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的心靈冒險 很喜歡Thomas L.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雅言)一書如此說：「在回憶多於夢想的社會裡，太多人耗太多光陰在沉湎過去。他們藉著咀嚼過去，來看見尊嚴、肯定、自我價值，而不是耕耘現在。而且過去還不是真的過去，而是想像及粉飾的過去。」(頁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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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

《費城》一片描述早期社會大眾對愛滋病患者的歧視，甚至是職場的不平等待遇。透過安德魯‧白(Tom Hank飾)這位頂尖的律師，他與雇主查理(Jason Robards飾)在法庭間奮戰，以爭取個人既有的權利。事件的起因乃是查理發現安德魯同性戀的身分以及他患有愛滋病之事實後，於是以其工作能力不佳而辭退。

安德魯得知自己被開除之後，決心捍衛自己的權益，於是他四處奔波，找尋可以幫他打官司的律師。沒有一個律師願意為安德魯挺身而出，最後終於找到喬伊‧米勒(Denzel Washington飾)願意為其辯護。然而，他們第一次會面時，喬伊雖很熱情地與安得魯握手，但在得知安德魯的疾病後，熱情迅速降溫，甚至談完話之後，需要找醫生探聽自己是否可能透過肢體接觸而感染愛滋病。

對於愛滋病(患)的刻板印象，在1990年代是極其盛行的。一想到此疾病的可怕，人們可會毫不猶豫地說：「上帝的詛咒！」或是愛滋病患者都被貼上性行為氾濫的標籤，所以招致懲罰。因此在法庭上辯論時，查理一方的代表律師，除了強調安得魯工作能力不佳，另外就是營造安德魯為私生活不檢點的人。由於對愛滋了解得不多，歧視的烙印才會在那時如此根深蒂固。

【大衛】

作家楊腓力(Philip Yancey)曾有位朋友，名為大衛，他也罹患愛滋病。大衛過世後，他的伴侶央請楊腓力在喪禮中發言。然而，時代的氛圍卻讓楊腓力撕掉了好幾份講稿。尤其是在1980年代後期，愛滋病殺害了大量的同性戀社群，而楊腓力又必須站在教會中致詞時，那情形益發顯得兩難。

這正如同喬伊為安德魯辯護時，他在酒吧中被人挑釁是否成了同性戀。週遭的人多少戴著有色的眼鏡來觀看這場法庭辯論，甚至會認為安德魯是咎由自取。如果不是因為愛滋病，人生而平等之說大概不會遭受挑戰。但也正因為如此，人類有機會檢視自己是否很容易為他人分門別類，以致於在無意中踏上了歧視的道路。

楊腓力在大衛喪禮的前一天，從書架上拉下一本書《在緊急際遇中的靈修》(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由約翰‧鄧恩(John Donne，1573-1631)所撰寫。鄧恩是詩人兼牧師，歷經憂患與痛苦，但卻依舊相信上帝像個憐憫的醫生，引導著他經過危機，最終他可以起來給予其他人安慰與盼望。

在《費城》一片末尾時，安德魯聆聽歌劇，彷彿被安慰一般，因為在痛苦中，有愛臨到。父母、兄弟姊妹對安德魯的支持至關重要，伴侶的不離不棄、律師的堅持，都成了安德魯的後盾。他相信當法律給予他應有的公道時，這個案例也將為其他被歧視的愛滋病患者保障其既有的工作權與人權。

【打從心裡】

廖秀娟曾經寫下《韓森的愛滋歲月》一書，內中也談到過往台灣對於愛滋病(患)的歧視。當一位名為林建中的患者公開於媒體前現身後，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接踵而至。有人認為林建中是為了名與利而現身說法，甚至媒體不停地追問與干擾，嚴重影響其生活。林建中不堪壓力下，吞下130粒AZT自殺，所幸經急救而脫離險境。但其中的代價，卻非是外人可以承受，林建中不只是失了工作，連隱私權都赤裸裸地攤在媒體下。

在《費城》中，親友們以及律師喬伊對安德魯的關懷不只是在生前，甚至安德魯死後，他們觀看紀念錄影帶，充分表達一件事，他們並不以安德魯為恥，反倒是打從心裡愛他。除非我們打從心裡，不分種族、階級、性取向去愛一個人，否則歧視的烙印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