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習與記事 其實我們的瞳孔 像敵人一樣黝黑 黑夜已深 白晝將近 圍城之後 誰能教導我們 無須掩飾遮藏 仍可做個坦蕩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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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十多年前在日本的國家公園裡遊覽，曾經發現過一塊碑文，內容已經遺忘，但是題字人至今仍舊印象深刻，那就是郭沫若，日後我讀過一點郭氏的詩文，知道他的一點背景，發現他也許在學術上有建樹，但在政治上卻是個典型無恥的文人。但是日本人讓這塊碑矗立在明顯的位置，到底想證明什麼呢？我承認當時並不太懂。我只能推測郭沫若必然留學過日本，而且日後也有重要的地位與貢獻。

雷驤在文學漂鳥裡記述仙台(魯迅早年留學就讀醫專的所在地)當地對魯迅的推崇與紀念，除了立碑樹像之外，將他曾經住過的房舍列為古蹟，把他列為當地的傑出人物。其實，魯迅在仙台停留的時間很短，但日本人在此一系列的舉止，幾乎接近諂媚的狀態(雷驤語)。也許當時這些舉止又是日本事大主義的一個表現吧？為了表示對鄰國元首的尊敬（當時江澤民正預備訪問仙台），他們也願意藉此推崇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人，來拉拔仙台的地位，證明這裡是人傑地靈之處。文人在此又變成了政治工具上的應用，我想若是魯迅換成了台籍的楊逵，他們一定不會如此做了。

日後我稍有體會，立碑不只是表彰那個人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而已，其實是有政治性的目的。

雷驤書中對日本的描繪，基本上都是保持了距離的美感，書中少有涉及對日本民族性貶抑的口吻。但是他在文中提到兩件事，很能說明日本人表裡不一的狀態，讀來不禁令人莞爾。

他們訪問一個造紙出名的市鎮，就在出火車站的門口，掛著一隻箱子，上面寫著：『惡書追放』，意味旅客在火車上閱讀內容的不健康的書籍，不要帶回家去，以免污染小孩，當然日本人都規矩的照辦。他們的翻譯人員，為了在旅館裡排遣寂寞，就順手撈了幾本，當然可以預期都是色情的刊物。等到抵達旅館，雖然服務人員都是女性，他們卻發現房間裡早已堆放了一疊那類型的書籍。

另一件是他們準備在當地（造紙重鎮），訪問一些造紙的藝師。而這個活動是由市役所的課員來安排。這位課員述說了一件稍早發生的事，市役所辦公室裡人心惶惶，幾乎無法安心工作。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預測台灣來的考察團裡面一定有美女。而這件事竟然可以使他們魂不守舍，充滿熱切的期待。等到他們抵達，辦公室的人發現原來沒有女人，辦公室才恢復平靜。


也許這就是我們常聽說的，日本人民族性中所謂的『有禮無體』。他們表面的禮節周到而繁複，可是一旦放肆起來，他們出格失態的舉止可能會讓人大吃一驚。所以雷驤這麼說：『日本人的裡與外有那麼一道藩籬，嚴格分開著，內在的自然人性，被硬生的壓抑、包裹著一層類似虛假和詭辯的東西，這即是外國人幾以為不可思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