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博志 Nov 8, 2012
不計其數的中小企業，寥寥可數的企業家
我國真正很有經濟學上所謂企業家精神的人——也就是能將生產要素做創新組合而創造新價值的人——並不多，而近年又大量外流、或者被不良的政策與社會風氣吸引，去從事投機炒作及爭取特權的活動。因而，我國有大量資金和人才得不到被適當運用或就業的機會，而國家的新投資、新產業和新成長的動力則嚴重不足。
很多人看到我國有大量中小企業，而以為我國有豐富的企業家。然而我國的企業人士中，有許多是跟在別人後面投資的跟隨者，而不是直接創新的企業家；也有很多企業人士，甚至是以一窩蜂搶一票的心態，在泡沫經濟中投入的投機者；更有不少企業人士是藉同鄉、裙帶、政黨、或政商關係取得特權而發達者。把這些人士扣除，我國真正能創新的企業家並不多。
所幸在近二、三十年，國際分工的情勢對我國的企業人士頗為有利。美國為主的國際大企業把生產鏈分割、分別交給不同國家和不同廠商來負責，以降低成本。我國許多廠商在其中分得一段代工的生意，專心就那段來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因此所需的企業家創新精神或能力較少，倒也發展了很多企業，讓經濟快速成長、並產生了不少眾人所知的企業家。然而，這些企業家有很多因為這種國際分工，而只專精在一段生產的經營、並且是以降低成本為主要本領或策略，因此，多只能做外國大企業大策略之下的分包商，較少創新整個產品乃至產業的雄才大略。
是故，當近年國際大企業的策略轉向自己操控全部產品乃至生產，或者像中、韓的大企業藉其大規模要垂直整合、或通吃上中下游生產時，我國那些原來只擅長分包一段的企業，即陷入利潤被壓縮、甚至可能失去生產的困境，而多沒有足夠的能力發展出成功的新產品和新產業。很多企業只能主動或依外國買主的指示，到國外生產以降低成本。而國內因創新投資能力不足，使投資意願更顯得不足。
企業家精神不死，只是沒有後勤
我們當然仍有不少有能力和意願創新的企業家、或有潛力成為企業家的人士，但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並未鼓勵他們，甚至反而壓抑他們。企業家要創新成功，需要各種生產要素的配合，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排除生產要素運用或結合的障礙，同時增加供給不足之生產要素。2000年我在經建會時提出的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就是由這個方向來改善知識經濟和創新產業發展的環境。但目前政府的方向卻不太一樣。
問題一：政策鼓勵資金外流、排擠國內投資
以創新創業過程中最重要的配合因素——即資金——來說，馬政府目前並不積極讓資金和創新創業結合。政府最近提出的經濟動能提升方案在金融的部分有六項政策，其中四項都是要結合中國，讓人民更容易購買人民幣。更容易向中國投資或資金外流，而沒有一項是要讓金融業更能支持國內的投資和創新創業。
問題二：稅制鼓勵投機、打壓創業
而最近的證所稅，更是對創新創業股票的上市和交易，課徵遠高於投機性交易的稅負，相對鼓勵資金流向投機、而打壓創新創業。
問題三：領導無方向，為政治嚇阻創新
至於在方向的引導方面，馬政府六大新興產業、四大智慧型產業、十大服務業、產業有家家有產業、三業四化，等等口號幾乎無所不包，但幾年下來實際上除了口號持續成長，具體的政策和產業卻沒什麼成就。民進黨時期已努力發展投資的生技業是較明顯的政策方向，但馬政府和相關人士為了選舉抹黑蔡英文總統候選人，而抹黑辱罵了整個投資案及相關專業人士，在這種心態和做法下，還有多少人才和資金願來台發展？因而幾乎毀滅了生技產業在台灣發展的前途。
政府高喊的國際醫療則是一廂情願、並未研究我國是否有相關利基。例如政府說要發展器官移植，但我國本身可供移植之器官已嚴重不足，豈有能力吸引更多外國人來台接受器官？政府這樣沒有方向、破壞好方向、以及領導向錯誤方向，很多企業家當然就不知要投資什麼才好。
中國並非台灣發展萬靈丹
現在的國民黨與其相關人士心中乃至口中最重要的發展方向都是結合中國。在這樣的引導及中國方面的政策吸引之下，多年來我國企業多把中國當成投資重點，現在甚至也有不少人士和媒體鼓吹，中國才是人才發展的地點。所以產業和人才大量流向中國。十多年前哈佛大學的國際競爭力權威－－波特教授來台灣時即曾指出，台灣的企業若只知去中國投資降低成本，就會忘掉該做的產業升級。MIT的梭羅教授也早就指出，到開發中國家投資降低成本雖可一時獲利，卻非長久之計，發展知識經濟才是可長可久的策略。
十多年來這些話我不知道講了多少次，但馬政府及相關人士不只不聽不懂而且愈來愈一意傾中。他們為了讓人民接受其傾中政策，把三通直航、開放中資來台、以及ECFA等傾中政策，講成是救台灣而解決各種問題的靈丹，並因此讓政府和人民都忽略了更重要之投資、培訓人才等更根本提升經濟的努力。我國產業界和政府多年不夠重視產業升級和知識經濟，只顧把生產移去中國的結果，就是我國出口成長長期低於韓國和其他競爭國家，我國的出口品價格也逐漸下降，可能投資的產業和可用的人才都變少，經濟當然更好不起來。
（全文完）
（本文轉載自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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