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 四大發明古中國 三樣寶貝新歐洲
歷史上我國一度是世上最強盛、富庶的國家，何以後來慢慢給歐洲（繼而北美）諸國比下去，有關的研究可說汗牛充棟，不久前閱讀哈佛經濟學及史學榮休教授蘭德思的《貧富之源》（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 W. Norton, 1998），有所發現，應為讀者介紹。
蘭德思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本應在歐洲之上，因為大多數有用（可以提高生產力）的工具和物品都是中國發明，比如手推（獨輪）車、馬鐙、軛（rigid horse collar）、指南針、紙張、印刷、火藥、計時器及瓷器等；在十一世紀中國已利用煤和焦煤煉生鐵，據說十一世紀末期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十二萬五千噸，此一數字，是七百年後英國的產量總和。可是，在這種種優越基礎上，中國科技卻未能發展起來，包括劍橋大學已故李約瑟教授等著名學者，均無法找出大多數人有共識的成因。蘭德思多年研究後，把此中的原因歸納為下列三項–
(1沒有成熟的自由市場和對私有產權的漠視；沒有專利權觀念，扼殺了創新發明的動機。
(2婦女的生產力未被釋放，她們的工作只局限於家庭︱在家紡織無助於大型紡紗廠的發展。
(3統治者把最先進的東西據為己有，「皇室專用」，不准民間普遍使用。
歐洲除沒有上述這些缺點之外，氣候亦為不可忽視的優勢。據蘭德思的說法，歐洲氣候比較溫和，加上雨量均勻，全年適宜耕作；冬季嚴寒時間不長，卻有令蟲害受控即令害蟲不致快速繁殖的作用。這種雨水充沛、供水量充足、陽光不猛烈令水分不易蒸發以至空氣比較暖和，據說是世界獨有（exceptionally around the globe），那大大助長農作物的茁壯、有利牲口的飼養，以及硬木（如橡木、柚木；松及樅屬軟木）森林的形成。
歐洲既然有如許其他地區所無的優點，何以不能一早「發達」？蘭德思的研究指出，這是因為無法開採硬木森林，以致不能大量開墾土地作農耕、放牧之故。直至一七○九年英國人阿伯拉罕．達比（A. Darby）在Coalbrookdale地方成功建成第一座燒煤的煉生鐵火爐後，歐洲人才慢慢學曉製造伐木的利器—硬木用途極廣而伐林的結果是大量擴大耕地及牧場面積，這對農業經濟發展大為有利，不在話下。
自然環境的優越，令歐洲的牲口遠較其他地區的強壯（比如印度便不適宜繁殖馬匹），蘭德思形容歐洲的馬匹有如「活動坦克」（living tank），「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罕有其匹」；馬匹不但能拖曳「大殺傷力武器」至戰場，和平時期則可從事「粗重工作」及形成較快捷有效的交通網；頗出筆者意外的是，大量繁殖牲口還有產生大量有機肥料（animal fertilizer）令農作物快高長大的副作用—比亞洲諸國的肥料主要來自人類排泄物（night soil），無論在產量和質量上都要高；這是歐洲在化肥發明前，農作物收穫較豐的一項此前未為人發現的事實。
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印度）所以人煙稠密，主要是有「市場需求」引致，處於天災頻仍地帶，耕作尤其是灌溉（天旱）和搶收（雨季）需要大量人力，結果形成早婚以便「早生貴子」加入勞動隊伍，即使在六十年代政府已厲行一孩政策，這種情況仍未改變。蘭德思所引的統計顯示一六五○年，中國人口在一億至一億五千萬之間，一百年後約二億五千萬，十八世紀末期已超過三億；一八五○年在四億左右；一九五○年見六億五千萬（這和建國初期有四億人的說法有很大「誤差」），五十年後的現在又再翻一番。在農村的確人多好辦事（在封建時期，還有是人多好毆鬥的好處），但人口多消耗的糧食相應增加，意味人愈多糧食愈不足，而增加勞動人口是補救糧食匱乏的其中一項辦法，結果出現人口與糧食互相追逐的惡性循環。在人口增長方面，歐洲遠遠瞠乎其後。西歐因為較易耕種、畜牧和較少天災，因此沒有人手不足必須大量繁殖人口的需要；加上獨身被社會接受，遲婚和生育空間較長（三年二抱甚罕見）的社會習俗，使人口增長較為緩慢，對糧食需求量較少，令社會比較容易溫飽。
蘭德思指出，羅馬帝國末落導致奴隸制解體後，歐洲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直至水輪（water wheel， 藉水流推動的機器）的出現，經濟才重現生機；根據作者引述︽英格蘭土地紀錄︾（Domesday Book，威廉一世於一○八六年勘查英格蘭土地所有權後編彙）的統計，在一○八六年前英倫已有五千六百餘座水輪（水車），歐洲大陸在這段期間內則大量採用風車；歐洲自此進入以天然動力為基礎的文明世界。在中國南方農村生活過的人都看過或用過「腳踏水車」，這是一項用輪帶式車葉從河裏抽水灌溉水田的天才發明，但以水作為動力的設計則未之見或不普遍。在這方面，中國確比較落後。歐洲人懂得利用水力和風力之後，輕工業便慢慢成形—每座風車塔是一個小工廠，每座水輪屋亦然。令筆者困惑的是，本書頁五十五記十二世紀中國已用水力推動機器（water-driven machine）織麻，比英國早約五百年；但其後蘭德思指出英國是第一個懂得利用水力（水輪）的國家。
令筆者意想不到的是，蘭德思指出眼鏡的發明「令工人延長二十年的工作壽命」—從大約四十歲伸延至六十歲左右，這二十年的生產和創造力最強盛，等於大幅度提高生產力。在一般人想像中，眼鏡的發明是小事一椿，事實不然。人類視力在四十歲左右開始衰退，再難幹細活，特別不能從事工具製造、精細紡織、鍛煉金屬和閱讀，等於在創作力最豐盛之年工作能力逐日衰退。眼鏡在一三○六年發明後，意味經濟發展大突破（有關眼鏡種切，筆者在一本今年出版看似與眼鏡完全無關的書上有「重大發現」，稍後當另作一文）。眼鏡的發明，令計量器、測微表、機輪切割器以至奠下發明望遠鏡和顯微鏡的基礎。
歐洲享有「視力矯正鏡片」（corrective lenses）的專利多達三四百年之久，等於倍增工人生產力和工藝技術。
時鐘的發明＊是歐洲人的另一重大成就，在傳入中國之前，它已在歐洲普遍使用三四百年，時鐘令社會有秩序，作息準時；沒有時鐘計時，哪來「時間便是金錢」的觀念。時鐘提高了整體社會的生產力，因此被稱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機器」（the key-machine）。
蘭德思對古代中國的發明比如火藥和印刷大加讚賞，可惜他指出它們在應用上因受環境局限而無大作為。火藥本來足以令中國稱霸世界，但在十一世紀火藥發明後二三百年，中國人只用之於製煙火和作為燃燒劑，英國人譯火藥為「鎗粉」（gunpowder），意味中國人沒有把之製成子彈和炮彈，威力有限。十六世紀粉狀火藥傳入歐洲後，工匠「溶粉成球」，配上以鑄鐘技術製造槍管炮管，歐洲諸國終於「槍桿子裏出殖民地」。九世紀中國發明印刷，唯「方塊字」令它無法普及，而獨尊儒家令思想不能百花齊放，印刷品主要是佛教經典及儒家著述，並未發揮大量出版ⅹ迪民智的功能。印刷術於十五世紀傳入歐洲，德國哥騰堡《聖經》於一四五二—五五年出版後，它在歐洲迅速發展，在一五○一年之前，僅意大利一國，便出版了二百餘萬冊書籍……。
可以說，歐洲的三項「專利發明」－水輪、眼鏡及時鐘，使歐洲很快便進入工業革命，成為經濟繁盛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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