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守千秋紙上塵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 當時黮黯猶承務，末俗紛紜更亂真。 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 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王安石〈讀史〉

116愛的鼓勵 0訂閱站台

　　諸葛亮的〈梁甫吟〉是一首反映時代風氣的作品，單獨抽出來看沒什麼意思。如果先撇開《詩經》〈文王〉、〈緜〉這類宗教性大於抒情性的史詩與〈離騷〉、〈天問〉這種揉合歷史和傳說而充滿浪漫想像的詩篇不論，班固的〈詠史詩〉姑且可算作這類文體之祖：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
　　　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詩品》論此詩「質木無文」，又道：「觀其〈詠史〉，有感嘆之詞。」這首詩修辭直白，涵義也不深，文學上的趣味就少了些，鍾嶸批評它「質木無文」倒也沒錯。當然班固的〈詠史詩〉也不只是講講緹縈的故事而已，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孟堅〈詠史〉結句云：『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缇縈』，詠嘆至深。」班固才高但仕途不順，「百男何憒憒」其實是有自況之味的。這點「感嘆之詞」，也形成後來詠史詩一貫的基調。

　　建安文學裡的詠史詩在深度上就遠勝於班固的作品。這邊就《文選》收錄兩首建安時代的詠史詩來談好了。王粲〈詠史詩〉：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
　　　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王粲此詩論調與〈詩小序〉大致相同，均是感傷三良殉秦穆公一事。「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諷刺意味很強，到了「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又做了一個翻轉，將視野從歷史拉回現實處境上，表示雖然堅持原則盡忠職守最後可能會落得和三良一樣的下場，但壯士擇善固執，終不為生死而游移。這一層的翻轉就比班固的〈詠史詩〉來得漂亮，也更有文學上的趣味。不過就歷史的觀察與體會而言，王粲與班固都還是依循固有的解釋作發揮而已。曹植同樣有首〈三良詩〉在史學趣味上就顯得格外出眾了：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
　　　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這是一首翻案詩，不同於《左傳》「君子曰」以來對三良殉死的批判態度，曹植指出秦穆公與三良相知相惜，秦穆公死後三人殉死乃是表現「士為知己而死」的精神。這層的思考就使曹植的〈三良詩〉具有班固與王粲所沒有的史學趣味。而文學的獨立與史學的豐富正是漢魏晉個人情志解放的兩大成果。

　　史學的趣味源自於移情。當你進入歷史的情境並做出種種的想像，這時就會產生不同於固有解釋的翻案作品。當個體的情志舒解開來，觀注的對象不只是現實生活的情感也包括歷史的移情與想像，結合文學與歷史的詠史詩就較前代精彩多了。曹植的〈三良詩〉是漢末個人情志在文學與歷史的雙重表現，諸葛亮的〈梁甫吟〉也應如是觀：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冢，田彊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與〈三良詩〉一樣，〈梁甫吟〉不同於過往對二桃殺三士的褒揚而採取批判的角度。孤立地來看〈梁甫吟〉只是一首單純的翻案詩，但放在中國詠史詩的傳統與東漢末年個體自覺的大環境來看，〈梁甫吟〉與〈三良詩〉同樣體現了個人情志與歷史想像的結合。這一層的結合造就了魏晉南北朝史學的蓬勃發展。後來兩宋的史學之所以興盛，同樣也受了不少文學的霑溉。

　　詠史詩發展到左思以後，就變成假詠史之名以詠懷。從王粲與曹植的詠史詩來看似乎很難想像後來的詠史詩幾乎沒有歷史的存在，不過就建安時代將個人情志寄託於歷史來創作詠史詩的試驗看來倒也是合情合理，畢竟文學的創作還是以抒情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