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薇如張雅媛葉又甄的期末報告
我國大法官會議在八十九年七月七日所作出的五○九號解釋也完全本於護衛新聞自由的立場，雖然沒有提到美國「紐約時報案」，但卻清楚的移植了這種「無罪推定」的立場。在此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儘管媒體不能證明其言論的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即具有善意性質，即不可課以誹謗罪。
大法官這號解釋公布後，隨即被最高法院引用在「亞洲週刊案」的判決，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司法實踐釋憲結果的判決」。這種明白承認釋憲結論能夠拘束各級法院判決，當是我國釋憲制度能夠繼續運作下來的前提要件，值得慶幸。最高法院認為亞洲週刊社既然由可靠的來源獲得新聞，且已進行查證，即可具有善意性質，滿足了免罰的條件。這個看法，符合釋字五○九的理由。
大法官蘇俊雄曾在釋字五○九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提到，現在的社會是一個資訊流通甚速的社會，如果要求新聞媒體必須詳盡查證之能事，否則即可能涉及誹謗，則會造成「寒蟬效果」（chilling effect），而使媒體畏於發表言論而嚴重影響言論自由所能發揮之功能，違背了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所以我們由代表大法官對於言論自由範圍最新見解的釋字五○九號解釋，可以得到言論自由優先於個人名譽保障的結論。
最後我們再回到呂秀蓮副總統控告「新新聞」周刊所使用的民事訴訟程序而言，誠然，民事訴訟所期待的損害賠償與刑事訴訟所獲致的刑罰，都是制裁他人不法的法律工具，且往往併行。
例如，對詐欺者所進行的侵權訴訟及詐欺訴訟。我國對於誹謗罪也是許可採行民事與刑事救濟雙軌論。不過，就對誹謗者可處刑罰的制度而言，在世界各民主國家，已經提倡「誹謗除罪化」，使誹謗行為單純只是造成民事賠償的責任而已。在過去威權統治時代，學界已有主張引入此制度。
但是，是否應使誹謗案件變得純粹是民事賠償案件，大法官釋字五○九號卻有不同意見。大法官認為我國目前尚未有實施此制度的條件，且認為採行這種「誹謗除罪化」，會使得有財力者儘可隨意誹謗而不怕擔負刑責，對於無財力者反無法保障其名譽，故而主張採行民刑責任併存制。但這種民、刑訴訟併存制度，恐怕給與「新新聞案」的判決並無實質上的助益。
先不論副總統是為標準的公眾人物，且該案所涉及的內容（總統發生緋聞案、且散布該緋聞者為副總統），不能不說與公共利益無關，媒體的報導與評論本身即有公益性。如再依據釋字五○九號的解釋，肯定媒體只要有「相當理由確信來源真實」，即可享有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權，在加上最高法院「亞洲週刊案」最新的見解，認為已經過查證，即似乎可有免除擔負任何刑責的餘地。所以，就像傘兵的傘，除有主傘外，還有一個副傘，來作第二重的保障。新新聞周刊似乎已經明白的可由釋字五○九號獲得合憲性的主傘，及亞洲週刊案判決先例的副傘，來防止刑責的課處。
但是，儘管新新聞得以免除刑罰，但如果未能提供強而有力的正當性理由，仍然難免民事責任？這是本案另一個難題。也就是當法院承認原告遭到名譽上的損害，且證據確鑿，被告仍然必須負擔民事上的責任。這也是以往憲法學上討論言論自由所未顧及到的民事責任問題。按以往憲法保障言論自由都想到是防止來自公權力的侵犯，鮮少有涉及他人的民事責任問題。
如果媒體在上述合憲與刑事合法都已具備的前提下，還容有負擔民事訴訟的損害賠償義務的可能性乎？如承認這種可能性，就會忽視了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都具有相同的司法價值。易言之，對於司法權力追求的價值一元性，即遭侵害。正如同在釋字五○九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蘇俊雄大法官所說的「寒蟬效果」，就會繼續存在，而使整個釋字五○九號解釋即形同具文。
其實保障人格的重要已提升為國家的義務；而媒體的新聞自由也是保障國家不淪入獨裁的最有力武器。如何兩者兼顧，以及是否在必要時，司法天秤必須稍微向一方傾斜？也是憲法學者長年討論的重點
合理的推論，也是一個痛苦的決定便是：新聞自由應當具有較大的比重。誠然，面對這種相當「無情」的新聞自由制度，對愛惜羽毛，不容他人隨意誣蔑的從政人士而言，當然情難以堪，也不免忿忿不平，不過，我們也可以回想所有政治人物的興起，是否也靠著媒體的宣揚或幫助才有可能成為日後政壇上的風雲人物？就以不少今日政壇新星而言，當年能由一介沒沒無名的理想主義者，一步步躍登政壇高層，新聞媒體不也扮著「同情的推手」？
所以，媒體之於政治人物，正如同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行舟者應儘量與水水乳交融。政治人物如果不想受制於喜怒無常的「惡水」，美國以快人快語出名的杜魯門總統有一句名言：「假如你受不了廚房的熱氣，那麼就趕快出去，不要再進來！」這也是說明了政治人物有時候必須要有較堅強的神經，來對抗外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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