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否編纂過《詩經》，至今學術界仍沒有定論，我個人比較偏向孔子並未編《詩經》這個說法。孔子編纂《詩經》，信而可徵的證據只有兩條：一是《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這段話告訴我們原本有三千餘首詩，孔子刪刈十九而成為今天的詩三百篇。《史記》的說法的確是頗難教人相信，若真有兩千多首詩沒被選入今天的《詩經》，那麼我們如果翻閱先秦書籍，其中應有很多是不見於今本《詩經》的「逸詩」。然而真去翻查《左傳》，其中賦詩七十五次，僅有〈河水〉、〈轡之柔矣〉、〈茅鴟〉、〈新宮〉四首逸詩；引詩一百三十次，僅有「翹翹車乘」、「肆河之清」、「優哉優哉」、「我無所監」四篇逸詩，這個比例和《史記》所言實在相距太遠。對於這現象，歐陽修認為刪詩不只是刪掉整首詩，而有可能是一首詩中刪掉一章，或是一章詩裡刪掉一句、一句中刪掉一字，現代學者比如王叔岷先生則承此意見認為《史記》所謂「去其重」乃是「去其重複」之意。一首詩在不同的時空裡流傳，非常可能會產生很多不同的版本，若一首詩有十個版本，那三百首詩就有三千種版本，孔子的工作便如同後代搞校讎學的傢伙一樣從各種不同的版本中校勘出最為正確的版本，因此所謂「古者詩三千餘篇」和「詩三百」其實是同一件東西。王叔岷先生的看法確實是頗有見地，但其理論僅根據《史記》這一條孤證實在很難讓人信服。先秦諸子無論是最私淑孔子的孟子或是最愛調侃孔子的莊子等都沒有提到刪詩一事，《史記》天外飛來一筆冒出這個記載實在讓人懷疑。再者，《論語》中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一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自《詩‧衛風》〈碩人〉，「素以為絢兮」不知所出，可見子夏所見的詩三百並不完全等同今本的《詩經》。若是孔子確實刪詩，那麼為什麼列為文學科的子夏所用的詩卻與今天孔子所刪定的《詩經》不同呢？當然，支持孔子刪詩的學者對於這些反例也都有解釋的。第二條孔子編纂《詩經》的證據在《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居萬里先生根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請觀於周樂」一文，認為季札所觀魯國保留的周樂，國風大小雅大抵齊備，而頌獨缺魯頌、商頌。孔子為殷宋後裔又生於魯，因此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乃指孔子將魯頌與商頌編入《詩經》中。屈萬里先生進而推闡，認為由季札觀樂一事可見《詩經》在孔子以前篇章與今天差不多，但順序略有不同，所謂孔子編詩應該是指孔子釐定了今本《詩經》十五國風的順序並添加了魯頌、商頌等篇什。單純就「雅頌各得其所」一句看來，屈萬里先生推闡到孔子添加魯頌、商頌似乎有點太過；釐訂《詩經》次序一事，從「正變」的角度來看也說得通，但「正變」之說現代學者普遍相信乃是漢儒對《詩經》的詮釋而非《詩經》的原意。如果孔子只是把詩三百來個大風吹，那實在算不了什麼本事，《史記》也不用鄭重其事地記載這件事了。除此之外，有學者如包慎言《敏甫文鈔》則認為所謂「樂正」明明白白地是說孔子釐訂雅頌的音律，是孔子整理音樂而非整理詩，〈子罕〉這篇記載和孔子刪詩編詩一點兒關係也沒有。當然，古代的詩與樂本來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包慎言的意見還是值得商榷的。對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各位，可以參考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裡的考辨，也可以讀讀葉國良老師、夏長樸老師、李隆獻老師合著的《經學通論》，應該就有蠻清楚的認識了。
孔子是否刪詩編詩這個問題永遠不會有解答的，但我們讀書不能只到「是什麼」就停止了，還要進一步去問「為什麼」。孔子刪詩編詩存在很多問題，之前也不見哪一本子書有此記載，為什麼司馬遷會寫下「及至孔子，去其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知道《詩經》是什麼？進而問為什麼會有《詩經》。《詩經》是一部為了滿足貴族階層政治功能的詩歌總集。自從朱子《詩集傳》以來，現代人談《詩經》往往偏重其文學價值並認為《詩經》是一部能反映百姓情感的民歌總集。這個理解並不全然正確。以《詩經》第一篇〈關雎〉而言，「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豈是庶人玩得起的享受？〈關雎〉在講什麼，〈詩小序〉寫得清清楚楚：「后妃之德也」。如果大家認為毛詩譜系不明師傳無據不可據信，那我們來看三家詩是怎麼講〈關雎〉。魯詩說〈關雎〉：「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齊詩說〈關雎〉：「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韓詩說〈關雎〉：「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魯詩的傳統是可直追先秦的，齊韓二家詩也非憑空而成，可見先秦到漢代談〈關雎〉，大家都認為這是貴族「正閨房之內、齊人倫大道」的作品。朱子講〈關雎〉，亦重后妃之德，而後代如崔述《讀風偶識》批評朱子改〈詩序〉未盡，日人白川靜一以人類學的角度談《詩經》，都未得《詩經》旨趣。《詩經》是為了貴族階層的政治功能而作，其作者均為士大夫，就算有民間作品竄入者，必為士大夫所潤飾，而其旨趣已與純粹民歌大不相同。不然，「不學詩無以言」，廟堂之上賦詩酬答，又豈容得下里巴人之作？再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即夏言，是春秋時代各國的通用語，等同現在的普通話。用官方的通用語而非民間的方言來創作，可見詩三百絕非素樸的民間作品。知道了《詩經》是什麼，我們接著來討論為什麼會有《詩經》。《詩經》的最初目的是為了滿足宗法社會的歷史作品。現在《詩經》裡可考最早的篇什是〈周頌〉、〈大雅〉裡講述周人起源以及文王創業的歷史作品，其創作年代普遍認為在西周初期。但這類的歷史作品只到成康而止，之後就沒有任何一篇明白的歷史敘述之作。這個現象，同時也反映在《尚書》裡。《尚書》最可考的〈周書〉八誥，也都是創業之初成王時周公等的誥令。這並不是說成康以下就沒有歷史的記載或是天子卿士的誥令，而在於周人的歷史意識是為了達成宗法社會的穩定而存在的。維繫宗法社會的力量是什麼？是血緣嗎？絕對不是，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例子難道還少嗎！真正維繫宗法社會的力量是文化。「封建親戚以樊屏周」，封建最初固然根據血緣的親疏，但分封既久，血緣已盡，又能靠什麼凝聚起各個諸侯對宗周的向心力呢？靠的就是詩、樂與書。祭祀之際，燈火搖盪，諸侯大夫誠心於禮，此時樂官開始舞蹈並吟唱雅頌的篇什，唱道：「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這時在下祭祀的諸侯大夫必然心中興起對周代祖先的嚮往之情。這種嚮往之情，就是立基於進入歷史情境裡所帶來的感動；這種感動，喚起了我們大家都是周人的情緒；這個情緒固然最後導之於血緣的關係，但其途徑與方法卻是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文化情感。周公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的「制禮作樂」使得中國人的認同從此來自於文化而非種族血緣。四大文明五大文明今日全部消逝，為什麼獨獨只有中華文明保留下來？靠的絕非強烈的民族主義或是排他的血緣聯繫，而是文化的認同與歷史的情緒。為什麼中華民族屢次歷經戰亂分裂與異族統治始終存而不亡，就是因為文化的紐帶把我們緊緊地係聯在一起。周公真是偉大呀！這些和孔子編《詩經》有什麼關係呢？因為孔子正是周公以下真正掌握住此文化精神的唯一人物。而孔子繼承周公詩書傳統的表現不在《詩經》而在《春秋》。孟子說得好：「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王者之迹正是周公的文化精神，當此一文化力量消退時，諸侯大夫對宗周的認同感就消失了，這時詩的作用也就不見了。在這種「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的時代要靠什麼維繫世道人心？靠的就是《春秋》。《春秋》大義在於「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用褒貶來建立與《詩經》傳統相異而相承的歷史精神，是利用歷史的批判禁制人君人臣踰矩的作為，是利用道德的判斷使人心回歸文化的精粹。我們學歷史有什麼功用，歷史的功用絕對不是看看書寫寫論文關在象牙塔裡不食人間煙火。歷史的功用就是褒貶，就是使人畏懼身後之名，就是使人藉由歷史的共鳴對整個文化產生認同，就是使人透過文化的精神趨於至善與和協。中國的歷史學自周公孔子以來一直有大功用，司馬遷體認到這個功用，所以他要寫《史記》以「通天人之際，究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看到了周公孔子的傳承，所以他要在〈孔子世家〉裡寫孔子刪定詩書這種極有可能是錯誤事實的歷史真實。田疇管寧避地遼東仍然講習禮義，正是為了維繫中華文化的血脈呀！所以王夫之說：「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管）寧持之也。」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考錢穆先生生〈讀詩經〉一文。
附註：這是我在歷史金庸裡回答一位茶友關於孔子刪詩的文章，文章架構大致與讀書劄記裡「詩亡然後春秋作」那篇一致（其實我覺得那篇雖然只有百來字，講得反而比這篇詳細），不過其構想主要來自於閻鴻中老師在中國史學史課堂上的講述，以及我在圖書館借到的一本錢穆《中國學術思想論叢》裡夾著一張不知道哪一位學長隨手寫在廣告紙上的心得。歷史金庸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論壇，但近來──尤其是這一兩年素質慘不忍睹，一方面是很多對文史毫無理解的傢伙恣意對科班生挑釁攻擊，一方面是中國大陸的憤青老愛談民族主義與兩岸問題。台獨和憤青是我最討厭的兩類人，不過相對而言，台獨還好一點，畢竟他們只會罵我賣台而已。憤青叫起囂來，就是要解放軍血洗台灣。孟子說：「為淵驅魚者獺也」，中國大陸就是有這種人讓人對統一興趣缺缺。現在的歷史金庸，我想大概只有政治正確與甘於不學無術的傢伙才待得下去吧！(200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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