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作品「藤野先生」與「阿Q正傳」 仁井田陞講稿 鄭正波翻譯
魯迅是中國近代文學的鼻祖，也是當代的評論家。他畢生致力革新，欲掃除包括自己在內，所有中國人落伍和頑強的舊意識，並為此奮戰不懈。他的作品深黯痛苦，可以說日本鮮少見到如此傑作。魯迅是筆名，他的本名是周樹人，清光緒七（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卒於蘆溝橋事變的前一年，亦即一九三六年，享年五十六，當時中日關係正處於多事之秋。
魯迅的祖父於清光緒初年中了進士，魯迅十三歲時，祖父被關進杭州監獄，之後家道就急速沒落，當時的事件，遂成為魯迅生命中一大轉折。更甚的是父親長期臥病在床，家運益趨衰弱。他自幼在家接受儒學教育，十八歲進入南京礦路學堂。該校以教授煤礦開採為主，但因為採煤所得全部用於煤坑內吸水的泵蒲設備，並無賸餘利潤，損益結果為零，只好停止開採，當時中國民族礦業的情形就是如此可悲。中日甲午之戰時他十四歲。中國戰敗後，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加劇，並且日益露骨。康有為等維新派發動戊戌政變，在西太后派的保守勢力影響之下，政變悲慘地煙滅了，當時魯迅年方十八；義和團事件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抵抗精神，適值魯迅二十歲。
一九○二年，魯迅二十二歲時負笈東瀛學醫。他後來提到，他父親生病時請來的醫生是紹興名人，但是開出的治病特效藥卻是：用「原對的蟋蟀」來煎熬的東西，魯迅回憶道：「原來昆蟲也要守貞，續絃或改嫁，連做藥材的資格都沒有。」為了喚醒這些迷信的人民，魯迅立志學新醫學，而到日本留學；他明白日本明治維新的輝煌成果是發端於西學，因此選擇日本毅然前往。
魯迅先在東京住了兩年半，見到東京在日俄戰爭（一九○五年）前戰雲密佈的情景，也看到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活躍在舞台上，他置身這股激烈的漩渦中。多數中國留學生未能避開政治色彩，但是魯迅卻對這些都不感興趣，因此選擇沒有中國人去過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作為學習的場所。
「藤野先生」等作品記載了魯迅在仙台的生活。他向藤野嚴久郎教授學習解剖學與細菌學。藤野教授是福井縣板井郡本藏村人，長得黑瘦，八字鬍，戴著眼鏡，時常忘記帶領結，冬天穿得少而發抖，曾在坐火車時，被管車的疑心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藤野教授其實是非常慈祥的人，對魯迅的筆記經常從頭到尾仔細以紅筆訂正，連文法錯誤也一一修改，然後才交還魯迅。
講課一週後，藤野教授就問魯迅：「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可以抄一點。」「拿來我看！」送去兩三天後交還，並且說以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開始解剖實習後大約一星期，藤野教授又把魯迅叫去說道：「我因為聽說中國人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魯迅的考試成績當然只能達到及格程度，不算是很好，但是還是有部分日本學生臆測藤野教授向魯迅洩題，因此而發生糾紛。
第二學年某日上課後，利用教霉菌學的電影設備，放映有關當時正在進行的日俄戰爭的片子，這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時事新聞片吧。其中有一個片子是一名給俄國人做偵探的中國人，被日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雖然被殺的是自己的同胞，他們卻都圍觀欣賞。日本學生看到這部片子，都歡呼鼓掌。魯迅覺得這歡呼聲很刺耳，看到中國人對同胞被殺卻無動於衷，他感到無限痛苦。他深切的體認到，解救人們的絕對不是醫學，而是在於要改變人們的精神。仙台醫專第二學年結束後，他放棄了醫學學業，懷著書「惜別」字樣的藤野教授照片而回到東京。
在東京時，他首先著手翻譯外國文學，可惜在中國人中幾乎沒有引起任何迴響。但之後他窮一生之力，都繼續在做翻譯的工作。在他畢生著作中，翻譯與創作同樣占著重要地位。
魯迅在東京時，中國留學生所重視的是法學或理工學系，至於文學則頗受輕視，他們無法理解魯迅放棄學醫的原因，人們說：「文學有什麼用呢？」又說：「學文學只有餓死，之外沒有其他路。」但是對魯迅來說，文學並非無聊的嗜好，他的目的在於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魯迅所傾心的外國文學有歐洲、東歐、北歐或巴爾幹諸國及俄羅斯等文學，他也重視日本的森鷗外、上田敏等作家作品。他所重視的並不在作品本身，而是在於他所介紹的外國文學。他對田山花袋的「蒲團」（一九０七年）等自然主義的文學相當冷淡，然而對夏目漱石的文學「我是貓」（一九０五年）等作品，常費盡心力去研讀。
一九０九年，亦即宣統元年，魯迅返國，此後即再無訪日之機會。一九一一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但是革命並未改變妨礙社會變革的舊中國古老意識以及其基礎之社會結構。取代皇帝而起的是緊密結合外國利益、阻礙民族產業發展的軍閥。在舊社會積重難返的壓力下，革命必須重新出發。
起初魯迅住在北京宣武門外，任職於教育部，並兼任北京大學講師，致力研究古書。其有關小說史之講義「中國小說史略」，是其治學之成就，深得後世極高之評價。
但是他無法長久緘默。當時教育界要人蔡元培是北京大學校長，而陳獨秀則是北大文學系系主任。陳獨秀同時是「新青年」雜誌的主持人，該雜誌反對舊文化、舊政治，主張近代民主主義之基礎「人權思想」。一九一七年陳獨秀和胡適提倡所謂「文學革命」，表面上主張「不無病呻吟，須言之有物」的白話文學，也就是口語文學，實質上隱含著推行新思想之意義。曾留學日本的錢玄同也參與這個運動，他勸魯迅為「新青年」雜誌寫稿，於是魯迅開始了他的創作。
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一九一八年四月），借狂人之名，深刻暴露包括魯迅自己在內的中國人全體的舊禮教矛盾及其弊害。此書不但是口語文學嘗試之佳作，也具有思想改革的目標，創作內容像在人們平靜的心湖上投下了巨石，十分轟動。他以此為契機，又陸續發表許多創作及隨筆，如同脫韁之馬一樣一發不可遏止。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國發生「五四運動」，要求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中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以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的代價，可是這項主張在和會中完全不受理會，中國政府終於讓步。因此北京發動了盛大的示威遊行，政府要員被襲，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曹汝霖等政要被撤職。
五四運動後第三年，魯迅四十一歲時，發表了被譽為不朽名作的「阿Q正傳」。透過五四運動與中國社會的變遷，塑造了阿Q正傳的形象，對於文學家及思想家的魯迅的評價，也因為阿Q正傳而更為加重，該書並被翻譯成十餘種外語。
沒人知道阿Q的名字應該怎麼寫，籍貫也不詳。他是無知的貧窮僱農，雖然置身被壓迫者的地位，卻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因此說他無知。他的頭上有癩瘡疤，如果有人說到「亮」、「光」，他會生氣，閑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打起架來，阿Q多半會輸，雖然被打敗了，他老說：「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用這種方式來自我安慰。有一次他說自己和村裏名人趙太爺是本家，趙太爺給了他一巴掌，這時候他心裏想：「趙老太爺是我兒子！」他以精神來補償自己所受的傷害，在精神上轉敗為勝。有一年，他在街上看見大鬍子癩子王鬍，人稱王癩鬍的，正在一邊曬太陽一邊捉蝨子，他立刻並排坐下，也一起捉將起來。不料阿Q所捉的蝨子比王鬍少，有失面子，因此他向對方挑釁，結果卻被打敗了。巧的是那時候迎面走過來村裏有頭有臉的錢太爺的大兒子，這人是阿Q最厭惡的，稱他為「假洋鬼子」，也叫作「裏通外國的人」，因為當時阿Q正在氣頭上，便對年輕人開罵，不料反被回敬以拐杖痛毆。對面又來了小尼姑，阿Q就盡情的戲弄小尼姑，因而得到精神上的滿足。也就是說，不管他輸給什麼人，他總會想法子去求得彌補。有一次阿Q調戲趙老爺的女傭，女傭大概為了避嫌，鬧得非常誇張，逼得阿Q無法留在村裏而躲到城裏去了。他在城裏做小偷的幫手，口袋裏有了錢，就又回到村子來，聲稱自己在城裏有錢人家當差，因此受到讚賞；不過好景不常，後來還是被懷疑是小偷，村人對他心生警愓。
辛亥革命的波濤一波波湧向了阿Q的村子，村人因此坐立難安。反抗異族統治的革命黨人身著白盔白甲，大家都說這是為明末慘死的皇帝服喪。看到包括士紳在內的村人都那麼害怕革命黨，阿Q開始感到羨慕；突然間阿Q覺得自己就是革命黨，因此到處嚷道：「造反了！造反了！」村人都用驚懼的眼光對看，像是在對阿Q乞憐的樣子。村裏士紳趙老爺的公子託進城的人帶回「自由黨」的徽章，並且別在大襟上。但是村人連「自由黨」這麼響亮的名字都不清楚，而把它背成「柿油黨」。柿油就是柿子的油，是脆柿的油。大家都說那徽章抵得過一個翰林，都對徽章很驚服。話說村中士紳趙家不知被誰搶劫了，革命黨的隊長為了要做出治安上的成績，就把阿Q抓到縣裏去，沒有仔細調查就判處死刑。阿Q在城裏受到很多圍觀的人喝采，之後被載往刑場。村人自然都說阿Q壞，被槍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于被槍斃呢？城裏對這事的輿論卻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認為槍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
後來魯迅一直說道：「暴君統治下的人民，比暴君更暴虐。暴君的暴虐統治，有時尚無法使暴君統治下人民的欲望獲得滿足。．．．暴君之下的人民只希望暴虐政治降臨在別人頭上，自己則以旁觀為樂，樂在殘酷，以他人痛苦為玩賞之物，借此得到快慰。」（一九一八年）魯迅又說：「專制者的另一面是奴隸，大權在握時無所不為，權力被剝奪了，奴性就發揮到極至。．．．當家作主時，以所有人為奴僕；有人主子，就甘為奴隸，這是不能動搖的真理。」（一九三三年）換言之，因為是奴隸，所以很容易可以成為專制者；也因為是專制者，所以也輕率地可以成為奴隸，這也是沒有「自由」的表象與真實。魯的批判確是十分激烈。
在「藤野先生」中的電影片場景，已顯示暴君統治下人民的面貌：同胞被殺，中國人卻無動於衷的圍觀；在「阿Q正傳」中，也以人們不滿阿Q只是被槍殺而非殺頭表現出來。但是事實上「阿Q正傳」中，「阿Q」的不僅只是阿Q一人：興味盎然圍觀的群眾、村中士紳以及革命黨，都是阿Q；暴虐政治下的所有暴虐，都可以說屬於阿Q；和侵略中國的外人勾結的軍閥、為個人利益而賣國的買辦，也全是阿Q。他們換個立場，就立刻成為專制者，也可以馬上變為奴隸。所謂暴虐，亦即能由外放的範圍隨時向內發揮，阿Q的欺凌弱者就是一例。如果無法施暴，便會自我虐待，對內朝自己使壞，這也是阿Q型、專制型、奴隸型的種種不自由的特徵。果真如此的話，好不容易才革命成功的孫文中國革命的真意，都被曲解了，政治也不會成為人民自己所擁有的東西。魯迅對革命的批評，可謂深刻。
時代已經走過孫文領導的革命，並穿越五四運動，來到自由解放氣氛甚囂塵上的時期。魯迅特意大力批評中國人意識之根本，並且不客氣的聲討反革命的本因。
魯迅解釋形成「阿Q正傳」的意義：「我希望阿Q是過去某一時期的人物，可是事實上，他卻絕對不只是今天大家的前身而已；或許今後，二、三十年吧，才有可能成真。因為事實如此，所以革新人們意識的真革命不易實現。我不否認實現的可能，但是在實現之前，應先進行慘痛的自我批判，拒絕廉價的妥協。要自覺自己的奴性，不能生長在沒有高度自發性的地方。無法認清自己奴性立場者，自然不可能企圖擺脫他的本來立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發生學生與北方軍閥衝突的事件，對反政府的教育界大老發下逮捕令，並波及魯迅在內的大學教授。當時魯迅已接獲廈門大學聘書，因此趁機離開北京。但是魯迅在廈門過著黯淡的日子，「藤野先生」一文便是於此時期寫成。魯迅在該文中說道：老師的照片經常掛在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看到照片上，老師彷彿正要開口說話，使他剎那間良心發現，令他勇氣倍增。
魯迅由廈門到了廣東，後來又移居上海。不論在何地，總是風聲險惡，受迫於官府之害，並為申張真正的革新，與似是而非的革命論者進行論爭，日子過得十分艱難。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廣東番禺人，與魯迅一同在黑暗政局中探求光明之路，是最瞭解魯迅的人。
一九三六（民國二十五）年日本發生二二六事件，中國則有西安事件，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被監禁於西安，當時中國的文藝工作者也不分黨派的站起來了。在緊張的中日關係中，十月十九日上午，魯迅在上海寓所，以五十六歲之齡，走上了不歸路。中國的文壇及思想家，不論立場如何，都一致為他的逝世而舉哀。
魯迅的逝世在日本廣獲報導，當時駐在福井的坪田、川崎及牧野三位新聞記者，證實藤野醫師就是首先在故鄉福井設立醫院，淡泊名利，廣受村人信賴的醫師。魯迅過世前一年，佐藤春夫及增田涉兩位先生將出版「魯迅選集」，討論應收入何種作品時，魯迅說：「『藤野先生』一文一定要刊入。」對魯迅而言，確有期盼藤野先生看到文章，而得到老師音訊之意，但是最後他沒有得到訊息就過世了。新津助醫師也是藤野先生的弟子，明治三十九年畢業于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現在猶在仙台行醫，他說：「聽說老師在這次的戰爭（按：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於福井過世，但老師的容顏、說話的樣子、穿上西裝的感覺，正完全如同魯迅的描述，對穿著毫不修飾。還有，老師很照顧困苦的同學，所以魯迅也是受照料的學生中的一人吧，其他受到老師照顧的人也應該很多的啊！」
昭和二十八（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
後記：
這篇文章是昭和二十八（一九五三）年，仁井田陞博士以正講師身份，於「御講堂」（譯著：對日本天皇及皇太子的講學）開講典禮中講稿全文。原稿由博士親自謄寫，並照此稿宣講。全文平易明確，無晦澀難懂之處。
由本文題目可以理解仁井博士意念所在，博士並不屬於中國文學專家，也是「御進講錄」的特例之一。他是「唐令拾遺」作者，但選講中國文學，尤其講革命文學泰斗魯迅，「革命」一句在文中出現數十次，應可體會博士之用意。加以雖然全文以莊嚴的語調敘述，但其中也可見阿Q「調侃趙老爺的女傭」等世俗語句，博士曾對編者提及，此文令陪席侍從深受衝擊。縱然戰後在各方面都呈現民主化及開放趨勢，但是這篇講義出現在原以講解帝王之道為傳統的典禮上，仍可謂空前創舉，可見博士之舉具有相當之決心，可評價為係基於他的信念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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