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節明：對鴉片戰爭始末的再追溯及近現代文明弊端的一點反思

(首發稿)

 

 

文章摘要: 這裏就反映出當時英國君主立憲體制的一種局限：只考慮本國公民的人權，漠視外國人的人權，對那個時代的英國統治者來說，好像英國人以外的人就不是人。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種共同的局限：單純的民主制度不能制止多數人為惡，近代英國雖然發明了憲政制度，通過分權制衡和司法獨立對民主進行限制，以保障少數人的權益免受多數人的侵害，但是這種憲政民主制度仍然不能制止本國的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

 

 

作者 : 曾節明,

 

 

發表時間：3/29/2007

 

——憲政民主體制有待完善，卻不容否定

 

 

 

一，英國以邪惡反對邪惡，“鴉片戰爭”在人類史上抹上不光彩的一筆

 

二，由鴉片走私和鴉片戰爭看憲政民主體制的局限性

 

三，憲政民主體制現在仍難以防止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和漠視

 

四，憲政民主體制有待完善，卻不容否定

 

一

 

鴉片戰爭是英國為了維持和擴大對中國的經濟掠奪而發起的一場戰爭，這完全是一場非正義戰爭。英國既是這場戰爭的發動者，也是這場戰爭起因的製造者，英國要為鴉片戰爭負全部責任。

 

鴉片戰爭的起因是英國違反滿清政權的法令，大規模地以走私的方式向中國出口鴉片：

 

清朝雍正帝已經明令禁止進口鴉片1，但是因為滿清政權的腐敗無能，英國奸商得以屢屢賄賂清廷官員，勾結廣東的奸商，不斷地向中國走私鴉片。在英國政府的支持和暴利的驅使下，英國鴉片販子憑藉在航海技術上對滿清的日益增長的優勢，不斷加強鴉片走私，到了道光年間，英國奸商已經使用蒸汽機驅動的快艇公開在零丁洋等中國內海上武裝販運鴉片2。英國以走私的方式向中國輸入鴉片數量，就在滿清帝國的日益衰敗和英國技術和實力的飛速增長下不斷增長，十八世紀末，英國工業革命起步，技術和實力飛速提升，對華鴉片貿易也隨之瘋長，到道光元年（西元1821年）間，英國向中國走私鴉片年量達四千餘箱，而到了道光十八（西元1839年），十八年間，對華鴉片年銷量已猛增到四萬零二百箱3。

 

鴉片在唐朝時傳入中國，其具有良好的止痛功效，具有藥用價值，但鴉片又具有毒品的性質，吸食者會形成毒癮，上癮者精神頹廢、意志消沉、勞動能力缺失、離開了鴉片就不能過活，正因為吸食鴉片的諸多危害，自唐朝以降，中國歷朝歷代都嚴禁鴉片吸食和制售，但是到了清朝道光年間，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已經無能阻止英國對中國刻意的鴉片傾銷。當時廣東的一些民眾因為吸食鴉片成癮，不能自拔，債臺高築，甚至傾家蕩產，因此鴉片走私進口嚴重威脅到中國民族的健康和社會、經濟、生產。道光年間，甚至許多清政府廣東官吏和駐廣州的清軍都是鴉片癮君子，滿清官員吸食鴉片後，政治更加腐敗，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吸鴉片則使本已衰敗落後的清軍進一步喪失戰鬥力，因此，鴉片的走私進口也嚴重的威脅到滿清政權的統治。

 

鴉片銷售的暴利屬性，再加上鴉片毒性對人的生理控制，使得許多癮君子為了吸到鴉片不顧一切，甚至破產敗家，因此，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走私銷售實際上就是對中國社會財富的掠奪，而且是一種損人利己的惡性掠奪。道光年間，由於鴉片的大量輸入，造成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六百萬兩，造成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出現通貨膨脹，令清廷財政枯竭，國庫空虛。而英國卻憑藉邪惡的對華毒品走私貿易，于道光十八（西元1839年）變對華貿易赤字為順超4。

 

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走私銷售不只是某些奸商的個人行為，也不只是英國民間組織的行為，而是英國的國家行為：當時壟斷鴉片制售的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名義上是貿易公司，但該公司卻在英王的特許下，擁有軍隊和艦隊，成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東印度公司是英國的國家力量。英國王室和英國政府對英國商人向中國走私銷售鴉片的行為是不可能不知曉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英國議會的多次辯論都圍繞著鴉片貿易的話題，因為走私鴉片違反中英兩國政府的禁令(英國的禁令只防止鴉片走私到英國)，鴉片貿易曾遭到相當多議員的反對，對此，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在議會辯護說：鴉片走私能夠平衡貿易，消彌英國對華貿易逆差，因此，應該慫恿散商向中國走私鴉片。多次辯論的結果是英國對華走私鴉片的繼續和擴大。坎貝爾爵士曾在下院發言，強烈抨擊英國財政部，他說：“如果中國人為鴉片所毒害，我寧可他們所受的毒害有利於印度臣民，而非財政部。”5這就顯示：戰前，英國政府完全知道英國人對中國的鴉片走私。

 

可見，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走私銷售，是得到英國政府的刻意保護的，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走私銷售是得到英國國家大力支持的行為，也就是英國的一項對華政策。

 

中英鴉片戰爭導致了《南京條約》的簽訂，而後由於一八五八年，在《南京條約》的基礎上簽定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其中鴉片被冠以“洋藥”之名，列入中國從英國進口商品許可名單6，很明顯，使鴉片貿易合法化是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目的之一，這就印證了向中國輸出鴉片是英國的國策，也印證了鴉片戰爭之前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走私銷售是英國的國家行為。但是另一方面，英國在當時卻以極其嚴厲的措施嚴禁鴉片危害本國，根據英國當時法律：英國公民吸食鴉片者會受到罰款、鞭撻或監禁，向英國公民銷售鴉片者，甚至會被要處絞刑7。可見，英國是在在明知鴉片有害的情況下向中國輸出鴉片，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走私銷售是故意毒害中國人的謀財害人的國家行為。

 

那麼，英國當時為什麼要推行對華輸出鴉片的政策？直接原因是自清初以來，英國對華貿易高居不下的貿易逆差。滿清入主中國以後，顛覆晚明較寬鬆的對外通商貿易政策，實行嚴厲的海禁，日趨閉關鎖國：

 

清朝康熙年間，清廷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廣東的廣州設立海關管理外貿事務，限定對外商貿只在這四個城市進行；到乾隆二十二年（西元1757年）清政府進一步收緊外貿政策，撤銷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只允許外國商人在廣州貿易。

 

由於當時中國科技落後、生產力低下，交通遠不如歐洲國家發達，清政府的避關鎖國，使得英國人等外商無法深入中國內地推銷其工業產品；由於中英貿易被限定在氣候炎熱的廣州狹窄一隅，英國當時發達的羊毛紡織業在中國也得不到適銷的路子。

 

乾隆時期，清廷全面閉關鎖國，對來華貿易的外國人採取進一步歧視的態度。乾隆二十四年（西元1759年），乾隆帝下令實施《防範外夷規條》，該規條規定：

 

一　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區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給外國人。

 

二　不准借領外夷資本。

 

三　不准外國人雇請漢人役使或參與商業經營。

 

四　不准“外夷雇人傳遞資訊”8

 

這個條規除了嚴限制外國人來華貿易外，更規定武器、米糧、硝磺、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不准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

 

《防範外夷規條》的實施，嚴重阻塞了外商在華的商貿業務空間，使之難以拓展業務，英國出口的羊毛、呢絨等工業製品難以打開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非常受歡迎，而清廷對米糧、蠶絲、綢緞這些歐洲熱門需求商品出口的禁限，損害了外國商人的貿易效率和利潤，使得這些產品的價格居高不下......這些，都使得自晚明以來三百年間，英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1808 年為例，當年英國對華貿易逆差是593萬英鎊，直到19世紀20、30年代，中國每年對英國的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以上9。

 

這種貿易逆差損害了英國的國家利益，而且，這種貿易逆差，不是英國正常的自我改善所能夠縮小的。當時經歷著工業革命的英國，生產力突飛猛進，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以棉、羊毛紡織品為首的工業品在國內供遠遠大於求，英國急於在全世界開闢市場，中國就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另一方面，飛速的工業發展又導致英國對原材料的需求急劇膨脹，當是農業發達的中國也是一個巨大的原材料供應地，因此英國亟需和中國擴大通商，互通有無，這本來是一個利己利人的雙贏企望，但是英國的擴大通商的正當請求卻一再遭到滿清乾隆帝和嘉慶帝的蠻橫拒絕，中英之間的商貿關係演變成一種不公平關係：英國購買大量的中國商品，中國清政府卻冒國際慣例之大不韙，始終拒絕擴大通商口岸、開放市場；拒絕互設領使館、互派外交人員、商貿代表，滿清政權的蠻橫和愚蠢，使得中英之間正常的、平等的貿易往來無法實現，英國的對華貿易逆差，也因為這種人為設置的頑固障礙沒有縮小的條件和協商解決的可能，英國無法通過正常途徑改變由滿清政權單方面造成的畸形的中英貿易。這些，引起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人對清廷和中國的敵意。

 

而且，根據清廷的《防範外夷規條》，外國婦女被嚴禁來華，這種古怪野蠻的禁令，嚴重損害了在華外國僑民的個人和家庭幸福，侵犯了人權，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國家尊重婦女的習俗格格不入......諸如此類的侵犯人權的規條，加劇了英國人對清廷和中國的仇恨。

 

這些，都促發了英國採用不正當手段，以改變改變對華貿易中的劣勢地位。由於鴉片的毒品性質，決定了鴉片經營的暴利性質，鴉片也成為最能突破英國在畸形的中英貿易中英方利潤障礙的商品，這就促使英國政府向中國動用了鴉片走私這一特殊貿易武器。

 

儘管滿清政權的邪惡和愚蠢是造成中英貿易不正常的主要原因，也不能因此改變英國對華走私銷售鴉片的罪惡屬性。因為，滿清政權的閉關鎖國政策、對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歧視性貿易政策和交往政策固然加深了中國人的貧窮和愚昧，而英國對華走私銷售鴉片，並不能對邪惡的滿清政權造成直接的打擊，卻直接打擊了中國的普通民眾；英國對華走私銷售鴉片，不僅不能改變中國人在滿清統治下貧窮愚昧的狀況，還在貧窮愚昧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摧殘中國人的健康、家庭和社會，使中國人更加貧窮，進一步成為“東亞病夫”，滿清統治者的專制統治、閉關鎖國是邪惡的，英國對華走私銷售鴉片，同樣是十足的損人利己的邪惡勾當。為了報復滿清政權的邪惡，英國對華走私銷售鴉片，繼而發動鴉片戰爭，這是以邪惡反對邪惡，英國的這種行為，在人類史上抹下了不光彩的一筆。

 

二

 

這裏就反映出當時英國君主立憲體制的一種局限：只考慮本國公民的人權，漠視外國人的人權，對那個時代的英國統治者來說，好像英國人以外的人就不是人。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種共同的局限：單純的民主制度不能制止多數人為惡，近代英國雖然發明了憲政制度，通過分權制衡和司法獨立對民主進行限制，以保障少數人的權益免受多數人的侵害，但是這種憲政民主制度仍然不能制止本國的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

 

英國對華的鴉片走私銷售就是一例；此外，英國的憲政民主不能制止殖民統治時期英國對印度人的殘酷壓榨，也不能追究阿姆利則大屠殺慘案的罪責；“光榮革命”以來，英國幾乎對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發動過戰爭，這些戰爭的絕大多數是不義戰爭，英國發動的這些不義戰爭，無一例外地受到本國民主憲政制度的支持。英國對華發動鴉片戰爭的決定，就是英國議會表決的結果：一八三九年林則徐虎門銷煙後，一八四〇年四月七日開始，英國國會就是否對清帝國開戰展開辯論，經過激烈的辯論後，以271票對262票的9票微弱多數，通過了支付軍費案、通過了英國政府的對華實施軍事打擊政策10。

 

三

 

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幾乎已經沒有哪個國家敢象當年的英國那樣，為了本國利益向別國走私輸出毒品，並因此而發動戰爭了，憲政民主體制的這種局限性今天雖然有所弱化，卻仍然以另外的形式廣泛存在，比如：

 

一些西方國家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不惜故意損害別國的國家利益，或者扶持和縱容別國有罪的專制獨裁者對該國國民實施暴虐統治。美國、日本等國家長期縱容本國企業家將一些有毒有害生產遷移到中國進行；西方發達國家將許多重污染企業生產基地遷到中國大陸，同時卻沒有在減少污染方面作出努力；西方國家在支持本國商人到大陸開工廠的同時，對中共漠視中國勞工的權益普遍採取縱容態度，因為中國勞動力的廉價和低賤可以大大增加本國商人的利潤；由於就餐習慣與中國非常相似，日本每年需要大量的筷子，筷子通常用竹、木製作，但日本為了保護本國的森林，早以立法嚴格限制砍伐本國樹木，日本就大量的從中國進口筷子，而不是用其他他替代材料製作筷子，好像中國現在已經非常可憐得那麼點森林不值得保護似的。

 

美國對本國公民的人權有著完備的保障體系，但卻為了維持與中共國的商貿關係，充分利用中國廉價低賤的勞動力以增進美國的經濟利益，而長期對中共侵犯中國人人權採取“小罵大幫忙”的縱容政策。中共殺人之多，遠遠超過納粹德國；中共之邪惡，也遠遠超過了前蘇聯，美國卻三十年一貫制地對中共實行綏靖政策。中共製造的“六四大屠殺”，其惡劣和兇殘，超過任何一個共產國家公開製造的殺人事件，十二十世紀人類史的最大污點之一，美國卻為了增加本國的經濟利益，出爾反爾，僅過三年就中止了對中共實施的經濟制裁，轉過背來與中共倍極歡洽，親密接觸十多年，二〇〇一年，在中共大張旗鼓地殘暴鎮壓法輪功的情況下，還要大力支持中共申辦奧運會，美國總統與江賊民抱成一團，甚至結成“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十多年來美國對中共實際上的支持，使得中共走出困境，經濟實力大增，氣焰囂張，不僅在國內更加肆無忌憚地迫害人權，而且瘋狂地向海外滲透，越來越頻繁的把迫害延伸到海外。繼克林頓政府之後，美國布希政府繼續奉行對中共的綏靖政策，在胡錦濤治下，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經發展到大規模活摘法輪功信徒器官的野蠻地步，對此，連一些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政要都坐不住了，作為西方自由世界的領袖，布希卻採取裝聾作啞的態度，連一句公開譴責中共的話都沒有，還要邀請繼續江賊民反人類罪行的中共頭子胡錦濤訪美，不向胡錦濤施加壓力就算了，美國政府甚至一度還力主審判向胡錦濤“嗆聲”的王文怡，王文怡在白宮草坪呼籲胡錦濤停止殺人，呼籲布希政府制止中共殺人，按照美國的法律，王文怡何罪之有？美國政府一度抓捕王文怡，完全是一種為了經濟利益討好中共的舉動。

 

由此可見，憲政民主的制度雖然能夠有力的限制國家權力對本國人的侵害，卻並不能制止國家權力和本國的資本家對外國人的侵害。這是因為，憲政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由民意產生（由各種形式的真實選舉產生），又受到議會投票的約束，因此，的領導人受制于本國民意，他們為了自己的仕途和謀取政治地位，不能不討好民意，這既包括為本國民眾維護和謀取正當權益，也包括迎合民眾的劣根性。眾所周知，自私是人的天性，由自私而生，貪婪、驕傲、冷漠、狹隘等等都是人固有的劣根性，即使是精英也難以免俗，憲政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決策時不可避免地要迎合議員和選民們的貪婪、驕傲、冷漠、狹隘等劣根性，而外國人的民意不能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憲政民主國家的政府往往作出漠視和損害別國人權利的決策。

 

這就是英國對華走私販賣鴉片受到英國國家權力支持的根本原因；這也是英國三百多年來對外國的眾多不義行為，包括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受到英國國會支持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美國對中共政策毫無遠見，一再重複錯誤的根本原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憲政民主體制本身不能限制民族主義的膨脹，這是它不能防止國家權力對外國人作惡的一個重要原因。適量的民族主義的表現，是一個民族的成員維護本民族自尊的表現，但是因為人驕傲和狹隘，民族主義很容易膨脹起來，轉化成一種把別的民族和外國人不當人邪惡理念和行為。提到極端民族主義，現在的人都不假思索地指責希特勒和納粹黨，但是希特勒納粹黨是怎樣上臺的呢？在上世紀整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希特勒和他的黨徒大肆公開宣揚極端民族主義，掙來了國會第二大黨的地位，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憲政民主國家，希特勒納粹党完全是通過合法程式上臺的，納粹得勢的根本原因是德意志民族文化中深厚的極端民族主義毒素，而憲政民主體制對這種毒性發作無能無力。由於每一個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驕傲狹隘的虛妄心理，因此民族主義是最容易發作的一種病症，民族主義一旦發作，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就冠冕堂皇、“正大光明”。

 

四

 

那麼，怎樣才能節制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呢？既然憲政民主體制不能自動防止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是否就應該重新評價這種體制呢？不能，決不能因為憲政民主體制不能自動防止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就否定憲政民主體制的價值，因為血的教訓證明：憲政民主體制是人類有史以來所發明的最不壞的政治體制，歷史證明：憲政民主體制雖然有這種種弊端，卻是迄今為止最具有自我完善能力和修錯能力的一種體制：

 

自英國“光榮革命”以來，憲政民主體制經過人類三百多年的實踐和完善，日臻完備，它是開啟人類近現代文明大門的鑰匙，它是當今以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文明為代表人類先進文明創生的制度原因，因此，憲政民主體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文明成果；人類在二十世紀血腥的政治試驗，則以慘痛的鐵的事實從反面證明了：憲政民主體制是有史以來人類所創造的最不壞的制度。

 

人類決不能憲政民主體制這一珍貴的政治文明成果，除非在長遠的未來，人類在憲政民主的體制的基礎上，逐漸創造出一種更完善的政治體制，並且經過充分的試驗和實踐檢驗，人類才可以棄舊立新，否則就會重又遭受象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實踐那樣的空前浩劫。

 

因此，任何國家都應該堅定不移的走憲政民主的道路，節制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只能通過憲政民主體制來實現。

 

憲政民主體制要想制約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就必須要求議會的決議和立法（多數意志）能夠克服那種罔顧和損害別國人利益以謀取本國人利益的貪婪和冷酷，能夠超越那種只關注本國人利益而漠視外國人痛苦的冷漠自私；也必須要求一個國家的廣大選民能夠克服那種罔顧和損害別國人利益以謀取本國人利益的貪婪和冷酷，能夠超越那種只關注本國人利益而漠視外國人痛苦的冷漠自私，只有這樣，才能以立法的形式限制國家權力侵害外國人的利益；才能以議會決議的形式限制當權政客侵害外國人的野心；才能夠促成不那麼自私狹隘、不那麼漠視外國人痛苦的政客上臺執政，才能夠迫使那些心中暗懷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當權政客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收斂對外侵害的政策。

 

憲政民主體制應該如何完善，才能有效制約國家權力對外國人的侵害？這是一個亟待政客和學者們重視和深思的問題，從現今不容樂觀的現實來看，要解決這個問題人類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曾節明 星期三 2007年3月28日下午 4:52:25

 

注1：《清世宗實錄》卷八十六之雍正帝上諭：《欽定訓飭州縣條例》

 

注2：《維琪百科》第一次鴉片戰爭

 

注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注4：Greenberg Michael著《英中貿易和中國開放１８００－１８４２》１９５１年版；李伯祥等：《關於19世紀30年代鴉片進口和白銀外流的數量》

 

注5：《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4期

 

注6：全稱為：《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該條約於1858年11月8日，滿清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與英全權代表額爾金在上海簽訂，作為以《南京條約》為基礎的《天津條約》的補充

 

注7：英國政府禁止英國公民吸食鴉片，1868年制定了《毒品藥店法案》

 

注8：《清高宗實錄》卷533，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

 

注9：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注10：《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4期；列島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