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de Madrid 來自馬德里 馬德里人－ 從馬德里看西班牙 從馬德里看歐洲 從馬德里看世界 還有從馬德里看台灣 這是台長的心願 希望一切都能早日實現 培養一個夠寬廣的視野 一種夠深入的觀察 和一份夠宏觀的氣度 希望您也作夥來 歡迎入來馬德里人ㄟ厝 乎阮奉待一下!

816愛的鼓勵 1訂閱站台

2001.12.28　 中國時報
經濟發展 不是教育目的
朱敬一

自李遠哲先生於全國教改檢討會議中提出「廢高職」的構想之後，社會各界也出現了不少反對的聲音。其實，大部份主張「廢高職」的人並不反對職業教育，而是希望以綜合高中去取代現設的高級職業學校。許多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主張，是因為台灣目前的高職?高中比相對於世界上大部份先進國家而言實在太高了。世界各國高職生占中學人口的比例大都在三成以下，只有少數國家超過三成。台灣的高職學生比到一九九五年為止都維持在七成上下，最近才稍降至五成左右。為什麼台灣的高職?高中比會這麼奇怪？這大概與早年的經建規劃有關。

許多年來，種種經建規劃的思考不但主導了大學專科各系所的招生人數，也主導了全台灣高中?高職比例的分配。早年負責台灣經濟政策的人認為，台灣未來需要的是簡單加工型的技術勞力，所以政府多年來只容許高職的設立，卻不准新設高中；經年累月下來，乃造成了今天居高不下的高職?高中比。也許筆者的經濟專業尚不能論斷高職是否真的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但可以肯定的是：經濟發展、人力規劃的思考確實主宰了台灣高職教育的走勢。
以經濟發展或人力規劃的思考來主導教育制度與招生名額有沒有什麼不好呢？我們大概可以從兩個觀點思考這個問題。首先，人力規劃背後其實是一種「計劃經濟」的思考觀念，以前在許多共產國家都推動過。推展計劃經濟國家的經建單位，為了要使各種人才的供需大致相當，避免產生人力供需失調的社會成本，乃預先估算各種人才在往後數年的需求量。然後，再依據這些依行業－學歷分類的人才需求，決定專上或職校各科系申請設置之可否與招生人數之多寡。以往台灣各職校招生人數的設定或設校之核准與否，大致也確實是依據這樣的邏輯決定的。

人力規劃成敗的關鍵之一，即在於未來數年人力需求預測是否精準。如果人力需求預測不準，則顯然一切的規劃都是白搭。一般而言，人力培育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位高職生或專科生從招生入學到畢業，至少要三到五年。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知識經濟時代，五年之後技術與經濟環境變異極大，我們現在如何能預估五年後的人力需求？又如何能依此粗估，胡亂分配五年前的招生名額？此外，台灣是個小型開放經濟，其人力需求決定於國際市場者居多，而國際市場五年後是何等情境，誰又能預先知道？最嚴重的是，人力規劃其實忽略了「不同教育背景可以適應相同工作環境」的彈性。大專工科畢業生其實也能夠做銷貨員，文科畢業生也沒有理由不能做生意。「人才」與「科系畢業生」之間，恐怕沒有一對一的關聯。既然如此，又
為什麼要以高職、專科的招生人數，去搭配人力市場的需求呢？

即使人力規劃能夠精準計算，我們還是不應該依此而合理化政府對高職招生人數的控制。教育的主體是人，教育的效益並不只是就業市場上「供需配對無誤」而已。如果受教者本身喜歡唸高中而非高職，那麼唸高中本身就極具效益；這就像逛街一樣，即使不消費購物，也是一種主觀願望的滿足。因此，教育帶給受教者的效益，絕不是各類人才供需配對指標所能涵蓋。對此，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沈恩所做的描述，相當值得我們參考。

沈恩指出，若干亞洲國家經常出現類似「我們是否願意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犧牲一些基本自由與公民權利？」的問題。沈恩認為，這類問題本身就有邏輯的矛盾。經濟發展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提升與實踐自由，而且公民權利本身就是價值；自由與民權都不需要間接透過經濟發展而得到肯定。沈恩指出，經濟發展能夠消除飢餓、提升所得、增進機會、保障社會安全等等，而這些都是實踐人身自由、選擇自由、就業自由、遷徙居住自由的手段。所以沈恩說，經濟發展本身只是手段，其目的之一即在於促進並實踐自由。

若將沈恩對經濟發展的描述套用到教育，筆者覺得更是貼切。對高中?高職以前的階段而言，教育同時肩負了「啟蒙」與「豐富視野」雙重的角色。我們一方面透過初等教育，讓孩子們了解基本溝通技巧與共同文化價值，另一方面也讓他們體認自己在社會中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一個人必須要了解、體認他自己的公民權利（啟蒙），才有可能真正的實踐其自由；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每個孩子儘可能地接觸多元而豐富的文化面相（豐富視野），進而找到自己的興趣與優勢，做出自己的選擇。從這樣的思考出發，我們自然不希望教育太早分流，更不希望孩子們在未做廣泛接觸、未能真正了解主觀性向與客觀選項之前，就被強制投入慘烈的分流競爭。

社會各界許多人希望以綜合高中取代高級職校，也就是希望將高中、高職雙流併融在一個學校體系內，一則讓尚未成年的學子有更多豐富視野的機會，二則也希望免去他們在?四、?五歲被強制參
與分流競爭的「不自由」。沒有人否認技職教育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但經濟發展畢竟不是教育的目的。 或許有人會擔心：如果政府將許多高職改制為綜合高
中，讓學生們自由選擇學程，市場上可能會出現部份技術人力供給不足的困擾。這要怎麼解決呢？坦白說，這些市
場摩擦其實不勞政府太過憂心。當某種技術人力不足而產生供不應求時，他們的「行情」就會看好，也因此會吸引更多綜合高中的學生投入這個技術行業，於是半年一年之後，人才供需便已有所調整。如果某個行業的人才供需起伏太大而學生竟然不察，政府也可以適時公佈訊息，以客觀的數據正向引領人才流動或反向警告其可能的困境。無論如何，勞動市場有其複雜的調整機制，其成效未必比中央集權式的人力規劃來得差。而即使市場調整或有誤差，只要這誤差還不至於太嚴重，我們都沒有理由以市場誤差為藉口，去限制高中的設立，進而剝奪學生家長們選擇唸高中的權利。

有少數主管教育者總是習慣性地將技職人力培育視為經濟發展的一環，我們不能說這樣的觀點不對；但如果他們認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經濟發展」，而沈恩說「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實踐與保障自由」，那麼教育更根本的目的，又是什麼呢？這答案還不清楚嗎？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