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生鬥陣」與媒體運動
----社會、媒體，與「傳播學生鬥陣」
本文為五分珠與阿地合著
沈寂、新科技，再出發
從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之間，市民社會力量在媒體改革運動方面取得相當成果，國家機器在回應媒體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呼聲方面，也至少做到了表面上的退讓。包括有線電視、公共電視、廣播電台，乃至於無線電視方面，都出現了某種程度和形式的開放與解除管制。市民社會的主流意見似乎對媒體改革獲得初步的滿意，卻渾然不覺，在國家機器選擇與資本家聯盟的整個政治經濟變遷主軸上，資本家與市場已經逐步取代國家，成為公共領域重要管道之大眾媒體的主導力量。
此時，社運界的媒體改造力量也大不如前，一方面，部分自由派學者滿意國家機器釋放媒體所有權的作法，符合其股權大眾化的主張，有些則是轉以媒體內容監督為主；另一方面，在野的民進黨在其支持者與公職人員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及中、小功率的經營權後，對於媒體批判的熱忱與行動也顯得意興闌珊。
外在環境如此，歷經三退運動與內部組織工作的「傳學鬥」也進入了組織方式與運動模式的調整期。一方面，部分創始成員陸續結束學業，進入媒體工作或出國深造；另一方面，外在環境的沈寂間接侷限了組織的動能，使得前一階段擴大的組織基礎，面臨組織動態運作熱度降低的困境。不過，「傳學鬥」仍持續以讀書會的方式，保持對傳播問題的關注，並累積知識與資訊的厚度，為運動儲備能量，也為未來的運作模式進行思考和調整。在此期間，「傳學鬥」並未完全疏離社會運動參與，成員支援了包括反高學費、反核、公娼權益與援救蘇建和等社會運動。在白曉燕案發生時，也與女學會等組織合作，透過網路發動「拒絕八大黑腥媒體」運動，針對媒體對該事件的不當報導進行反制。但總的來說，在這段期間「傳學鬥」是相對較為沉寂的。
不過，當時序來到二ＯＯＯ年，外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又再一次創造了「傳學鬥」出發的條件。首先，年初的總統大選結果使得長期執政的國民黨交出政權，民主進步黨的新政府正式上路。新政府上台不必然代表著媒體改革會自然走向進步，但是權力交替與變動所創造出新的運動空隙和遊戲規則，卻意味著反對運動有了新的動力與可能。其次，媒體自由化轉型路線經過整個一九九Ｏ年代的試驗之後，已經明顯揭露出國家管制力量的不當退卻，政治與經濟優勢力量結盟進駐之後，大眾媒體商業化、庸俗化、去政治化，以及去公共化的惡質表現。市民社會對於大眾媒體(特別是電視)內容的不滿，雖然大多基於保守道德立場，但已經逐漸引發對於市場競爭機能的懷疑。傳播學界的媒體公共化主張，在《公共電視法》立法運動之後，也再度取得了更多的社會正當性。
二ＯＯＯ年三月，部分傳播學者聯合「傳學鬥」及新聞從業人員組成「落實及監督新總統傳播政策聯盟」，密切注意新政府的傳播政策發展。傳學鬥並於五月擴大展開理念宣傳工作，與台灣記者協會、世新邊緣地帶社、政大新聞學會、政大廣告學會、輔大新聞學會共同舉辦「新世代媒體改造跨校巡迴座談」，至各校巡迴座談及介紹媒體公共化的理念。十一月十九日，「落實及監督新總統傳播政策聯盟」擴大聯盟基礎，正式成立「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提出「反對徹底私有化、台視華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落實電視民主化」的四大主張，正式展開無線電視公共化運動。該聯盟強調：「公共化就是要透過超然獨立的傳播管制與資源分配機構，使無線電視台的方向與內容不受政黨輪替等政治變遷所干擾，也不受惡質收視率競爭的牽制，而能真正及徹底為人民服務，並且提供與民間社會相輔相成的公共論壇寶貴空間」。
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上有關網際網路與電腦科技發展的盲目樂觀態度，「傳學鬥」贊成部分傳播學者(如Peter Golding)所抱持對於資本勢力進入新媒體的批判，但是「傳學鬥」也認識到，就像社會學者Manuel Castells提醒我們的，社會運動絕不應該忽略網際網路這項工具的運用。因此，「傳學鬥」於二ＯＯＯ年六月推出籌備已久的《傳學鬥電子報》 ，以電子郵件每週寄送的方式出刊，做為組織對外溝通以及陳述觀點的公共媒介，並進一步在二ＯＯＯ一年一月，架設完成「傳學鬥」網頁，擴大理念溝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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