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開始，台灣省籍問題竟又浮上檯面，諷刺的是，政客們互相指責對方是運用族群爭議、謀取政治資源的人。對於他們的表演，我是霧煞煞，無力去分辨虛實，也不想落入自己無法使力的地方，還是努力做自己吧。如果人人都為了省籍的舊問題，與自己、家人或朋友撕裂情感，怎能是台灣之福？
為出國準備，想習慣英文，已改用英文記日記，每日也讀一點本土的台灣英文報，算是一點起步，雖然距離做好完整的準備工作還有十萬八千里（英文只是一項基本工具，德文、捷文更重要）。為了好玩，試譯出一篇Taipei Times所刊有關楊逵的專題文章，作者為該報記者Joyce Huang，刊登日期是2001年7月11日。Taipei Times是《自由時報》集團報，我因為想多讀一點英文寫成的台灣新聞而讀它，不一定對該報的立場表示認同。
上述有關楊逵的專文，提及他的＜和平宣言＞。查閱資料，該宣言寫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轉載於上海《大公報》，同年四月六日楊逵被捕。二○○一年在台灣重讀這一份宣言，雖然時空已變，可是有意思的是，其中強調不分省籍差別、團結為人民的利益奮鬥，好像是對我們此刻的提醒；此外，宣言中希望不要「用武裝來刺激台灣民心，造成威懼局面，把此比較安定的乾淨土（台灣）以戰亂而毀滅。」（原文如此）這又像是對中共當局的適切呼籲。
昨日於同一份報紙，讀到民進黨發佈新政黨廣告片的消息，說其中以希特勒為敢於表現自我的象徵人物之一，這部片子引起爭議。民進黨的這個廣告令我很遺憾。台灣人豈能只顧自己的歷史悲情，而忽視別人的往昔傷痕？我們要了解自我，可是不應該只有島嶼心胸。但願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台灣人，都能用開闊的心情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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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台灣作家楊逵（1905-1985）寫了和平宣言，力促新接收台灣不久的國民黨政府，釋放政治犯，放棄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以來採取的武裝壓迫。這項行動挑戰了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只因這一份千字以內的宣言，楊逵入獄十二年。
多年以後，楊逵挖苦地說自己：「是台灣史上稿酬最高的作家，折算起來平均每一個字值五天牢獄之災。」（由該文直譯，未查中文原文）
據著名客籍作家鍾肇政所說，楊逵跟隨台灣文學之父賴和的腳步，透過作品反抗在台灣的極權統治。鍾肇政認為，楊逵不僅表現了對日本殖民壓迫統治的反抗，也受強烈的階級意識所啟示，對後代極具啟蒙意味。
楊逵出生於臺南鍚匠之家，一九一五年，十歲的他（譯按，楊逵回憶錄稱當年他為九歲，似為筆誤）親見 (口焦)吧年事件。（譯按，該事件指發生於台南玉井由余清芳導的抗日運動，傳說日軍在清剿匪徒時，曾在山區進行大屠殺。事後1413人被起訴，真正被處決的有95人，為日治時期，最後一次台灣漢人武裝抗日運動。）楊逵在回憶錄中說，事件中血腥屠殺數以千計的台灣人，引發他內心對暴力的厭惡和恐懼，也促使他對日本和後來的國民黨統治採取非暴力抵抗。
年少時代的他，就對日本、俄羅斯和西方寫實文學感興趣，諸如雨果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等，並熱衷其中人道主義的主題。
一九二四年楊逵赴日，逃避家中安排的童養媳婚姻，並且繼續求學。他對當時社會主義的主流發展印象深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芳明說：「楊逵是馬克思主義的真實信徒，但是他不是教條主義者，他藉由文學作品處理那個時代的階級和種族議題，生動反映他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反抗。」
在日本就學時，楊逵以送報及兼差當水泥工等方式自力更生，這些經驗後來成為他作品中的背景材料。他頭一回因為參加示威活動而被捕，但是只被關了三天。（譯按，楊逵此次被捕係受「檢束」處分，據其回憶錄所稱，被捕次日即獲釋；但楊接受戴國煇等訪問時又說關了三天，參見＜一個灣作家的七十七年＞一文。）
一九二七年，楊逵應農民組合之邀，回台參加組織，提升農民運動。此後，楊逵和妻子葉陶（倆人於一九二九年結婚）進出牢獄十多回。
因為＜送報伕＞一書（譯按，似應為文章而非書籍），一九三四年楊逵成為首位獲得日本《文學評論》獎的台灣作家。該文於一九三二年寫於日本（譯按，應係寫於高雄），描述台灣送報伕悲慘的生活以及日本報紙（譯按，應係指派報所）老板的剝削，為爭取較好的酬勞和工作環境，工人持續罷工，終於迫使老板低頭。這篇小說不僅明白譴責資本主義，也以階級鬥爭和矛盾為批評重點。
楊逵的孫女、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楊翠說：「（楊逵作品中的）這種對立並不是弱勢台灣人和優勢日本人的化約故事，而是人性的複雜面。」她說她的祖父的目標是處理多種不同型式的對抗，＜送報伕＞中，作者描述主角的大哥幫日本人壓迫台灣人，而主角的個人覺醒，則是因為一位日籍同事鼓勵他對抗日本報紙（譯按，應為派報所）老板。
楊逵在一九三○年代青年時期獻身於農民運動，負責運動組織，在台灣贏得所謂「參與的文學」先鋒之譽，該種文學經常描寫窮人和被剝奪者的貧困與悲慘。楊逵對資本主義的反抗，甚至使他把長子命名為資崩，意思是「資本主義的崩潰」。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教授林瑞明說：「楊逵不是光說不練的人，他運用小說去導正由統治者強迫人民的錯誤歷史，甚至他投身領導農民組織。」楊逵的貢獻，在於他是社會運動者，也在於他是文學家。
作家鄭清文說：「他在社會運動上的重要性超過文學成就。」對此客籍作家鍾肇政也表示同意，認為楊逵的行動主義為所謂反抗文學帶來了光芒，但是事實上他的寫作技巧和故事結構並不屬於一流等級。
不過，也有其他評論者認為楊逵作品是文學巨構。例如，政大的陳芳明認為楊逵的精典之作＜萌芽＞充滿豐富的隱喻，該文以書信體寫成，用女性口吻人稱，說出一對牢中伴侶的對話，這一對夫妻在獄中養育孩子，並且栽種花木。陳芳明說，楊逵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依然像在日本殖民時期一樣直言而激進，把中國左翼作家魯迅的作品介紹到台灣來，極力批評國民黨推行國語政策，甚至鼓勵台灣的年輕人組織自衛團去對抗國民黨，這些都可能讓楊逵被判處死刑。
國民黨為了讓楊逵閉嘴，把他關了起來，但是也沒奏效。一九四九年起，楊逵在綠島（譯按，舊稱火燒鳥）關了十二年，他在這段期間的家書、獄中文學作品和評論，後來結集名為《壓不扁的玫瑰》。
楊逵在自己的東海花園中度過餘年，過簡單而隱遁的園丁生活。鍾肇政說：「他的破爛的茅草屋裡，經常可以看到大老鼠跑來跑去。」林瑞明說：「楊逵是很安靜的人，他可以坐在桌前看書，整天不說一句話。」
楊逵的孫女描述這位作家是典型的台灣祖父，常像孩子一樣天真：「他是個很單純、浪漫而且樂觀的人，他堅持遠離權力。」她總結楊逵人生中的三大驅策力為：知識、勞動和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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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蘭芳看了此文，提及我們去（二○○○）年八月在南投省文獻會，聽林瑞明就賴和特展而做的演講。林在演講中說到，他住在東海花園時，楊逵帶他到賴和醫院，說賴和曾在生活上資助他和葉陶，林極感動楊對故人的感念之情。賴和、楊逵和林瑞明，似乎構成了台灣文學史上一段雋永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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