也難免有令人疲倦的時候；然後，黃昏的濃霧從水面浮起，而深沉的夜幕隨著清冷的晚風席捲而落。
第一批來到開普敦的歐洲人，就是那些帆船上的海員，他們看到怪異的桌山Table Mountain，喊他為灰爸爸Grey Father，現在，這山像一座陰暗的城牆或者一片廣大的黑影，和我們隔著船燈照亮的外海、一條直長的波堤和一個遙遠的內灣，聳立在華燈琳瑯的街岸。在這樣的景象中，我們錨泊了三個白天和夜晚。
對於長途跋涉的海員來說，門前遇挫是十分沮喪的境況；他們日夜打麻將或者賭各種牌、抽菸、聽流行歌曲或者相互詛咒和毆鬥。
對於我來說，這是更加沮喪的境況；我時常日夜坐在駕駛房的邊窗，望著這堵灰色或黑色的山牆：這山所立基的世界，從前是弱肉強食的野生蠻荒，現在則是殖民地的活樣本；十九世紀縱橫全球的西方帝國主義的陰影，仍然在此盤踞。一個華人在此是二等公民，他的身分證上清楚的印著2nd Class。無論如何，就歷史或者航海地理來看，對於那些善於遠航的歐洲人來說，這巍峨的山巒是個界碑；看到這山，他們就將看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八七年航海英雄迪亞士Bartholomeu Dias在非洲底端這好望角海峽，英挺的站在一艘帆船的艦橋上，豪邁的說：從此東去，可到達印度。當然，他如願的發現了印度；追隨他們的航路，有更多的歐洲兵艦去到了中國。近代中國的苦難歷史，有一筆確是從這裡開始的。不過，歷史的軌跡也曾經有過這麼一種真實：當中國人以長城隔離遊牧民族，並且以勝勢的武力將其驅逐西去，無可避免的蹂躪西方世界，實已為西方航海大發現的時代做了伏筆。
歷史的因果，事實上，很難斷視。
那一年的聖誕節，我隨著「太平洋三號」縱越南大西洋，過赤道，到了西北非洲的象牙海岸，停泊在阿必尚港。這個河海交錯的海港某一個角落被日本人租用了；他們在這裡和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做生意，像是愉快的富豪。對於我來說，這個角落的碼頭像極了舞台，並且在那個聖誕夜裡演過一場活劇：有一個受傷的法國船長氣急敗壞的從街上回來，一路咆哮的詛咒黑人為豬玀；事情如此：街上有上百的黑人，集體搶劫各種遊樂場所的外國人。西班牙船尾的吉他鬧聲，曾經因為這陣突然的喧嚷停息片刻，但是，只一會兒，我又聽得佛來明哥吉他的悲傷弦律和壯烈節奏，而葡萄牙人繼續愉快的喝他們的紅葡萄酒。夜漸深的時候，一個身材矮小的韓國船長在全體船員的目視下，以跆拳道有板有眼的連毆帶踢一個船員，打得鼻破血流。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魁偉的船員會馴服的，面對面的，逆來順受的挨打五六十公尺遠，而不敢回頭奔逃，或許為了生活，或許為了強加的紀律；可憐的韓國人。德國人為那個聖誕夜掀起高潮，他們必定大杯歡欣的喝過許多甘醇的啤酒才會那麼有勁；雄壯的歌聲力透船艙的鋼甲，在平靜的黑夜的海面拂起波紋。一個黑人漁夫搖著舢舨在波紋上網魚；更多的黑人，一些共產黨，圍坐在碼頭外的營火聚會並敲打木板做的風鼓，這種急速錯亂的肅殺鼓聲，在叢林的時代或有獵人頭的寓意。事實上，幾天以後，當這些外國商船卸下機械、汽車等等昂貴船貨，而載走廉價的礦砂和木材，並沒誰把頭顱留在碼頭。
這些景象，我看是很能夠引起豐富的聯想。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歐洲腳下堪那利亞群島上的拉斯巴馬港，我坐在公園裡翻看《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初稿，在那個寂靜的午後，鋪滿樹林涼蔭和細碎陽光的公園草地上，走過一個醉酒搖晃的俄國船員，哼著草原的悲歌，而另一個小孩獨自在那裡翻觔斗。
這個黎巴嫩小孩和他父母因為內戰，剛到此地投靠親友，他說：他想念故鄉的小朋友。這使我想家，畢竟我已經離家許久。
這一切都已經是八、九年前的事了，「太平洋三號」綿延萬浬的波紋，事實上也早就平靜得無影無蹤；而我，多年來卻要繼續在夜燈下的稿紙上和風浪搏鬥。這種漫漫長期的苦心思慮和持續不停的熬夜書寫，對我自己來說，毋寧是一種苦刑；然而再沒有比孤獨的感覺：一種清醒的意識，更可怕的了。
一九七八年我在愛荷華大學；那年冬天曾經去紐約，而在假日的街上迷了路。當時，當我在埋頭思慮間偶爾抬起頭，只見乾淨的、深廣的街上摔碎了一個折頸的酒瓶，像一幅陰暗蒼鬱的畫，而地下鐵在無人的冷峻的樓谷間掀起一陣隱約的風聲。我覺得孤獨，並且這麼想：對於擁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總是想得過多，而所謂的「群眾」則是想得太少；這可能使得大家都會覺得孤獨無助。
巴索洛米‧迪亞士已經變成一座不朽的塑像，高高的站在南非開普敦市一個公園的立功柱上，俊美而且年輕的臉孔昂揚在東照的陽光中閃閃發亮，更多的航海英雄和太空船也已經在夜空裡航行，為明日的里程立碑，而「我們的朋友華北」，或許是我們時代中一位最熱誠的年輕人，卻要——某一天的清晨，在南非開普敦的公園裡，呆坐在迪亞士的腳下徬徨不能自已，進而在自己的臉上開了一槍。無疑的，這是一個典型的歷史與民族的悲劇。
關於歷史，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所有的昨天都將成為民族的神話和史詩，所有的喜怒哀樂、榮耀和屈辱，都將豐富後人的想像力和進取心。因此，向前看歷史的時候，我沉痛的將本書獻給我們的朋友：華北。
至於我自己，我想我已經獲得了許多；尤其是我弄清楚了海洋的哲學。在沙灘、內灣、堤岸、外海或者深海看海，海都各有其完全不同的風貌和韻理；海的哲學和深度成正比。
生活也如此。
大海是我的故鄉 (聯合文學新版序) （1998年2月）
有一位詩人，年輕時寫過這樣的句子：雨下在全世界的屋頂上。
另有一位小說家、電影評論家、教授，寫過：年輕時候，站在碼頭，想到自己航海的夢想無法實現而黯然淚下。
還有一位唱片公司的創意執事，曾經邀寫一首歌詞。這三位基隆同鄉，使我想寫一首長詩，就是一張唱片那樣長的歌；我想寫一陣雨，從海鷗飛翔的深海一路跋涉遠洋、近海、港灣、碼頭、街道和屋頂，下進人們的心底。
我畢竟沒能那樣浪漫。
浪漫，這譯詞的通俗意思是風雅或羅曼蒂克的情調。但是，這譯詞的原意還有冒險和英雄氣概。我當然不能說我的基隆同鄉沒有這樣浪漫的騎士精神。基隆因為經常的雨和海，也美名為雨港；來自那裡的作家和藝術家，似乎比來自他鄉的同儕多一分憂鬱。
不知何時開始，每年新年元旦和農曆新正的時刻，雨港中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都會鳴起汽笛，使這個港都的夜空突然震動起來。這種聽起來像防空警報的嗚咽對我們的父母輩而言是戰亂的訊號和回憶，我們這種戰後新生代一聽就會被提醒台灣海峽的緊張敵對，而我們的子女一聽就感覺太平盛世，新年開始。
但，平常時刻，無論日夜，如果在基隆街上一而再、再而三、不停的聽到急促獨鳴的淒厲船笛，特別是海上有暴風雨的時候，那表示可能港外發生船難。
航海，如果是謀生需要，談不上有沒有勇氣，生活所迫吧。寫《白鯨記》的梅爾維爾，曾經在南太平洋三條捕鯨船上做過兩年半的水手。寫《黑暗之心》的康拉德，從波蘭移民到英國，或許沒別的生計而去航海。
航海，曾經也是一種夢想和偉大事業，這就需要極大的勇氣和狂熱。在西方航海大發現的時代，那些航海英雄四出尋找新航路、新大陸和島嶼，為現代世界開啟新頁。達爾文的小鷹號航旅，使他發現物種進化的原理。
由於特別的因緣，我也跑到海上去了，並且在一九七六年寫出這本書的初稿。
一九七○年代，港台之間的華航班機機翼軟得像飛鳥的翅膀，特別是如果起航前候機室的廣播表示機件故障待修，班機需延後四十分鐘起飛，那麼坐在窗口望一眼搖曳的機翼，沒有誰會不忐忑是否能夠平安回到台北。
那個年代，台灣的經濟正在起飛；歷經土地改革和六期的四年經濟計畫，台灣的經濟已經從傳統的農業社會邁進工業社會，具有現代經濟的雛形。
一九九○年代就要結束了，今天全球國際航線上的班機，到處可以看到衣著鮮麗的台灣觀光客、從容自信的台灣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留學生和商人；只有那些政客笑不出來吧？但是，在一九七○年代，由於海峽兩岸的高度敵對，出國觀光未開放，大陸探親更是免談，經濟也未發達到經常會有商人出國公幹。那大量出現在某些國際航線班機上的台灣人；或許是去非洲的外交農耕隊和換班的國際商船船員，這些人的形象大抵體面；或許就是看起來像東南亞難民的遠洋漁船船員，他們的皮膚乾燥黝黑，因為經年日曬風吹雨淋和浪花濺身的鹽醃。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低級船員，由於手指長時拉扯或摩擦漁繩，長了厚繭和硬皮，甚至於無法彎曲抓筆，在海關的申報表格上填寫自己的姓名。那個年代，有近七○○艘台灣遠洋漁船散佈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或在南半球或在北半球；這是台灣最早期的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雖然海上陸上的經濟形態會有不同，但是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做為最底層的勞力密集工業區，廣眾勞工的辛苦姿態卻是一致的。
政府部門，當然會吹噓台灣的輝煌經濟表現，是他們的智能和功勞。當報紙鼓吹周休二日，那些所謂工商企業大老或龍頭無不表示異議；那種高姿態也彷彿沒有他們，台灣就不可能有什麼經濟奇蹟。事實上，台灣的經濟奇蹟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發生重大變化，所提供的特殊機遇。因為台灣位於東西兩大戰團之間極敏感的前哨地，在防止共產主義南下的總戰略目標下，美國將之納入遠東戰略防線上而加以經濟援助。如果衡量台灣的經濟是如此不久前才從零開始，像是撿到的，政府、企業家和社會大眾或許可以持平的想：只是同舟共濟吧。
同舟共濟，這當然是個白日夢；但，如果人們看透了海洋，體驗過船的生活，就會了解這種白日夢會是場好夢。
歷經半世紀的緊張，台灣面對的最大奇蹟，當然將是：不會有共產主義南下。因為，各種意識形態的對抗，無論有無理想，在這二十世紀末突然間都偃旗息鼓，資本主義暫時或絕對贏得了勝利。一九八○年代，台灣開始轉進資訊工業，在經濟上繼續有好進展。而，在這前一年開始，大陸的農村改革使中國農民的收入翻了一番，贏得了八億多人的支持；在發展輕工業和中型工業的斬獲，繼續贏得幾千萬工人和管理人的支持；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之中或仍有異議，但在大陸廣大的人口中，這整個階層只佔極少數。中國大陸明顯的，在走南韓和台灣的舊路，並且奮起直追。
傳統的中國文化或台灣文化，講究的是勤奮工作和自制。無論如何，自我克制，這種共通的太平洋亞洲文化中一項重要的特質，使日本、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目前的東南亞數國，能妥善的安排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優先順序，而成功獲得國家政、經及社會現代化的成果。那些企圖在一夜之間，如西方所要求，建立起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國家，像菲律賓等其他亞洲國家或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諸國沒有不失敗的；前蘇聯在一夜之間崩解，是最簡白的例證。
荷據台灣時代，第一個來台灣傳教的荷蘭牧師，名叫喬治‧肯迪尤斯。他於一六二七年五月四日來到赤崁，是非常虔誠熱心的基督徒。由於勤學過平埔族多種語言，他專文報導過當時台灣的風土人情。在他的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到福爾摩沙的無政府狀態，不像別的地方有國王或類似的領袖能夠統宰一切，而原住民間以部落為單位的爭鬥是相當慘烈的。
這種昧於內鬥的情景，在台灣島上似乎是一種常態，或歷史性的輪迴。但是，沒有誰能將這種不幸歸咎於宿命。這是未開發之境以及先後有移民地區，可能發生的人類通病吧。
沒有一位國王或類似的領袖能夠統宰一切的社會，尚且也是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之一。
事實上，喬治‧肯迪尤斯牧師三百七十年前所見的台灣平埔原住民，正是具有民主制度雛形的社會。這個社會有類似歐洲議會的委員會，由大約四十歲的十二人組成；面對重大問題時，委員會召集全部落開會，由委員諸人充分表示正反意見後，再由全體民眾自由表決。這個社會的法律相關刑罰，也不拘束或傷殘人的身體。這當然也可能是某種理想所造成，但是，處於發生爭端時會互相獵殺人頭的鄰閭間，這種單一社群中實施的民主和寬容也是現實的需要；畢竟如此利於融合一體，較不易被滅絕。
一九二○年代以來，台灣新起的知識階層能趕上西方的重要思潮，同步思想人類的各種問題。今天，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裡，台灣當然也有相當質與量的知識精英，遺憾的是當這些精英解釋台灣各種問題時，多只能拿其西方宗師的有限教條勉強亂套。我常想，像台灣這樣不到八十年的時間中，從封建社會快速演化成現代社會，其本身有可能即是一個可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富藏。假使我們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學者和作家，能夠拋棄各種意識形態和教條，踏實面對及探索台灣的現象，特別是民眾能夠獲得更好的教養，表現得更理性，台灣必然可能以更好的姿態進入二十一世紀。
《失蹤的太平洋三號》被某些評論家讚譽為「數十年來真正開展了中國海洋文學風貌」的長篇小說。我不清楚中國海洋文學有什麼樣的風貌，數十年來又是何指。但是，在台灣文學中，無疑它是獨一無二的深海上的長篇小說。也有評論家說，這小說為整個民族做了深沉的精神分析；這點，我當然可以同意。
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有些舊的事物能夠換上新裝和新的事物一起走入新的世界，而有的被歷史的尾巴掃進垃圾堆。《聯合文學》初安民總編輯發願：要盡可能搜齊，重新出版名家的作品，《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僥倖能忝為一目，或許因為它是罕有的海洋文學作品，或許因為它是個探觸到多種人性的寓言。
我自己更感欣喜的是，重讀這本小說，使我想起自己曾經在南大西洋的深海某處，一時興奮從船上跳下水游了一會兒。那片深海，或許從開天闢地以來就不曾有人和她那麼親近；這使我在陸地酣睡多年的心神為之一震。忍不住，要讚嘆一聲：大海是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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