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生鬥陣」與媒體運動
----社會、媒體，與「傳播學生鬥陣」
本文為五分珠與阿地合著
長久以來，新聞傳播科系和學生給人的印象，除了文字和語言的表達能力強，多少還帶有一點摩登時髦多采多姿的感覺。而隨著傳播媒體在日常生活裡的角色愈來愈重要，新聞和媒體的愈趨娛樂化和商業化，人們似乎也更覺得，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就是未來光鮮亮麗的明星、呼風喚雨的記者作家，或是長袖善舞的公關人員。
不過，在近幾年來的媒體改革運動場合，或許你也曾經聽過或看過一群叫做「傳播學生鬥陣」的傳播科系學生，跳出來批判與他們的教育和生計息息相關的媒體和媒體政策。他們大多也將(或是已經)成為傳播媒體圈的一員，他們也不是自詡清流自命清高，他們不只是不甘於順流而走，也急切希望以自己所學投入媒體改造工作。他們的目標，是為自己，為自己的同學，也為這個社會，創造一個更理想的傳播媒體環境。
社會、媒體，與傳播科系學生
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新聞傳播相關科系學生有著相當特殊的位置。這必須從互相關聯的兩個面向來探討。第一是歷史上國家機器對於傳播媒體事務的控制，第二是大學科系設置與外在社會的關係，就新聞傳播科系學生來說，特別是指學院與傳播媒體環境的關係。
國民黨主導的國家機器從一開始就透過政治、經濟及武力的手段，建立了天羅地網的媒體宣傳機制。但徒有機制不足以自行，還需要有「忠貞」的操作員。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新聞系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國民黨中宣部藉著對新聞教育的控制，培訓為黨、為國所用的新聞人才。在政大新聞系早期系主任中，部分自國民黨第四組及中央日報調任而來，部分是直接來自行政系統的政府官員。
一九四九年之後，國民黨鑒於新聞媒體表現和意識型態宣傳成效，是內戰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台灣對新聞教育的控制更是不遺餘力。一九五一年政工幹校(政治作戰學校前身)在台成立，決定首先創設新聞組；這項決定正是當時擔任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的蔣經國所特別指示的。 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接著在一九五四年復系。負責復系事務的國民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擬定了復系宗旨：一方面承接過去的光榮傳統，另一方面配合世界新聞教育發展的趨勢，尤其是要適應我國特殊的國情與國家非常的處境。因此，在威權國家機器優於一切社會力量的時代，新聞科系學生的受教和未來的工作，就是在「國家意識型態機器操作員」架構下發展的。
不過，當國民黨威權體制於一九八Ｏ年代開始明顯鬆動的時候，不但媒體環境獲得了鬆綁走向私有化，新聞傳播教育的本質，也逐步回歸到一般大學科系設置與分化的架構。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是令人欣喜的矯正過程。相反的，台灣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被動配合現實社會的需求。也就是說，傳播新聞科系設置與發展的主要目的，從為國家意識型態機器訓練操作員，逐漸轉成為(主要是私有的)傳播媒體與其他企業培育產業後備軍。這也就是後來廣電、廣告，乃至於口語、公關、傳播管理、傳播科技等等科系與課程陸續出現的原因。
在這種脈絡下，新聞傳播科系的教師與學生落入了另一個實用主義牢籠。符合媒體現實的需求，成為新聞傳播教育揮之不去的陰影。長久以來有關理論與實務孰重的爭議，具體而微地展現了其間的矛盾。問題是，由於近十五年來在以市場力量為主導的趨勢下，台灣媒體的運作主調，是商業化的保守傾向；由這樣種氛圍而來對學院教育的影響力量，也就主要是保守的，而非進步的。
不過，學院的教育和理論並非沒有自主性。首先，傳統的新聞理論，亦即新聞自由與所謂報業作為第四階級的觀點，源自於資產階級對抗國家與封建制度的背景，帶有傳統自由主義色彩，隱隱與國家機器的控制產生矛盾。 此外，一九八0年代以來，來自西方的進步思想，特別是有關大眾傳播理論、大眾文化批判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等學術資源，也提供了新聞傳播科系學生有別於傳統自由主義的左派或是批判養分。也因此，不管是在威權國家機器掌權的時代，新聞傳播科系被視為宣傳機器的訓練所，或是市場力量至上的時代，新聞傳播科系被視為媒體與傳播人員的培訓班；潛藏於授課的學術底蘊之內，或是發酵於課堂討論之中，自由主義與威權國家主義之間、左翼批判思想與市場保守力量之間的矛盾，都構成了潛在的反對性和批判性力量，隱隱脈動。當這些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配合上不同社會力量彼此衝撞的矛盾，構成葛蘭西所謂的「時勢條件」之時，新聞傳播科系學生的批判性力量，就獲得了實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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