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雖變，帝國的目的永不改變
國民黨國機器提供媒介資訊形式是隨著社會發展而轉變的，但不論其手段是如何改變，透過媒介進而管理人民思想的意圖都未曾減弱。加拿大政治經濟學派學者Innis曾經針對帝國與傳播的關係進行分析，他發現傳播媒體的特質可能決定帝國的歷史，不同偏向（bias）的傳播媒體會影響帝國的形成與運作方式。延伸Innis的觀點來看，不同時期的帝國形態也可能會透過不同使用媒介的方式來維持帝國的優勢，換句話說，即使環境變了，帝國透過媒介鞏固其原基礎的目的卻不見得會改變，仍可能透過媒體擴散其意識形態，堅固其政權的合法與正當性。
在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政府的角色逐漸成為資訊的提供者與組織者，國家原本擔任資訊管理者與審查者的功能已逐漸減弱。特別在公關觀念的薰陶下，國家機器逐漸培養出因應記者的方式。雖然資訊供給的結果與過程，國家機器不一定居於主導的優勢，但記者因採訪需要或本身能力的關係，往往不易提出適切的反制手段，反倒成為政府政策的宣傳工具。另一方面，政府公關能力的精進，有時亦會藉由商業廣告的運作，透過廣告的手法來包裝公共議題，亦即以行銷議題的手段來營造公共討論的氣氛。換句話說，政府公關及廣告的運作技巧往往擔負著「共識引擎」（Engineering of Consent）的角色，而媒體基於利潤的考量與運作的需要，亦會接受此類資訊的內容。
因此，國家在其既有的優勢下，對媒介的控制並不會因其統治能力的式微而減弱，特別當媒介死守著傳統新聞價值，不願傾聽不同社群的需要，那麼受到國家機器不同形式的控制，將會是媒體永遠的宿命。而國家機器將可能繼續安享其「思想管理者」的寶座。
參考書目：
Gans, R.(1979),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 Free Press.
Gandy, O. H. Jr.(1982).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
Gieber, W. & Johnson,W.(1961), “The City Hall Beat : A study of Reporters and
Source Roles” Journalism Quarterly38(3) :289-297.
Habermas, J.,(1989),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rans.) Burger Thoma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Innis, A. H.(1972),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ane,John(1991),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urdok Graham(1993),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Schiller, Herbert(1973).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Beacon (中譯本王怡紅翻譯，
台北遠流出版).
Sigal,L.V.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Lexington, MA: D.C. Heath and Co.
Srentz, H. (1989). News Reporters and News Source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ing,Lee-hsia Hsu,(1974),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 1900—
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王凌霄，1992，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研究所。
行政院新聞局，1989，《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院新聞局單位預算》，
台北：行政院。
--，1991，〈電視政令宣導短片作業方式改進之研究〉，《行政院新聞
局七十八/七十九年度研究報告彙編》，台北：行政院。
--，1992，《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院新聞局單位預算》，
台北：行政院。
--1997，《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院新聞局單位預算》，
台北：行政院。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中央日報〉，《黨營文化事業專輯》
--1972，〈中國廣播公司〉，《黨營文化事業專輯》
李瞻，1996，《政府公共關係》，台北：理論與政策雜誌社。
林照真，1995，政大新聞走過從前，中國時報：1995.8.3.23
林慧瑛，1987，《政府與新聞界溝通關係之研究—現階段政府機關發言人制度及
實務採訪》，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明，1994，《政府公共關係部門的結構與功能之研究我國縣市政府之實徵分
析》，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郭達鴻，1991，《中國國民黨公眾關係政策與執行（民國39年—民國78年）》
台北：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雪雲，1996，〈國家、媒體和民主參與〉，《社會教育學刊》第廿五期，台北：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梁家祿等，1983，《中國新聞業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廣西：人民出版社。
馮建三，1997，〈改善大眾傳播之新聞表現的意見與實例〉，《新聞學》，台北：
空中大學。
管中祥，1999，〈國家機密不應成為政府控制媒介的藉口〉，《新聞界》120期。
台北：中國新聞學會。
謝然之，1982，〈台灣新聞報佇立開拓—從復興崗經木柵到華崗的創建歷程〉，《新
聞教育與我》，台北：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鄭瑞城、羅文輝，1988，《電視新聞消息來源人物背景與呈現方式之研究》，台
北：行政院國科會研究報告。
劉志祥，1998，《我國國家通訊社設置之探討—中央通訊改制研究》，台北：淡
江大學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文輝，1995，〈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頁15—28。
蔡璧如，1990，《台北市政府推展市民公眾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後法研
究所碩士論文。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