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的日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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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問正義和公理的問題: ──論李維怡小說集《行路難》裡公義倫理的探詢(一)

 

 

仇恨和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甚至有人認為，任何返抗政治都不可缺乏一份敵意(antagonism)，不過這種敵意會否帶來更嚴重的暴力衝突，則取決於敵意背後的情感邏輯──倒氐那是一種促進政治建制改革的動力，還是一種基於創傷性認同而徹底僵化了的政治欲望呢？

要分析這種情感邏輯與政治運動之間的糾葛，外國一般介定為忌恨政治(politic of resentment)的討論，討論焦點主要分析，為何社會上的族群衝突都建立在一種召喚種族認同的復仇邏輯上，往往想像自己族群是受害者，他人為加害者，藉此建立穩固的族群受壓的身份。台灣學者趙剛有一書名為《告別妒恨》，正好分析出這種邏輯如何支配著台灣的省籍對立問題，令民主政治的發展停滯不前。妒恨政治的最大問題，在於令反抗政治落入了一種復仇的欲望結構之中，政治主體無法好好處理歷史的創口，甚至藉著受害者的名義，向其他的社群施以更大的暴力。

每次讀到這種對於復仇政治的分析，都感到一份陌生感，香港的政治不是沒有暴力，只是暴力很少來自受害社群的反撲，媒體上呈現的小數族裔、新來港人士、性工作者、青少年或受重建影響的街坊，往往只是一面倒地受到各種社會政策文化機制的加害，在未及把受害提升為反抗政治的資源以前，早就給穩定壓到一切的主流意見和諧過去。於是，復仇只是一點小眉小眼的個體情感，淪為私下的點點妒恨，甚至連妒恨之情都無以言表。

若然香港社會裡的反抗情緒連妒恨都不是，那又是甚麼呢？當我帶著這個問題，閱讀李維怡的小說集《行路難》時，或許找到一點解答的進路。一直熱衷於參與社會運動的作者，她的小說紀錄了近十多年對香港社會運動的觀察，從中我們可以窺探知識份子面對社會變動的反思，關於社會進步力量的失落，關於無法介入改變不公的社會現實時的焦慮，於是我們越更發現，為何現下的香港社會與復仇邏輯扯不上邊，復仇太過大義凜然，回歸後的香港已然徹底地失去任何抗爭的氣概，對於權力機制的橫行，對於反抗運動的疲弱，知識份子似乎別無出路，再經回歸的歷史進程，往日的殖民者告別，在民運創傷未解的鬱悶裡迎接大陸政權，只好為本土生活留一個最後的陣地，告訴自己生活就是政治本身，但對於運動的前線，只帶幾份所剩無幾的妒忌(jealousy)，但與其說是妒忌，不如說是羨慕(envy)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