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臺視與華視公共化之後不容易受到當權者的控制或影響
政治力對電視的影響，至少應當分作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任何在朝或在野政治人物對特定電視內容的干涉意圖，是一種發生在日常生活過程的現象。第二個層次是當權者通過對電視機構的高層人事(包括董事、董事長、總經理)之任命，使該機構在製播節目時，產生較強的自我約束或甚至自我檢查，也讓作為當權者意志或利益的代理人(總經理)，能夠就近有效監控第一線的電視節目生產者。牽制或平衡這兩種政治影響的可能力量，至少可以分作四種：
一、媒體產權形式。
二、媒體內容生產者的(集體)反應。
三、政治權力的民主化程度。
四、社會監督機制(包括輿論)的效能。
依照常理，由於私產權媒體阻絕了第二層次的政治干預，因此比公產權媒體，更為能夠發揮第四權，監督政治人物。不過，情況不能一概而論，就實際表現來說，反常的例子不少。英國的報紙都是私人擁有，但黨派傾向濃厚，歷來為人詬病，反觀電視，無論是公營的BBC或是私營第四與第五頻道，對各政黨的報導，反而能夠維持平衡。
另一方面，私人所擁有的媒體，不乏例子顯示，產權人以自己的政治立場，強烈支持特定政黨或主張的情況，其中比較知名的例子是新聞集團的梅鐸(Rupert Murdoch)、Finivest集團的Berlusconi，台灣的民視、中視、自由時報也都如此，唯一相對持平的媒體，反而是內湖公共電視台。總之，這裡的結論是，公產權媒體不必一定更具有黨派傾向，私產權媒體倒也可以更加不為人察覺地、更加可以走避社會監督地、更加「名正言順」地，從而更加有效地支持特定黨派或意見。
台灣媒體生產者的集體組織(如工會)，存在雖然已經十多年，但比較欠缺自主意識及力量，歷來對不當的政治干預，發揮的制衡作用並不彰顯。類如南韓電視員工曾經力阻南韓總統任命的總經理到任數日，不但在台灣難以想像，即便以其他溫和方式表達不滿，也很少出現。不過，從戰後至今，媒體工會雖然尚未扮演推動社會進步的角色，但隨著政治權力的民主化(其中指標之一是通過今年總統大選，執政黨首度出現局部輪替)，電視工會也逐漸領悟自主運作的可貴與必要，今年六月以來，臺視與中視工會相繼對其董事長、總經理的人事任命，公開表示歉難同意，其新聞部對於編輯室公約簽訂事宜的推動，似乎都可以視為跡象之一。
政黨輪替的結果，造成多種資源的局部重新分配，包括政府擁有最多股份的臺視與華視的高層職務，亦由新政府取得任命權力。外界對於此次的任命，分別從形式與實質正義層面，提出批評，不過，稍微回想過去臺視與華視的經營團隊的指派，同樣出自於政治考量，引發社會的物議，卻似乎不如此次之大。其中原因，固然也有新政府的新意不足，以致期待大所以失望也深的情況。但另有三個很重要的意義，值得注意。第一，由於政權輪替，掌權者既然有被取而代之的準備，那麼，其人或其黨的專斷傲慢，以一人或一黨之私分配資源的傾向，長期以還，應該會逐漸減弱；而獲得任命的人，也因為相同機制，覺察中立的經營態度，可能比愚忠於特定人或黨，來得對自己有利，於是收歛自己的政治立場，轉而服膺於專業考量。
第二，我們應該可以說，政黨輪替引發、促成了機制，讓社會力量能夠比較有效地，或至少比較有著力點地，對政權通向媒體權的弊端，進行監督，甚至糾正。
第三，如果我們說電視是社會公器，那麼，為什麼只有臺視與華視的高層人事問題，可以讓外界有機會，提出意見，同樣也應該是公器的私營中視與民視，其經理人與董事之任命，完全是私人或一黨之命是從，程序與實質是否符合正義，外界根本無從置喙。兩相對比，是否顯示公營電視符合民主要求之處，不但不低於，而其實高於私人擁有的電視。
當然，台灣監督媒體表現的社會力量，並不依賴政黨輪替才出現。早從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在解嚴前夕設置「消費者傳播權益委員會會」，近至去年才成立的「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都能顯示台灣媒體(特別是電視)的問題，日趨凸顯，成為社會力的作用對象。至今，這些機構還不能說已經發揮了充份的監督功能，可待改進的地方還有很多，特別是還沒有如同海外的例子(如美國的Fair，英國的CPBF)，將監督的消極能量，充份轉作為傳播政策的積極促成。但儘管如此，是有部份社團(如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對於政治力不當介入公有媒體，持續監督，掌權者縱使想要如同過往，無所顧忌地行使操控權力，那麼，相對於以往，其人或其黨亦不能不考量社會的觀感了。
通過以上說明，我們希望能夠取信於人，同意即便是公產權的電視，也不必然會造成特定的政治或政黨偏向。但是，我們也深切理解，單只是消極地防止弊端，畢竟有所不足。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夠找到特定機制，在最大範圍內，確保臺視與華視在公共化的進程，找到最佳的經營團隊(董事、董事長與總經理等)，使兩台不但能夠在商業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並且在假以時日之後，更可以提供新的希望，與內湖公視有良好的分工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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