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白馬嘯西風】是金庸寫情最成功的短篇。（據說當年新舊版之間修改也最多。）
「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
賦、比、興，全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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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電影編劇、影評的經驗，金庸為武俠傳統打開了另一片天空，西方戲劇的舞台視野壯大了東方武林風貌，深化武俠之為大眾文化的面向；同時，他對政治、歷史的治學涉獵，卻也讓中國經集中的風骨氣節自然融入了江湖煙雨，成就武俠作為文人書寫的觀點。
就形式而言，武俠是文，就內容而言，畢竟是武。以文治武，向來不易。與金並稱的梁羽生，「萍蹤俠影」、「雲海玉弓」已足傳世，國學造詣有目共睹，可惜總有弄文之感，整體氣勢大減，格局有限。古龍有才氣，不過「治學」無論如何是談不上的，空有奇想，卻失情理，終究流於浮濫。
金庸之作素以情節繁複著稱，我個人卻認為金庸殊勝之處其實在敘事方法本身，尤其是兒女之情。其寫情「似瞿實腴」，處處未寫兒女情，卻又處處是兒女情。以情為根源，而不以情為骨幹，曲折反側，這是中國傳統說書技巧，也是敘事不脫抒情的婉約之策。
傳統章回或可大別為二，一是才子佳人的戲曲，另一則是金戈鐵馬的書話。粗略看來，似乎戲曲之兒女氣為婉約，而書話的英雄氣為魯莽。宋詞多述閨怨情事，南渡以降，繁複華麗居然都成兒女之氣，騷人墨客投身戲曲，這樣一來，婉約之意竟被戲曲情節所僵固。相較之下，書話英雄的文人記史傳統也就日漸凋零了。
這種情況，不妨戲稱之為所謂「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從形式以觀，戲曲雖然繁複，卻因以情事為骨幹（愛戀、痴纏、離合），失之露骨，反離「婉約」之意。而書話雖內包民族情感（忠孝、俠義、仁恕），但以征戰為發展情節，即以情為根，這才是深得婉約之意。
曹雪芹【紅樓夢】雖寫兒女之情，情節上卻兼容家族內外諸般大小「雜事」，敘事策略上較近於書話傳統，以記史筆法寫戲曲情事，果然跳脫團圓眷屬格局，集戲曲與書話之大成，創造了章回的顛峰，悲劇尾聲同時也扭轉了繁複與婉約的定義。
繁複和婉約沒有必然的連結關係，也不能單純從文字觀察判斷，而應該從整體敘事手法策略分析判斷。因此，金庸雖以書話筆法寫征戰之事，但情節卻也變化萬千，毒藥、奇功、怪病、異人、術數、軍事、秘聞、疑案，多所「雜事」人物串連，不勝繁複；本事當為俠義之情，主角、結尾卻總不脫兒女之情，以多方經歷描人物，而不專以雙方交往繪情事，可謂婉約極矣。（【神雕俠侶】為罕見的例外，澎湃直書，別有一番氣象。但此直書非彼直書，基於主旨而出發，不落俗套。）
武俠小說多以奇詭為內容，兩難為結局者，不足為怪。然而，金庸以史為景，以地為框，用真襯假，虛實交揉純熟洗鍊，格局雄健大膽，對話又力求俚俗自然，使奇詭妝成合理，最是高妙成功。
王國維【人間詞話】提出「境界」一詞以評文品高下，若說金庸昇華了武俠寫情的境界，應不為過。
當然，不能忘記，金庸花了許多功夫再修訂，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絕對優勢。舊版的面貌也許已難考察，不過，即使是單單著眼在男女之情的類型設定上，金庸之細膩多變依然足以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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