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生鬥陣」與媒體運動
----社會、媒體，與「傳播學生鬥陣」
本文為五分珠與阿地合著
公共電視立法運動與傳學鬥的萌芽
一九八Ｏ年代，國民黨威權國家機器的地位動搖，連帶著也放鬆了箝制住媒體的鐵爪。一九八七年報禁的解除，代表著台灣傳播媒體環境開始走向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正如王振寰指出的，在這個政治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國家機器最後選擇了與資本家結盟，遺棄了勞工階級，也建立了台灣的新政商關係型態。 因此，自由化優先於民主化，而此處的自由化在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化；這個變遷主軸同樣適用於台灣傳播媒體的轉型過程。換句話說，往後台灣傳播媒體的變遷動力較多來自於市場力量與國家機器的結合，而較少來自市民社會；變遷的方向比較偏向私有化，而公有化的聲音相對微弱。
不過，一九九Ｏ年代初期，資本主義自由化的趨勢還沒有那麼洶湧，公共化思考也還有較大的競爭空間。這一點可以從公共電視的立法過程獲得證明。國民黨於一九九二年推出「公共電視法草案」，目的很明顯的是在建立另一個政府電視，與公共電視精神大相逕庭。 然而此時已非國民黨可以一意孤行的年代，政治與民間的反對力量足以與之對抗。錯估形勢的結果，是市民社會力量的反彈，以及結合政治反對力量所進行的公共電視立法鬥爭。一九九二年十月政治大學十八位傳播學院專任教師聯名發表〈我們期望公視實至名歸〉公開信，呼籲回歸公共電視的公共服務獨立自主精神，是為民間反對力量的首度發難。不過，國民黨不為所動，立法院審查程序繼續進行。
此時此刻，新聞傳播科系學生有了第一次的組織運動。一九九三年三月，部分政大、輔大、淡江與文化大學的傳播系所學生，組成了「學生公視立法觀察團」，以跨校結盟和國會遊說方式，關切並企圖改善公共電視立法的惡質情勢。同年六月二十日，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人本基金會董事史英、《當代》雜誌社總編輯金恆煒等學者與藝文界人士共百餘名，組成了「公共電視民間籌備會」，以組織運動方式介入公共電視立法。「學生公視立法觀察團」成員一方面基於理念相同，以學生代表身分投入「公視民間籌備會」工作，另一方面，也持續回到校園內，宣傳理念、組織讀書會和吸收成員。公共電視立法爭議可以說是當時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突發事件」， 但是卻成為新聞傳播科系學生組織運動的濫觴，而部分參與這項運動的成員，也在稍後成為「傳學鬥」的創始動力。
一九九四年七月，所有權原屬「台南幫」的自立報系，傳出將轉售給「三重幫」的宏福集團，引發該報系員工反彈，並於當年八月十六日的自立晚報頭版印上「歷史會記住這一天」幾個大字，表達編輯部立場。此一抗議事件獲得部分傳播學者與民間團體聲援，並隨後舉行了「九○一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這次的民間力量集結，不僅在隔年催生了台灣第一個記者專業組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部分稍早組織讀書會，並參與此次活動的的政大新聞研究所學生，也在當年稍後，結合各校傳播科系學生，正式成立了「傳播學生鬥陣」。
「傳播學生鬥陣」最直接的定義，就是讓傳播科系學生「在一起」。「在一起」做什麼？「傳學鬥」的創立宣言中說道，「讓傳播媒體環境，和學理的傳播學術教育，能夠擺脫和以往對抗的壓制、封閉、虛假、腐化，而能更為平等、更民主、更多元的台灣努力，這是我們在一起的目標」。
基於這樣的理念，「傳學鬥」一方面繼續與其他社運團體合作，推動媒體改革。例如，於一九九四年年底的省市長大選期間，與「澄社」共同進行電視新聞監看調查，以實際證據批判長久以來三家無線電視台新聞報導不公的現象。另一方面，「傳學鬥」也積極擴大校園內的結盟和組織工作，於一九九五年寒假與暑假期間，在木柵大春山莊舉辦兩次「學生鬥陣傳播營」。活動內容以研討當前媒體問題為主，包括媒體工作者座談、傳播新科技、女性與媒體、勞工與媒體、傳播教育、公視立法、地下電台等課題。「傳學鬥」並藉此機會吸收新成員。
在這些實踐過程中，「傳學鬥」媒體改革理念的輪廓與重心逐漸浮現。不過，這個明確定位的過程，卻是在下一波大型媒體改造運動的參與過程，以及與其他民間團體和改革意見的衝突與矛盾中，才真正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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