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生鬥陣」與媒體運動
----社會、媒體，與「傳播學生鬥陣」
本文為五分珠與阿地合著
三退運動與傳學鬥的定位
本文稍早已經提及，一九九0年代的台灣政治經濟變遷趨勢，以及社會運動的主軸，「自由化」顯然壓倒了「民主化」以及其他更社會主義傾向的思考，取得了對抗國家機器行動的主導論述權。九0年代中期的「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正是這股趨勢的展現。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八日，自由派團體「澄社」邀集台灣教授協會、台灣醫界聯盟、環保聯盟、傳播學生鬥陣、殘障聯盟、中國比較法協會、四○一教改聯盟、以及台北律師公會等共九個社運團體，正式組成「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簡稱「三退聯盟」。 三退聯盟的行動，包括對象為一般民眾的「會審三台」演講大會、大學校園的巡迴演講、台視門口為期一週的靜坐，以及於五月二十日發動為數約五千人的遊行。八月十八日，澄社數位學者於《中國時報》發表〈媒體改造社會運動，繼續努力〉一文，非正式宣告三退聯盟的活動終止。
該聯盟所提出四大主張，分別為「三台股權大眾化」、「全面翻修廣電法」、「成立監督委員會」、「確立編採自主權」。雖然四大主張的訴求，兼顧了要求電視媒體外部與內部新聞自由的原則；但是該聯盟名稱上所高舉的「黨政軍釋股」主張，顯示這個運動主導的意識形態，正是(資本主義)自由化 。三退聯盟在當時的問答手冊上明白表示﹕
【「三退運動」的短期目標是】「黨政軍釋股、股權大眾化」。此聯盟將推動力法院於近期內修改廣電法部份條文，以規範新版廣電法通過前之無線電視營運秩序。一方面要求黨政軍及其外圍團體公開釋出其所有股份，另一方面成立過渡期間之監督委員會，強勢監督三台之經營……
當時部份參與該聯盟的團體與學者質疑，黨政軍退出三台之後財團勢力將取而代之。三退聯盟雖然因此提出「無線電視台之股權應予分散，同一股東之股全部得超過百分之一」的配套修法建議，但整個運動的方向仍是以「釋股」的產權問題作為主軸。這從該聯盟籌備初期所訂立的運動目標順序，即可略知一二：「本運動目標暫定為：A.黨政軍退出三家電視台……C.黨政軍釋出的三台股權朝分散化處理，以免財團接管」。三台股權釋出的目標，明顯優先於防堵財團入主。
同時，經濟學者(稍後也曾任澄社社長的)張清溪於三退聯盟正式成立後三天所發表的文章，也可表達當時一些學者的看法﹕
公營事業既要民營化，財團進駐豈有辦法避免。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是，財團進駐有何不好﹖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靠財團的貢獻。
事實上，「三退聯盟」所提出的主張，可說是台灣近幾年媒體改造運動的普遍想法，寄望經由三台股權的釋出，以致沒有特定集團可以掌控媒體，達到媒介公平分配的目的。然而，三台股權大眾化是否真的就能達到利潤共享、保障多元的目的？同樣參與運動的「傳學鬥」表達強烈質疑。「傳學鬥」反對「股權大眾化」的觀點，並且在「三退運動」中提出「確立頻道公共性格」、「樹立媒體文化性格」、「保障弱勢媒體公有」、「打破產官學共犯結構」等不同於「三退聯盟」訴求的四大主張。「傳學鬥」除了支持「黨政軍退出三台」外，更強調確立「媒介公有、保障弱勢」的原則，媒體應為社會文化服務，保障弱勢團體權益，以防止淪為資本家的生財工具 。
「傳學鬥」的主張主要是為了防止股權大眾化所帶來的弊端，雖然世界各國的媒體企業大多有股權分散的規定，但卻無法解決國內外資本併購與集中的問題。一但台灣的無線電視淪為私有，即使股權分散到某種程，亦無法保証沒有特定的大股東控制董事會。換句話說，資本家仍有可能經由蒐購或以控股公司轉投資的方式來達到控制媒體的目的。如此一來，三家無線電也將會像印刷媒體解禁的結果，由黨政軍所控制的機制，轉換成財團壟斷的局面，而媒介的公共性格也會大打折扣。
在當時反對論述的主流氛圍中，「傳學鬥」的意見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這樣的疑慮也曾經在「三退聯盟」的內部會議中，引起「傳學鬥」代表和主張媒體公共化的學者，跟主張釋股的學者發生意見衝突。不過，就當時的環境以及媒體公共化運動的階段性目的而言，「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有其歷史意義與必要性，因此，「傳學鬥」仍全力投入此次的改造運動。不過，為了能讓媒體公共化的觀點藉此找到出口，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廿日的遊行中，「傳學鬥」在第一大隊的指揮車喊出自己的訴求。同時，當時在「寶島新聲—TNT」電台中，實況轉播此次遊行活動的「傳學鬥」成員，也盡可能地透過非法取得的電波頻道傳達公共化的觀念。「傳學鬥」的運動目標和主張，在這些歷程之中，也終於完成了明確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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