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各項預算編列的科目中，與新聞連繫及透過媒體進行政令宣傳的科目包括了：國內新聞規劃及督導、新聞發佈、購買中廣國內節目廣播時間等。「國內新聞規劃及督導」與新聞宣傳工作有關的有：加強政令宣導、邀請各新聞傳播事業單位負責人、總編輯、採訪主任分批實地採訪，製供電影院及電視短片、電視台播映專電宣傳影集，督導各廣播電台辦理全國聯播，新聞事業之輔導與協調等。「新聞發佈」的預算編列項目則更明確地運用在新聞宣傳上，包括適時辦理發佈政府重要新聞、舉辦記者會、因應政府特殊施政舉辦記者專題採訪、發布新聞資料特稿、舉辦中外新聞同業園遊會、主動發佈重大新聞及施政資料等。「購買中廣國內節目時間」更是國家機器直接透過媒體進行政令宣導的作法。
新聞局國內處的預算這十年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以「國內新聞規劃及督導」、「新聞發佈」、「購買中廣國內節目廣播時間」三項科目的預算來看，一九八八年合計佔新聞局國內處總預算的95.9%，但到了一九九七年時則上升到99.4%。其中「國內新聞規劃及督導」、「新聞發佈」皆大幅成長，「國內新聞規劃及督導」十年內預算提升將近十四倍；而「新聞發佈」預算也有近七倍的成長。
雖然預算逐年成長，但要和新聞界打交道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僅需要了解媒體的特性與工作流程，更要讓新聞工作者在不傷害記者應有的專業與尊嚴的情況下，心悅誠服地接受聞津貼，確實是件高難度的工作，因此，訓練公關及新聞連繫人員便成為黨國機器的工作之一。
例如，國民黨一九八九年的文宣幹部工作研討會中，共有文宣幹部兩百多人參加，邀請學者及新聞工作者講述「 廣告媒體的特性與最新運用」、「如何爭取電視報導」、「如何爭取報紙報導」，以及「音響、燈光、舞台佈置」等主題。而台北市新聞處從一九八五年八月開始，於市府公訓中心開設新聞聯繫人員講習班，先後調訓各機關現任新聞聯絡人與發言人。
相關的訓練只是實際工作前的準備，如何在媒體自主權越來越高漲的年代，提供各種便利及舒適的服務，更是新聞公關人員不能忽略的本分與手段。
例如，台北市新聞處每日均派專人到各單位蒐集相關資料，並予以整理改寫，以新聞稿的形式，提供全市各大眾傳播機構採用發布。當然，供一個舒適的環境也是政府公關的重要工作，在內政部的發言人室中，影印機、傳真機以及電話服務是必備的工具，豪華的沙發、熱水器、各類飲料、書桌、電視、電話及記者個人的專櫃亦是常見的設備。
除了各種用心、體貼的公關服務外，新聞稿的發佈及記者會的召開，也是新聞公關部門的重要工作。就台灣省各縣市政府而言，除了屏東縣政府每週兩次的發稿次數較少外，其餘各縣政府每日的都會提供新聞稿。此外，其中的十一個縣市政府每年不定期舉行一至五次的記者會，而每月舉行一次以上的有七個縣市，其餘三個縣市每週至少舉行一次的記者會，因此，新聞發佈工作與記者會的召開，對大部分的地方政府而言，已經是例行性的工作。
事實上，國家的新聞公關手法已被專於說服藝術的高手視為一種典範（Schiller，1973）。姑且不論這樣的說法是否與現象符合，黨國機器汲汲於培養公關能力及各種近似「討好」作法，至少說明了黨國機器已改變威權統治時期的主（國家機器）、從（媒體）關係，反過來希望媒體報導其資訊。更甚者，媒體記者們因為採訪報導需要，常常要求公關人員應扮演各種供應需要的「衣食父母」的工作。
另一方面，依據台北市新聞處（1988）所作的統計，該處平均每日發布市政新聞稿約十餘件，四至五千字。以一九八八年為例，全年共發布市政新聞2988件，約151萬餘字，每天發稿量約5050字，見報率高達85%以上。不過，這項官方新聞發布機構所作的統計，見報比率有些驚人，但若從學術研究的結果來看，官方新聞發佈對報紙內容的刊載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Sigal（1973）研究將近一千兩百則報紙的頭版新聞發現，有58.2%的新聞是經由諸如新聞稿、記者會、發言人以及非自發或計劃事件而來的。而根據林慧瑛在一九八七年針對採訪中央部會機關的記者所作的調查發現，記者認為通過政府機關的相關管道可以得到較多的新聞，其中來自官方正式與非正式的資訊佔高達75%，而這些資訊也被認為最具有新聞價值。進一步來看，這些來自政府機關發佈的新聞稿經常及偶爾被媒體使用的比例高達77.8%，而政府機關所提供的公報、刊物被認為經常及偶爾具有參考價值的比例也佔了74.5%。
由於新聞作業流程的需要與現存的新聞價值體系的運作邏輯，記者為迎合截稿時間、提高工作效率、維持新聞可信度、和消息來源互動的關係，以及資訊易得性（availability）與易用性的考量（suitability），往往造成消息來源偏向的情形產生，而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學者專家等角色因其知名度、社會地位、以及資訊提供能力，自然成為主要的消息來源，而根據國內外的研究，政府官員更是重要的新聞來源。然而，消息來源不僅提供個人及組織偏好的訊息，同時也會界定訊息重要性與意義，甚至主導新聞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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