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一七六八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作者：孔復禮 譯者：陳兼、劉旭 時英出版社
超越「中西之間」──讀孔復禮《叫魂》有感
文／鄭家棟
進入八十年代以後，美國方面的中國史和中國思想史研究至少有兩個明顯的轉向：一是由強調近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之間的斷裂轉向較為注重二者之間的連續性，認為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及其走向說到底是與歷史上中國社會自身的一些問題及其發展線索相關聯；二是由注重上層政治和菁英文化轉向較為注重不同社會階層乃至不同社會區域之間的複雜關係。後一點與美國方面中國研究領域的社會史走向有關，與此相聯繫，有關研究中似乎更注重於歷史事件的橫向分析。從上述兩個方面說，哈佛大學教授孔復禮的《叫魂》一書，都堪稱是代表作。
「叫魂」這個概念非常鄉土化，它似乎一直與中國下層社會特別是農村某種被菁英階層視之為「迷信」的東西關聯在一起。《叫魂》並不是一部研究中國歷史上某種習俗（或稱之為「迷信」）的著作，它所要疏理和解析的是發生在一七六八年的一個歷史事件，這個事件被稱之為「妖術大恐慌」："一七六八年，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某種帶有預示性質的驚顫蔓延於中國社會：一個幽靈──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在華夏大地上盤桓。據稱，術士們通過作法於受害者的名字、毛髮或衣物，便可使他發病，甚至死去，並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己服務。這樣的歇斯底里，影響到了十二個省份的社會生活，從農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宮邸均受波及。對於我們來說，這一切又有著什麼意義。(摘自該書的簡介)
該書採取一種「大敘事」(即黃仁宇教授所提倡的「大歷史」)的方式向我們展現了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圖景，其中特別關涉到三種有代表性的社會層次或稱之為社會力量，他們分別為不同的利益、動機所驅使，從各自不同的社會角色與經歷出發，對於「叫 魂」事件採取了某種各取所需的解讀與因應方式，書寫出所謂「叫魂」事件的三種版本：第一個版本關涉到弘曆皇帝的人格特徵，中國傳統專制及其表現形式，滿漢文化的衝突，皇權與官僚體制的常規運作之間的張力，等等；第二個版本關涉到百姓們對於某種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發的騷動，以及騷動的背後所隱涵的下層民眾難以把握自身命運的危機感和對於社會權力的渴望；第三個版本則關涉到立足於保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維護社會生活的常規運作的官僚們，在「暴民的狂怒易變和君主的反覆無常」之間的窮於應付。三個版本之間並不是相互孤立的，它們從不同的側面切入一個共同的主題，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中權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
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始終是在「一治一亂」的迴圈中延續和發展的。這種治亂之間的轉化似乎使得這個不變的社會充滿了變動。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在所謂治亂之間所扮演的悲劇性角色。
震動全國的「妖術」事件，原是發端於一種無事生非的造謠中傷，而其背後所隱涵的則是某種冤冤相報的社會敵意：在叫魂幽靈的發源地浙江省德清縣，慈相寺的和尚們把進香客從與他們競爭的那個寺廟嚇跑而欲圖挑起人們對妖術的恐懼。更有甚者，他們虛構了一個容易為人們所相信的故事，即一夥石匠試圖用妖術來加害於自己的競爭對手。……縣役蔡瑞為從肖山和尚們身上勒索錢文，也編造出了可信的罪證。而一旦皇帝與官府發動大規模的清剿，「妖術」馬上就變成了某種扔在大街上的上了鏜的武器，因為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和陷害他人，成為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以得到的權力。於是乎，誣告、栽贓、不斷擴大的冤獄、謠言與小道消息、官吏的腐敗與公眾的歇斯底里、私刑與公堂上的逼供、人人自危與人人自保、弘曆皇帝確信「妖術」只是「謀反」的幌子，等等，這一切被書寫在中國前近代那個被史學家們稱之為「太平盛世」的底色上，似乎給人們以一種災難性的暗示。
總是試圖通過某種非常的途徑來獲取「權力」，這是一種缺少起碼的社會公正和社會底層權力的極度匱乏所帶來的病態。這種病態一旦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並找到了突破口，就會釀成大的社會危機與動蕩。問題在於，就一般情況而言，「亂」並非如毛澤東所說成為社會改良和社會進步的必要手段，而只是成為社會危機爆發和民眾宣洩的一種形式，因?人們於其中所唯一關注的似乎就是打破現有的權力結構與秩序。當然，無論「亂」是被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還是最終導致改朝換代，也都會成為前車之鑑，結果是中國歷史就在民眾造反和有人修復社會創傷或建立新的統治秩序這種「治亂」之間迴圈。
《叫魂》一書所著墨更多的是另一個問題，即透過弘曆皇帝在「妖術」事件中的表現及其心態，揭示中國歷史上君主與官僚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書中提出官僚君主制這一概念來表述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徵。若依據馬克思韋伯的看法，官僚君主制應當說是一自相矛盾的觀念，因為在後者那裏，真正的「官僚制」是與「現代」體制聯繫在一起，而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則屬於「父系家長和世襲統治」一類。
「官僚君主制」一語所期表述的是中國歷史上君主的專制獨裁與官僚機器的常規職能之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從「專制」的意義上講，君主不是官僚機器的一部分；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某些成文的法規來約束數目龐大的官吏和依靠官僚機器的常規運作來實行統治，管理國家。那麼，君主又如何能夠保持自身權力的自主性和至上性？如何能夠做到在忙於處理大量的日常事務（如認可軍機處為其草擬的諭旨和審批吏部呈報的官員任命）的同時，避免自身「官僚化」？如何提防官吏們（特別是高層官吏）的上下勾結、串通一氣、封鎖消息，使君主成為某種被架空的玩偶？這其中問題的關鍵似乎在於：君主必須經常能夠以某種非常規的方式介入官僚機器乃至打破官僚機器的常規運作。這些方式包括發展與某些官吏之間的個人關係，培植心腹寵臣；建立自己的情報系統；強化可以與官吏們（包括中層官吏）直接交談的「陛見」制度；乃至於微服私訪，等等。當時，最重要的且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政治罪」的存在。
對於任何一個王朝來說，所謂「政治罪」都是與「謀反」聯繫在一起的，而任何形式的「謀反」也都被說成是關乎社稷的安危。既然「政治罪」被定義？是旨在動搖和推翻整個王朝的根基（而不是如瀆職和腐敗那樣只會影響該體制的運轉效率），那麼對於「政治罪」的處理就理應獨立於官僚機器的常規運作之外。換句話說，處理「政治罪」是君主而非官僚們的權力，儘管它常常能夠為官吏們的傾軋乃至更廣大社會層面的排泄積怨提供可乘之機。在中國歷史上，「政治罪」始終是君主手中的一張王牌，後者得以利用、扭曲、誇大乃至於製造某些「事件」，以「政治罪」的形式打破常規，將整個官僚機器置於自己的威權之下。「政治罪」為專制君主提供了任意揮灑的舞臺，在這裏官職的高低、能力的優劣、功勞的大小都難以成?官僚們自我保護的屏障。在弘曆皇帝那裏，一七九八年的妖術大恐慌正是扮演了「政治罪」的角色：弘曆將各省官員們在緝捕妖首問題上的失職歸咎於他們的怠惰、遲疑、對無能屬下的姑息，也歸咎於江南的腐敗以及官員們的忘恩負義。這些問題正是君主常年關注的焦點。「叫魂案」作為「政治罪」所帶來的衝擊，為弘曆創造了某種與官僚們直接攤牌的機遇，我們看弘曆圍繞叫魂案寫下的大量朱批，這些朱批既關涉到對於所謂「妖術」的清剿，更關涉到對於官僚的控制。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弘曆一直在抵制把政治問題(謀反)化約為常規的行政問題。在他看來，常規化與漢化是兩個難以擺脫的幽靈，而兩個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問題，因為對於滿清政權來說，常規化的官僚體制及其運作方式說到底是來自漢民族發達的江南文化，歷史悠久的江南官僚文化正是"腐敗頑固，朋黨比奸、懦弱虛?"的罪惡淵藪。弘曆的憂慮和氣惱並非多餘，還有什?比官僚機器按部就班的常規運作和自我保護更能夠構成對於帝王權力的嘲諷呢？
近現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究竟是連續的還是斷裂的？李澤厚的「文化心理積澱」說、金觀濤等人的「超穩定系統」論及劉小楓的「儒家革命精神」論，都是旨在強調中國歷史的連續性。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囿於「中西之間」的視域，過分地看重和誇大外來因素的影響及其所引發的變革，恐怕仍然是影響中國近現代歷史與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誤區之一。或許真實的答案依然存在於歷史的深處，這也是《叫魂》一書所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
注：ASIA JQ 1508 .K841 1990
Soulstealers :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 Kuhn, Philip 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密大亞圖
《世紀中國》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四日 版權屬於該刊及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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