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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重修屏東縣志「社會型態與社會構成」篇第四章「日治至戰後大眾文化與社會生活」，並刪去圖片，如需引用，請查閱重修屏東縣志並註明出處。

第一節  產業、鐵道、新市街：新建設與屏東社會的變化

第二節  娛樂在屏東：日治至戰後屏東休閒娛樂的變化

第三節  體育在屏東：日治至戰後屏東體育的變化

第四節  新觀念與新生活：日治至戰後屏東社會生活的變化

第五節  小結

第一節 產業、鐵道、新市街：新建設與屏東社會的變化

從日治時期開始，隨著現代化事物進入台灣，各地社會生活展開變化，屏東地區亦不例外。本章將透過城市建設、娛樂、體育及生活四個面向，呈現屏東的改變，以及今日屏東風貌的形成。 

明治28年（1895）開始，台灣納入日本版圖，此時期正是日本積極工業化及都市化的時刻，人口急速增長，加速往都市移動，同時也引進新的西方式生活，例如海水浴場、西裝、西式飲食（麵包、咖哩飯）、咖啡廳均進入人民的生活。[1]

此趨勢也反應在帝國最南端的屏東地區，以糖業為工業的基礎，加上鐵道的建設，帶動了沿鐵道城市：屏東、潮州的興起，不僅扭轉了原本以高屏溪（下淡水溪）水運為主的東港—屏東（萬丹）—里港軸線，也讓屏東市[2]在日治時期快速成長，成為屏東地區都市化的代表。

與日治屏東發展息息相關的台糖在明治40年（1907）進入屏東，明治42年（1909）阿緱工廠完工，大正9年（1920）4月，林邊庄溪州地區（今南州鄉）的新糖廠動工，原取名為溪州製糖所，後改名為東港製糖所，大正10年（1921）完工啟用，這使得屏東平原擁有兩個糖廠，成為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的主力所在。[3]因此在1920年12月將其總部遷至阿緱製糖所，也讓台糖對於日治屏東社會影響深遠，屏東的鐵路以及建設都是以台糖為主軸，台糖幹部更在每屆屏東市的議會中佔有席次，[4]可見台糖對於日治屏東的影響力。 

明治41年（1908），基隆到高雄的縱貫線通車，是台灣史上相當關鍵的重大建設，此鐵道的完工讓台灣交通重心由水運轉至陸運，台灣物產更能夠快捷、方便的由基隆及高雄兩港口運至日本及海外。

明治42年（1909）台糖阿緱工廠啟用後，屏東平原成為糖業主要產地，也亟需鐵路的運送，於是有潮州線的興建。潮州線全長47公里，由高雄至溪州，其中高雄至九曲堂段早在明治40年（1907）即已興建完畢，主要是因為當時鳳山支廳所在地鳳山街並不在縱貫線上，故興建高雄與九曲堂間17.3公里的鳳山支線。

隨著糖廠及屏東平原其他建設的開展，對於鐵路的興建要求越顯殷切，但要將鐵路延伸至屏東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跨越下淡水溪（今高屏溪），台灣總督府在明治44年（1911）決定將鐵路由九曲堂延長至屏東，經過3年的時間，於大正3年（1914）完工，其中橫跨下淡水溪的鐵橋（高屏鐵橋）就佔了興建總經費57%，可見此工程之艱辛，而負責的技師飯田豐二更在施工期間，因感染瘧疾病逝，故於九曲堂特立碑紀念。[5]

此鐵路的開通，也是殖民政府的一大事蹟，通車當天，特別選在屏東公園盛大舉行，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出席，冠蓋雲集，屏東市（阿緱街）更舉辦夜間提燈遊行慶祝，[6]屏東也確實從此邁入新的紀元。

鐵路雖然跨過了下淡水溪，但也僅到達屏東平原的大門，為了更便利運送屏東平原的物產及資源，台灣總督府於大正6年（1917）起進行屏東至枋寮的鐵路建設，後於大正9年（1920）完成屏東至潮州的鐵道，因一次大戰結束後的物價及工資暴漲，最後決定僅建至有東港製糖所的溪州為止，大正12年（1923）該工程竣工，這條鐵路線也由原來的枋寮線改為潮州線。[7]至昭和2年（1927）更計畫延伸至枋寮，但最後這段鐵路，卻到昭和16年（1941）才完工。屏東鐵路的建設，至民國66年（1977）政府開始規劃由屏東至臺東之南迴線才又開展，民國69年（1980）開始興建，民國80年（1991）通車，讓屏東至臺東的交通更為便利，也完成了台灣的環島鐵路。

在鐵路未能到達之地，則由公路及公車銜接，但屏東地區道路的建築，其實並不容易，其所遭遇最大問題就是過多的河川，每當雨季，常會讓交通阻絕，因此如何修築橋樑，成為日治時期要讓道路暢通的最大挑戰，[8]大正14年（1925）汽車開始大量在屏東行駛後，[9]道路更為重要，因此屏東市經萬丹至東港的道路，或是公館、歸來的道路均重新修築，讓汽車更容易行駛，[10]而屏東地區公路兩旁的行道樹，也是在昭和2年（1927）開始種植，樹苗均為茄冬。而不論修路、種樹，均由一般民眾所服的保甲役負責，[11]這也引起許多不滿，如修築道路時，潮州郡下各戶每月平均要被動員五、六次，完成後每月也要動員兩、三次維護，時論對此則嘲諷：「當局不肯徹廢保甲制度的最大理由，便是有嘗受著這點好滋味的結果吧！」[12]日治時期屏東地區修築的公路共有高雄至屏東的縱貫道路、屏東至東港、屏東至潮州、屏東至旗山、東港至枋寮、潮州至恆春等路段，[13]今日屏東主要交通網絡已在此形成。

而屏東與台東之間的公路連接，更是艱難工程。清代已有三條古道的修築，[14]日治時期最早修築由枋寮至台東巴塱衛的浸水營道路，於大正6年（1917）8月6日完工。[15]屏東、台東間的公路，更是一項大工程，為了規劃該公路，在大正15年（1926），由台東廳庶務課長率領台東廳及高雄州相關人員及屏東商工會會長宮添環等21人首次踏查路線，出發時屏東郡長、屏東街長等官員均親自歡送，[16]可見總督府對此道路之重視，此勘查工作，直到昭和2年（1927）才告一段落，[17]昭和3年（1928）開始動工。因工程需橫斷中央山脈，相當艱辛，[18]且花費頗多，在經費不足情形下，最後由屏東郡保正負擔工事，也就是民眾必須要付費請人施工，造成當地民眾許多不滿。[19]恆春臺東間道路最後於昭和5年（1930）開通。[20]而今日由楓港至台東的公路（南迴公路）則於昭和8年（1933）動工，昭和14年（1939）完工。[21]

而公路之鋪設，在戰後隨著工程技術的發達而有進展，讓屏東各地的連接更為便利，亦讓汽車普及，不僅縮短了屏東各地間的差距，到台灣各地也更為便利。民國76年（1987）開始興建的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其由基隆至林邊，於民國93年（2004）屏東段全線通車，讓屏東至台灣西部各縣市更為便利。同年高雄到潮州的快速公路也通車，對於高雄與屏東間交通也產生改變。

鐵公路的開通，對於屏東地區最大的影響，就是市街中心的轉變。在沒有鐵路以前，屏東交通主要藉由各河川的水運，因此高屏溪（下淡水溪）與東港溪共同的出海口—東港，成為屏東平原最重要的港口，高屏溪與東港溪沿線的物產，如米、糖，都匯集到東港轉運至中國大陸或打狗出口，尤其是清末開港後，屏東地區盛產的糖為外銷主要產品，遂使東港成為屏東的商業中心，也是最繁華的市街。

但在鐵路通車後，這種轉運功能就為鐵路所取代，尤其是鐵路經過屏東地區最重要的糖廠，遂使得主要物產改由鐵路及公路運送，位居鐵路中心的屏東街（原稱阿緱街），遂從清末的行政中心，轉為商業中心，更在昭和8年（1933）升格為屏東市，也是高雄州繼高雄市之後，第二個升格為市的城市，成為屏東地區最主要的城市。鐵路帶來的躍進，不僅僅是屏東，最後才通車的潮州，也因為有鐵、公路之便，地位也直逼東港，[22]屏東與潮州成為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竄起最快的兩個市街，而屏東市更成為台灣重要的城市之一。

屏東市的發展，與台糖進駐引入大批日人有關。日人統治台灣期間，多居住在行政中心的城市，如日人在台的三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台北，在屏東地區，屏東市除其為行政中心外，加上台糖及飛行聯隊的進駐，故成為日人在屏東地區的主要集中地。

屏東都市的建設及發展約略可分為三期：以大正2年（1913）實施都市計畫及昭和2年（1927）飛行聯隊駐紮屏東為分界點。大正2年之前為都市計畫實施的「萌芽期」，在清末屏東街的基礎上進行建設，其主要建設有二：一是興建官舍、道路及日人居住的住宅區，二是日治初期，各地頻生傳染病，總督府認為主因是都市環境不佳，故積極進行所謂「市區改正」，以公共衛生為主、公共交通及環境改善為主，希望遏止傳染病。[23]

這此時期，興建阿緱廳廳舍（明治36年，1903）、行政人員官舍（明治36年至明治42年，1903-1909）、屏東市場（明治39年，1906）、阿緱公學校（明治39年，1906）、下水道（明治40年至明治44年，1907-1911）、屏東會館（明治41年，1908）、阿緱廳附屬牛疫血清作業所（明治41年，1908）、阿緱醫院（明治43年，1910）、阿緱街警察官吏派出所（明治43年，1910）、新阿緱郵便局（明治44年，1911）等，此皆以日人住宅、辦公場所為中心，下水道的鋪設及日後的公園也在此，[24]在市區中已隱然形成日人居住區。另一主要發展重心則是台糖的工廠及宿舍，明治46年（1913）的都市計畫，以蕃仔埔溪（今萬年溪）為界，將市街與糖廠廠區分隔。[25]

此時期屏東市的大興土木，與台糖在此設廠，大批日籍人士進駐有正面關係，根據明治42年（1909）末的統計，在台日人以台北40,084人最多，其次是台南16,627人、台中7,528人、嘉義7,306人、阿緱3,971人，[26]以屏東市的地理位置及發展，能夠排名第五，可見日人在台糖進駐後，快速成長，使其成為備受看好的明日之星。這也使來此洽公旅客逐步攀升，許多當地人士看準商機，在明治41年（1908）集資2萬圓興建屏東首座現代化旅館。[27]根據明治42年（1909）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當時屏東市區內，有6間料理屋、藝妓20人、侍酒女47人，劇場也正在規劃興建，市區欣欣向榮。[28]我們可從一首當時日人南遊屏東的詩作看到當時的情景：「甘蔗林中走火車、縱橫鐵路淡煙遮、如今殖產成佳境、不獨倒餐甘味加。」[29]糖廠、鐵路（當時為輕鐵）、進步，正是當時屏東的氣氛。

大正2年（1913）實施都市計畫後，屏東市更快速發展，尤其是大正3年（1914）屏東、高雄間鐵路通車、大正4年（1915）屏東公園落成啟用、大正5年（1916）上水道（自來水）啟用，人口大量移入，甚至造成屏東地區的住宅問題，官舍不足或舊有住宅有衛生上疑慮，亟需改建。[30]大正9年（1920）屏東、潮州間的鐵路通車，屏東成為平原農產品的集散中心，人口也開始大量移入，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昭和2年（1927）陸軍飛行第八聯隊的進駐。

屏東民眾首次見識到飛行的魅力是在大正4年（1915），當時一位民間飛行家高左右隆之計畫在新竹及屏東上空做飛行表演，引起極大注目。為促成此事，阿緱內地人協會更進行募款，[31]其於4月8日在新竹上空進行首次的飛行表演，吸引許多民眾觀賞，相當成功。[32]隨即於10日轉赴屏東，經勘查後將表演場（飛行場）設於歸來庄安記磨壠工廠後原野，於4月18、19日進行表演，[33]該表演場於16日趕工完成，在觀眾席外有販賣紀念品的商店，以及冰店、茶店、水果店、便當店等，行經的輕鐵不僅加開列車，車票亦打折促銷。而第一天觀眾包含了阿緱廳下4000名學生，為此前一天還必須要到阿緱小、公學校及媽祖廟借宿，可見盛況空前。[34]兩天表演均吸引大批民眾觀賞，大家首次看到飛機在屏東上空飛翔，均歡聲雷動。[35]

日軍飛行聯隊最初成立是為了對付原住民。日本陸軍航空隊於大正6年（1917）8月在台灣進行耐熱飛行，不僅讓台灣民眾大開眼界，所到之處均有歡迎儀式，更同時進行對原住民的威嚇，行程中特別安排「蕃地飛行」，對不聽話的原住民部落投下炸彈，[36]沒想到效果奇佳，當飛機低空掠過山地之際，眾多反抗日本統治的原住民部落受到驚恐而求和「歸順」。如當時同屬阿緱廳管轄的六龜萬罩蘭社，原是積極反抗總督府的部落，在「蕃地飛行」後不久即歸順，其主要原因是當日飛行隊行經其上空時，正逢頭目「斯語」母喪之日，全社民眾集合致敬時，突然聽到天空傳來巨響，抬頭一看有大鳥展翅下糞，鳥糞落地時還造成三、四位族人受傷，全社對此「鳥糞」（其實是炸彈）驚恐不已，遂告歸順。[37]

                總督府見此意外收穫，遂興起以飛機「理蕃」的計畫。大正8年（1919）總督府正式成立警察航空班，並選定屏東開設飛行場，大正9年（1920）11月21日舉行飛行場啟用儀式，啟用當天更有飛行員表演，吸引許多民眾觀賞。[38]而隨著警察飛行隊員的進駐，屏東當局也開始興築其宿舍區，[39]

警察航空班設立後，仍常進行對山地原住民的示威飛航，如大正13年（1924）11月15、16日，航空班再度進行「威嚇飛行」，所經各社，均投下四枚炸彈。[40]除此外，平時亦擔任中央山脈橫斷飛行，與後山花蓮台東間的聯絡，及提供空中郵遞服務。[41]大正14年（1925）日本陸軍新設航空兵科，昭和2年（1927）日本陸軍航空隊正式進駐台灣，[42]將警察航空班併編，結束了警察航空班的任務，同年陸軍飛行第八聯隊於屏東設置，進駐戰鬥及偵查2個中隊。

第八聯隊駐屏東，對當地而言是件大事，第八聯隊隊長山崎大佐赴屏東上任時，屏東郡守及屏東台日籍社會領導人物（宮添環、喜多島二虎、藍高川）親自到高雄迎接，陪同其進入屏東，屏東車站前更有千餘民眾歡呼迎接。[43]昭和2年（1927）6月7日屏東政府更舉行對第八聯隊幹部的盛大歡迎宴，[44]可見屏東對其之重視。

第八聯隊成立後，隨著人員之進駐，官舍需求大幅增加，也帶動屏東市持續發展。1928年（昭和3年）首批官舍建築完成，包括飛行聯隊之聯隊長、奏任官及將校級軍官宿舍。官舍區位於屏東市街之西北面，也帶來大量人口，並開發該地區。除此之外，許多屏東市的舊建築，如屏東劇場、武德殿、[45]屏東街役所[46]均進行改建，並於昭和6年（1931）陸續落成。政府也建設公家住宅（街營住宅）供民眾居住，[47]隨著都市新建物的增加，都市消防更形重要，屏東消防組成立後，不僅消防隊長擔任屏東市協議會員，每年年初的消防演習，各地壯丁團，甚至聯隊飛機都來參加，可見其重視。[48]

除了鐵公路及第八聯隊外，另一個對於屏東地區最重要的建設是高屏溪（下淡水溪）整治，該工程為日治時期五大河川整治（宜蘭濁水溪、烏溪、濁水溪、曾文溪、下淡水溪）之一。自昭和4年（1929）1月22日開工，總督府還在屏東公園舉行盛大的開工典禮，由台灣總督川村竹治親自主持，[49]至昭和13年（1938）完工。[50]隨著第八聯隊及眷屬、下淡水溪工程施工人員等移入，屏東市區更加繁榮，高雄屏東間的客運列車也在昭和4年（1929）增加班次。[51]

飛行第八聯隊之設置，不僅象徵日本南進政策之軍事行動進入屏東，其亦為繼糖廠設置與官鐵建設後另一項重大設施。為便利軍事設備之運補，在1920年代末期，從屏東火車站通往屏東機場的飛行隊專用飛行縱貫道路已闢成，此外，陸續建立的公路運輸系統及機場鐵道之鋪設，亦使屏東市區交通網絡更加完整。又因第八聯隊設置而有大量日人入住屏東市街，同時飛行場廳舍設置於市街西北方之崇蘭，加速市街西北方位之住宅區開發，形成今日屏東市街眷村宿舍之主要區位。[52]而日治屏東的開發亦已成形，日後主要建設多半是道路拓寬，未見重大開發。

整體而言，日治時期屏東市區的發展，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是承襲清末舊市區，並經由都市計畫加以更新，形成今日屏東市的主要市區樣貌。二是蕃仔埔溪以南，以台糖為主的工業區。三是舊市區西北面的飛行第八聯隊官舍。三者均有日人居住，故其是打造一個以日人為核心的新市區，但隨著鐵路的暢通，屏東平原物產均集中於此，也吸引許多台人前來居住，成為屏東地區最繁榮的城市，於昭和8年（1933）升格為市。

圖4-3為1929年（昭和4年）屏東市區末廣町的街道圖，為當時屏東市最繁華的區域，其位於屏東公園附近，該區域有料理店（井筒、梅園、日春樓、朝鮮亭等）、劇場（屏東座）、俱樂部（屏東俱樂部），為主要的娛樂中心，靠近市政府（街役場）有許多代書，此外還有良好的公共設施：屏東醫院、郵局（郵便局）、圖書館、屏東公園、小學校及農業學校，已經是當時台灣頗具規模的大都市。

另一個因為鐵公路而發展的城市是潮州，潮州也是藉由交通成為農業集散中心，尤其是大正9年（1920）縱貫鐵路延伸至潮州後的變化。有了屏東市飛快進步的前例，潮州更是總督府有計畫的建設，鄰近區域民眾也能深切體會。如力社庄通往潮州的道路，原來有用竹所搭建的橋樑，但其不僅常損壞，大雨時也常封閉，在潮州鐵道即將通車前（大正9年），因居民顧慮此後農產品需由潮州車站運送，故由當地居民陳迺聰家獨資改建橋樑，趕在通車前完工，也獲得當地居民的讚賞，[53]由此更可看出潮州影響力的改變及鐵路的威力。

潮州鐵路通車同時，潮州庄的電燈、電話，以及衛生工事（防治瘧疾）也同時啟用。[54]與屏東其他地區相比，潮州這些基礎設施引入時間相對較晚，[55]可見其發展時間較晚，但鐵路一通車後，如同屏東市，也開始快速成長。

潮州鐵路之開通，首要目的當然是附近的台糖東港工廠，此外總督府將潮州定位在農業集運中心，因此陸續在鐵路車站附近興建農業倉庫及香蕉市場。總督府大力推廣的農業倉庫，就是以潮州先行試辦，希望農民能將稻穀先存入倉庫，改進傳統被中間商剝削的情形，但初期農民使用者仍相當稀少，總督府雖大力宣導其好處，[56]但仍無法引起當地農民之興趣，[57]直到米價大跌，農民才開始將稻米存入農倉。[58]潮州香蕉市場（芭蕉市場）也在大正13年（1924）8月落成，[59]在農業倉庫對面，兩者均距離火車站不遠，[60]此市場之設立也讓當地居民籌組香蕉公司。[61]稻米與香蕉也是日治時期潮州郡的兩大事業，[62]農作物集中至潮州運輸，也帶動潮州的發展。

除此之外，像是來自恆春大坂垺「東洋捕鯨會社工場」的鯨肉，原本先用船運至高雄，再由鐵道送至基隆，用船運至日本販售，但廠方認為如此花費太高，於是改由先以貨車運至潮州，後轉由鐵路運至基隆。[63]這些轉運的工作，讓潮州也成為另一個崛起的城鎮，從昭和4年（1929）所繪製的潮州市區地圖就可看到，潮州火車站前的農業倉庫及香蕉市場（芭蕉市場），也帶動了市區的發展。

屏東與潮州因鐵路而興起，相對沒落的就是東港，以往屏東的物產多由東港經海運轉銷至全島各地，清末及日治初期，東港可說是屏東最繁榮的市鎮，但在昭和41年（1908）高雄築港及大正3年（1914）高雄、屏東鐵路通車後，屏東平原的糖業則改由鐵路運輸經高雄港出口，東港商業快速下滑。

從大正元年（1912）至大正5年（1916）間，東港輸出入總額由原來的106,970圓，逐年遞減為60,790圓、40,282圓、36,136圓、22,993圓，[64]這也使得大正6年（1917）海陸產業株式會社先結束其東港、枋寮間的輕鐵營運，而後總督府又取消東港稅關支署，此舉讓東港居民相當震驚，並至總督府陳情，[65]但仍無法改變東港衰退之事實，後適逢日人帶來漁業技術革新，才讓東港轉型而成為屏東的漁業中心。

日治初期，屏東重要商人宮添環，曾於大正4年（1915）至日本佐賀縣聘請當地漁夫，使用當地漁船、漁網，前來屏東捕鯔魚，但成效不佳。總督府則特別派出技術員針對漁船動力及漁網等技術問題加以指導，並於大正6年（1917）聘請大分縣漁民來南部捕魚。[66]同年（大正6年），東港水產組合首次購入一艘以石油為燃料的漁船進行捕魚，[67]逐步發展東港的新式漁業。

日治時期屏東因產業及鐵路的關係，原來最繁榮的東港逐漸沒落，繼之而起是屏東及潮州，尤其是屏東市在台糖及第八聯隊進駐後，成為屏東地區都市化的代表。而戰後屏東發展較為遲緩，除了糖業在台灣重要性降低外，與交通亦有關聯，如縱貫鐵路以高雄為終點站，至屏東還需轉車，而民國67年（1978）通車的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及民國96年（2007）通車的高速鐵路均未至屏東，對於屏東之發展有其影響。

第二節  娛樂在屏東：日治至戰後屏東休閒娛樂的變化

日治時期的現代化，除了上述鐵道、醫院等建設外，還藉由日人引進許多新觀念，如時間、休閒等，尤其是「週」，讓無論是在工廠工作的工人、政府單位服務的公務人員、學校的教師學生，每隔七天都會有一天的休假日，如何安排休假日，以及下班後的空閒時間，「休閒」的概念應運而生，[68]即使是身在最南方的屏東，也能開啟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休閒生活。

至於當時屏東人最常做的休閒活動是什麼呢？受限於資料，很難有廣泛的統計，目前僅有台灣新民報在昭和9年（1934）、昭和12年（1937）、昭和18年（1943）針對台灣全島著名人士所做的《台灣人士鑑》中，其中有針對「興趣」所做的統計，這雖然僅是代表上層階級休閒活動，無法代表全體屏東民眾，但仍能一窺當時的情景。

根據《台灣人士鑑》的統計（詳細統計情形見附表4-1），在日治的中後期，屏東地區的社會領導人士，其最主要的休閒活動是讀書（64人[69]），其次是園藝（27人）、圍棋（27人）、音樂（16人）、釣魚（16人）、旅行（15人）、象棋（14人）、運動（12人）。與其他地區相較，這些也都是熱門項目，[70]可見上述各項均為當時全台普遍的休閒活動，僅有釣魚較其他地區高出許多，而未在上述各項中的漢學傳統的詩作人數則遠比其他地區為少，是較特殊之處。

這些屏東社會領導人士所喜歡的休閒活動，不分台籍、日籍，均有許多人選擇讀書，主要原因是這些領導人士，不論是傳統私塾，或是新式學校，都曾受過教育，甚至有人擁有博士學位。且不論台灣或日本社會，原本就有讀書的風氣，故有最多人選擇讀書，並不令人意外。

既然擁有如此多的閱讀愛好者，屏東圖書館也在大正14年（1925）7月16日正式啟用，該館正式名稱為「屏東紀念館」，原為屏東會館，因大正12年（1923）裕仁皇太子訪屏東時曾親臨該地，故屏東地區民眾提議改建，並改為圖書館，[71]而屏東原有由各學校組成的「阿緱文庫」，該館則以「阿緱文庫」之藏書為基礎，加上佔地68坪的良好閱讀環境，[72]使得圖書館剛開幕時，每日就有約二、三十位民眾前往閱讀新聞及雜誌，以及一、二十名民眾前往借書，[73]後更於大正15年（1926）增設兒童室，擴大使用範圍。[74]除了圖書館外，屏東有志之士也於昭和4年（1929）在媽祖廟前設立黎明書局，[75]這都是屏東愛書者的聚集地。

僅次於讀書的園藝，也是台日均有的傳統，不論是中式或是日式的庭園，都是當地財力富裕者的象徵，這些社會領導人士自然也有許多對園藝感到興趣。但在比例上，台籍喜歡園藝者，較日籍為多，主要是公學校時有農業教育的訓練，觸動其興趣。[76]而屏東以農業為主要產業，或許也有關係，比如就有人的興趣是農業（黃建祥），也有人是養雞（中川雅美、李同益），顯示出農業地區的特色。

排名第三的圍棋，則明顯以日籍人士為主，但台籍人士也有偏好的棋類，象棋也有許多人支持，緊追在後，可見棋類確實是重要的休閒活動，也受到許多人歡迎，由於下棋時需要對手可供對奕，也進而具備社交功能，如屏東圍棋愛好者就組成同好會，明治44年（1911）其中任職於台灣製糖的山本氏因轉任嘉義，同好會還幫其舉辦一場惜別棋賽。[77]

至於音樂與體育，則是透過新式教育而來，體育將在下節討論，音樂則可看到其功效。在新式教育中，對於台灣學生感到最震驚的就是音樂、體育、美術三種課程，這都開創了台灣學生的視野，在此表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多半表示「音樂」是台籍人士，而「美術」則掛零，但屏東仍有畫展的舉辦，如新竹畫家陳心授就曾於大正13年（1924）11月在慈鳳宮舉行畫展，[78]從中國來訪的王亞南也於昭和3年（1928）2月舉辦畫展，[79]均深受好評。

實際上，音樂也成為當時社交界的一種交誼方式，如明治39年（1906）在阿緱街（屏東市）剛蓋好的屏東會館舉辦了兩場台灣婦人慈善音樂會，共吸引5000餘人參加，冠蓋雲集，日籍官夫人甚至參與演出，為當時轟動盛會，[80]也難怪許多社會領導人士會以音樂做為其主要休閒活動。而這些音樂會中，除了西洋音樂外，有許多為日本傳統音樂，如大正5年（1916）薩摩琵琶好手雄野開堂、谷歌水等到屏東表演，也造成表演場地阿緱公學校的爆滿。[81]

統計中另一個可注意者，旅行在當時已經成為一般人的休閒活動，這種結合交通、旅館、風景名勝、地方特色的「觀光」，是來自西方的觀念。[82]日人來台後，開始將這種觀念帶來台灣，新式旅館也開始開設，尤其在鐵路開通後，島內旅行更加方便，有關單位也希望藉由觀光來提升鐵路使用率，於是大力宣揚各地的觀光景點，最南方的屏東，以往要到此一遊不太容易，如今則有鐵路，自然也成為宣傳重點。例如在大正4年（1915）台灣日日新報為推廣日人來台觀光，特別在一週的環島行程規劃中，將高雄及屏東列為一日，兩週行程中，屏東平原更規劃了兩天的時間。[83]此規劃中，多半是沿著官方的鐵路及民間的輕鐵行走，以台灣製糖會社為主要宣傳，但隨著公路的興築，更吸引人為帝國最南端的鵝鑾鼻。

日治時期曾票選「台灣八景」，國境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亦列名其一，[84]其當選後甚至立碑紀念，[85]可見在當時台灣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當地又是捕鯨重鎮，因此鵝鑾鼻神社的鳥居是由長鬚鯨87公尺鯨骨所建，[86]加上附近尚有日本統治台灣史上有紀念地位的牡丹社，以及四重溪溫泉的景點，因此雖然鐵路沒有到達，仍是重要的觀光點。如恒春郡役所先於大正6年（1917）興建了四重溪公共浴場，後因遊客眾多，在昭和2年（1927）重新翻修，附近的民營旅館，更是常常客滿，[87]可見當地觀光事業的發達。

但「觀光」這件事，除了其他地區民眾來到屏東外，另一個用意是殖民者藉此讓屏東地區民眾瞭解日本政府的建設，進而使得屏東地區民眾心向政府。如明治37年（1904）日本官員談及對台灣中南部的治理時就指出：「昨年大阪博覽會，其赴內地觀光者，沐其餘光，見其文物制度之燦然，物業進步之偉大，歸台而後，自覽墨守舊規者之愚，遂喚起其改良事物之觀念，是亦一事實也。」[88]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屏東民眾經過總督府安排的島內外「觀光」，如1913年3月，屏東地區居民共270人浩浩蕩蕩組成台灣神社參拜團到台北觀光並參觀相關建設，報紙也給予大篇幅報導。[89]同年40位民眾組成「阿緱拓殖覽博會觀光團」前往大阪觀光，該觀光團成員主要為台糖阿緱製糖所及鹽水港製糖旗尾區域的農民，殖產局同時還派遣專員陪同，[90]不難窺見殖民政府的用意。

而讓殖民政府非常頭痛的原住民，總督府更大量安排「蕃人觀光」，藉由目睹其他地區的「進步」，願意配合總督府的各項政策，屏東地區的原住民自然也在列。如1914年（大正3年）總督府特選本鹿社、施武群社及下三社各社，選擇40名赴北部觀光。[91]

另一個觀光的來源，與新式教育有關，各級學校均有安排「修學旅行」，如1913年（大正2年）阿緱公學校38名、內埔公學校46名、楠梓坑公學校32名共同到基隆港進行「修學旅行」。[92]同樣的，其他地區的學生也會來到屏東，例如同年（1913年）台北中學校學生也直接由台北到阿緱旅行。[93]這些學生畢業後，自然也成為觀光旅遊的愛好者。

統計中還可以注意是一些新出現的休閒項目，例如來自萬丹李家的李明家興趣是「愛犬家」，雖然資料上並沒有顯示他所飼養的狗是否為寵物犬，但台灣將狗視為寵物，並引進「洋犬」，確實是日治時期開始，[94]也可看到時代的轉變。

例外像是「登山」，由於清廷政策不鼓勵漢人入山，直到日治時期才開始對山林的拓展，也才有「登山」此一運動，像是屏東地區的太武山，更是大家積極挑戰的目標。大正7年（1918）由阿緱廳長率團的官民登山隊40人，11月15日由屏東市出發，經過四天登頂，更是當時轟動之大事。[95]隨著汽車及道路的發展，屏東郡警察課於昭和4年（1929）開始建設登山道路，讓民眾更方便登太武山。[96]

而隨著來到屏東市的日人增多，屏東市內更有供日籍人士休閒為主的「屏東俱樂部」，內有圍棋、將棋、撞球、弓箭等設備，主要是棋類與運動，還有紙牌的比賽。[97]此對屏東運動風氣提倡相當重要。俱樂部曾在明治44年（1911）的大水中損毀，故搬至屏東公園旁，更名為「阿緱俱樂部」，[98]後隨地名之改變才改回「屏東俱樂部」。其在大正2年（1913）時曾舉行家族會，當天共有300多人參加，庭園為之客滿，可見其在當時之人氣。[99]

除了運動，在糖廠設立、商業發達後，高級料理店也隨之興起，如屏東市的翠紅樓，明治44年（1911）開幕時，兩層樓的建築，緊鄰屏東公園，不論是建築、設備均轟動一時，[100]但最有名的是老牌的日春樓，其在昭和4年（1929），營業30年時還重新整修，與當時最新的第一樓互別苗頭，兩處皆每夜人聲鼎沸。[101]昭和2年（1926），屏東市五間商店（合裕泰、保安、永聯美、時敏齋、福興樓）以高雄、鳳山、旗山、東港、屏東五處聲色場所之藝妓或侍酒女（酌婦），舉行「高雄全州島人花柳界人氣投票」，獲得熱烈的反應，[102]類似選拔在昭和4年（1929）也有針對屏東、潮州酒家的「屏東美人投票」，並選出十大美女，[103]可見屏東地區料理店之發達。以下為昭和4年（1929）屏東幾大都市登記在《高雄州商工人名錄》的料理店，可見當時屏東地區料理店以日本料理及台灣料理為主，西洋料理僅見屏東街之「觀山亭」。

表4-1  1929年屏東地區料理店

	店名	負責人	備註
屏東街	梅園	武原慶七	日本料理
	井筒	龍輯すて	日本料理
	吾妻	市川和助	日本料理
	長舟	松永キクノ	日本料理
	觀山亭	久保彥市	西洋料理
	第一樓	林氏坦	臺灣料理
	日春樓	高享如	臺灣料理
里港庄	大武亭	宮地照彥	日本料理
	寶美樓	盧玉泉	臺灣料理
	蓋花樓	李張氏燕	臺灣料理
東港街		金容兌	韓國料理
	末廣亭	古川シュウ	日本料理
	東美樓	王賽	臺灣料理
	松金	顏跳	臺灣料理
溪州		許王氏面	臺灣料理
林邊庄	萬聚樓	張金官	臺灣料理
潮州庄	花月	中垣ウノ	日本料理
	潮州館	中所音吉	日本料理
	日春樓	林氏六嫂	臺灣料理
	花美樓	楊新智	臺灣料理
		許曾氏乾治	臺灣料理
萬巒庄	胡蘭閣	鐘邱氏冬妹	臺灣料理
內埔庄	福鳴樓	楊氏值	臺灣料理
枋寮庄	枋寮亭	許漏英	臺灣料理
恆春街	春乃家	前田ミヨ	日本料理
	松迺家	保坂才藏	日本料理
	玉蘭亭	陳金決	臺灣料理
車城庄	初花亭	黃成枝	臺灣料理

資料來源：《高雄州商工人名錄》，頁78-131 

由上可知，日治時期料理店有許多陪酒女及藝妓，亦帶來許多社會問題。戰後初期改稱為特種酒家，對於陪酒女侍被迫陪酒的問題，引起熱烈討論，並要求關閉酒家。1952年（民國41年）屏東縣首屆縣議會第5次大會時，就有議員呼籲設法拯救特種酒家侍應生，[104]最後甚至動用表決，廢除星座特種酒家。[105]但該酒家老闆在隨後屏東市民代表會中陳情，要求縣府准許繼續營業，[106]於是在第6次大會中進行討論，後經激烈討論後准予恢復經營，但主張廢除的女議員們均退場抗議。[107]也可看出日治時期與戰後對於酒家態度之差異。

戰後雖然政府對酒店動輒開罰，但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末期，時值台灣經濟起飛，台灣錢淹腳目，因此整個台灣都有酒店和那卡西的複合經營出現。當時屏東因為自然氣候條件和地理條件的關係，經營魚農業都容易有很高的經濟收益，所以當時的屏東也有很多這種產業。尤其是當時的萬丹鄉，有許多人因為養豬致富，所以當時的萬丹鄉是屏東最多酒店產業的地方，當時的酒店和現在型態甚異，有那卡西樂隊伴奏讓酒客與小姐唱歌，這樣的娛樂一直到1990年代才被卡拉ＯＫ取代。

料理店外，屏東市區也常有音樂會及劇場的戲劇演出，其主要觀眾均為日籍人士，音樂會前已述及，劇場最早期以阿緱座為主，許多表演均在此地演出，如屏東要設立消防隊（消防組），為籌募資金，就在阿緱座舉辦兩天的演藝會，吸引了爆滿的觀眾前來捧場。[108]在啤酒剛傳入屏東之初，各家啤酒為了爭搶顧客，甚至有的配合劇場打折促銷，[109]可見當時之人氣，後期則由較大眾化的電影所取代。

上述多為領導階層休閒生活的改變，大部分集中在日人較多的屏東市。至於一般民眾的休閒活動為何，如居住在市街區域，日治時期許多新的休閒場所及活動，如公園、電影院、海水浴場，則是不分財富，普通民眾也能享受的休閒場所，鄉村則較沿襲清末傳統，以廟會、傳統戲劇為主。

上節討論屏東市發展時，曾約略提及屏東公園的興建。公園與都市計畫相同，都是起源自西方，由日人引進的產物。日本最早的公園是明治6年（1873）將許多社、寺轉變而來，如東京的上野公園來自寬永寺。至於台灣最早的公園則是明治30年（1897）的台北圓山公園，隨後在明治32年（1899）建立了第一個城市公園—台北新公園（今日的二二八紀念公園）。屏東的屏東公園，則是如同新公園的城市公園。

屏東公園的興建是逐步完成：主要設施於1913年（大正2年）開始、1915年（大正4年）完工，有水池、假山，以及噴水池，還有紀念日人領台以來相關殉職軍人、警察之「忠魂碑」，每年還會舉行招魂祭，除由長官朗誦祭文等儀式外，還會有舞蹈、運動表演等節目，總是會吸引許多民眾參與，讓當天的屏東公園人潮洶湧。[110]

由於公園東側有糖廠的鐵路通過，西北側有道路阻隔，使得該公園並不完整，一直到大正9年（1920）鐵道移至萬年溪（蕃仔埔溪）旁，以及大正14年（1925）總督府將道路轉為公園用地，使得公園更為完整，陸續增設網球場、飲水台、參拜步道等，[111]成為屏東市民最重要的集會、休閒場所，更兼具體育功能。

由於屏東地區地處亞熱帶，夏日戲水是民眾最佳的娛樂，新穎的海水浴場也在日治時期出現，最早是東港地區於明治42年（1909）興建，[112]其他沿海區域也陸續興建，讓民眾在炎炎夏日，得以清涼度過。至於不靠海的屏東市區，則在昭和9年（1934）建立首座游泳池，開幕當天更舉辦一場游泳比賽，做為慶祝，[113]這使得屏東市民也能在水中度過酷暑。

除了日常的休閒活動，在特定的紀念日或慶典也會讓街道相當熱鬧，日治時期，原沿襲自中國的傳統節日，如：農曆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及各神祇誕辰，仍相當熱鬧。除農曆春節外，像是元宵節時屏東市區也相當熱鬧，每年輪值當爐主的商店總會挖空心思，四處邀請團體表演。如昭和3年（1928）輪值的南德興商店邀請一長約二十丈的龍燈，所到之處，圍觀群眾大放爆竹，全市熱鬧無比。[114]

廟會可以屏東市媽祖廟每年的繞境為代表。其繞境共有兩天，第一天有眾多團體參加遊行繞境，並有主題裝扮，吸引許多民眾觀賞，遊行結束後由屏東街長領銜評審團進行評比，如大正15年（1926）的結果，由澎湖團所扮演的觀音收善才、台南團的佳夢關、大埔團的火燒西崎城獲得頭獎。廟前不僅有歌仔戲表演，入夜更是煙火施放、音樂喧鬧、進香仕女雲集，人山人海。第二天由街長擔任祭典委員長拜祭，這兩天吸引大批人潮，為屏東市最熱鬧的時刻，[115]甚至連當地的撞球俱樂部，都趁著遶境，大批人潮湧入的時刻，舉行撞球競技大賽。[116]

每年媽祖廟的迎神繞境籌備，更是集合了屏東市最重要的台籍紳商，而時常為了是否舉辦繞境造成紛爭。如昭和3年（1928）負責的爐主王加志、頭家林英良有意取消繞境，為此與其他委員起了爭執，民間也希望能繼續舉辦，最後改由另一派接手主辦，場面依舊盛大。[117]昭和5年（1930）因全面不景氣，原本也決定取消繞境，[118]但立即招致反對，認為既然不景氣，更因舉辦活絡商機，最後召開會議討論，不僅決定續辦，且適逢改建十周年，還要擴大至鄰近36鄉，[119]但以往繞境，雖號稱由爐主頭家支付費用，但每年均有營運，爐主頭家們也未曾負擔經費，本年度的繞境，卻是首次虧損，更造成爐主頭家們的糾紛，無人願意負擔此次費用。[120] 

日人來台後，也帶來新的節日及宗教，如一月一日的元旦，此為日本所過的新年，因此在屏東會有官方所辦的祝賀會，更重要是在屏東公園舉辦「名片交換會」（名刺交換會），官方及民間共聚一堂，歡度新年。[121]而腦筋動的快的商人，更是在年末時推出歲末聯合特賣會（歲暮聯合大賣出），同時為鼓勵買氣，購買一定金額者均附贈抽獎券，以對獎促銷，[122]因為銷售成績良好，使得參加的商家越來越多，到昭和2年（1927）高達80間商店加入。[123]也讓每年此時，屏東街上的商店總是人聲鼎沸。此外像是日治時期的始政紀念日、除了屏東市區均有牌樓、夜間特殊照明設計外，晚上尚有提燈遊行，也相當熱鬧。[124]

對於日人而言，神社為其信仰的主要代表，因此在屏東市區逐步發展後，遂有興建神社之倡議。1917年（大正6年）藉由屏東公園的擴建討論，民間也開始募款，[125]於大正8年（1919）完工啟用，當時因為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生重病，導致神社啟用時間有所延遲。[126]此後神社就成為屏東市官方宗教之代表，如每年元旦官方一早就得到神社參拜，象徵一年的開始。[127]而每年的神社祭典，更是熱鬧非凡，不但當地首長親自擔任主祭官（如高雄州知事、屏東郡守），宋江陣等台灣民俗表演團體也會參加，早上先在屏東公園內演出，下午就在屏東音樂會的導引下遊街，晚上還有民眾的提燈遊行，來自屏東各地的民眾將屏東市區擠的水洩不通，一天內可湧入數萬人。[128]

同樣的，戰後國府來台後，也帶來許多其相關節日，如蔣介石總統誕辰時，需設置壽堂祝壽，或是在當年以「反共抗俄」為主旨的「一二三自由日」，元旦、國慶日時，也在早上有動員學生舉辦的大會，下午或晚上有遊行，非常熱鬧。

上述日治時期開始的新休閒娛樂，多半以重要的市街為主，至於在一般村落，則仍維持從清代以來的傳統，以寺廟為主。尤其每逢重要祭典時，如農曆春節、元宵、中元、中秋、神佛聖誕、建醮等，就會有戲曲表演，寺廟的廣場總是人潮洶湧，還有許多小販，是村落地區最熱鬧的時刻，也是一般居民最重要的娛樂。

在此傳統下，衍生許多戲曲的表演團體，其中以布袋戲與歌仔戲為最重要，並延伸至戰後。布袋戲與歌仔戲在日治中期後風靡全台，尤其是歌仔戲，這也導致許多知識份子的不滿，認為歌仔戲太多的男歡女愛，對民心有所傷害。儘管如此，但仍無法阻擋民眾對歌仔戲及布袋戲的愛好，每次演出依舊吸引滿坑滿谷的觀眾，如明華園的創始者陳明吉，就是因為家中貧窮，必須在戲團到車城廟口演出時，在旁賣冰貼補家用，而被「新彩雲」劇團相中，帶其加入歌仔戲圈。[129]

戲曲表演團體除了在廟會演出外，也在戲院或劇場演出，此為「野台戲」、「內台戲」的分別，日治時期屏東市最有名之劇場為阿緱座、屏東座，但多半以日式舞台表演為主，也曾邀請京劇來屏東演出，大正13年（1924）11月22日上海四得京班在屏東公演，場場爆滿，獲得屏東人士好評。[130]電影發明後，戲院也隨之大量興起，提供許多本土劇團表演空間。台灣首次放映電影是在明治33年（1900），這對於台灣人而言可說全新的事物，對此最著名事例，莫過於台灣文化協會利用電影下鄉去宣傳抗日思想，所到之處都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觀賞，可見電影對於台灣民眾的吸引力。

實際上，利用電影的新奇魔力宣傳募款，在文化協會之前早就出現。明治43年（1910）2月，愛國婦人會救護基金的籌募，就在里港舉辦了一場連續三天的演出，放映日本海戰的相關影片，放映前還有西洋樂隊的演奏，這對里港附近民眾可說是相當新奇，連遠在高樹山腳下也有人專程來欣賞，當地的台糖輕鐵更得加開班車輸運觀眾，三天下來共湧入二千多名，為當地罕見盛況。[131]其他各單位也常藉助電影，如屏東郵局就曾在大正14年（1925）8月26日，借屏東公學校的場地播放介紹郵局種種業務的電影做為宣傳。[132]

屏東地區最重要的戲院就是上述的屏東座（阿緱座），後當地商界人士集資四萬餘圓，[133]於昭和3年（1928）重新翻修為屏東劇場，[134]至昭和5年（1931）落成啟用，為二層樓、130餘坪，當時設備最佳的戲院。[135]屏東地區在日治時期共有5間戲院（見表4-2），當時的戲院除了放映電影，有許多是兼營戲劇表演，以歌仔戲與布袋戲為主，從屏東的戲院也可看到，屏東僅有1間專門放映電影，而且是在日人為主的屏東市區，其餘在東港的戲院則是電影與戲劇輪流放映，至於到里港及溪州，則專門表演戲劇，可見在屏東地區的台籍民眾，應是以戲劇為主要娛樂。

表4-2 日治時期屏東地區戲院

戲院名稱	所在地	業者	經營型態
末廣館	屏東市小川町	龍揖松藏	專門放映電影
屏東劇場	屏東市大宮町	林進興	戲劇與電影輪流演出
里港座	屏東郡里港庄	藍家輝	專門演出戲劇
東港劇場	東港郡東港街	黃明展	戲劇與電影輪流演出
溪州劇場	東港郡林邊庄	張朝輝	專門演出戲劇

資料來源：葉龍彥，《台灣老戲院》（台北：遠足，2004年2月），頁75-76。

這些民間娛樂，遭受到最大的衝擊，當屬日治末期的「皇民化運動」。日治末期因大戰關係，日本政府加強對民間的管制，尤其是在思想方面，希望將台灣民眾教育成為「天皇的子民」，揚棄原有的文化，接受日本文化，對於傳統的戲劇，更是其主要目標。

昭和13年（1938）4月，廢止報紙的漢文欄、農民曆、祖宗牌位、傳統戲劇演出及鑼鼓、嗩吶等樂器的使用，稱之為「禁鼓樂」，許多日人標舉的模範村落，更以茶話會、電影會代替原來的野台戲。這使得歌仔戲與布袋戲的盛況消逝，許多劇團因此解散，走入鄉間藉賣藥或食品吸引民眾，但生活相當艱辛。[136]

日本政府也瞭解，要完全禁止傳統戲劇有其困難性，故以管制方式將歌仔戲與布袋戲變成以日語演出，宣揚日本文化及軍國思想的「皇民劇」。昭和16年（1941）成立的「皇民奉公會」，其下的「娛樂委員會」對其加強管制。昭和17年（1942）成立的「台灣演劇協會」，進行劇本的審核，凡未經該協會核可而領有會員證的劇團，不得從事任何戲劇或音樂演出，同時設立的「台灣興行統制株式會社」，則將所有演藝場所改以配給方式處理。許多劇團為討生活，也只好改演審核過的「皇民劇」，如陳明吉的「明華歌仔戲團」就改成「明華話劇團」才獲准演出。[137]

儘管如此嚴格監督，許多傳統劇團到鄉間演出時，仍會偷偷脫掉「皇民化」的外衣，演出民眾較喜歡看的傳統戲碼，像是布袋戲團比較機動，鼓吹照用、戲照演，日警一來，就收起來，等到日警走了，再繼續拿出來。[138]歌仔戲也是如此，如陳明吉的「明華話劇團」，只是將劇本的朝廷改成公司、皇帝改成董事長、首相改為總經理，音樂改用錄音的西洋音樂，演員則將規定的日本和服穿在傳統戲服裡面，日本警察一來就脫掉外面戲服。

但在日警強力監督下，劇團們常會擦槍走火、出問題，如「明華話劇團」就曾有小旦來不及換裝，使得陳明吉當場挨了日警的一記耳光。[139]而屏東地區傳奇的布袋戲大師「崇師」盧昆義更因為在表演時，拿著丑仔說：「啊！現在在發動大東亞戰爭，男人都去當兵了，那我一個人就可以娶十個八個老婆，爽死了！」下台後立刻被警察帶走，當成地方流氓送到中國戰場參加戰爭。[140]可見傳統劇團在此時期受到的政治壓迫，加上大戰末期，因動員而導致物資缺乏，一般人生活不易，更無心於休閒娛樂，此情形要到戰後才有所改變。

戰後初期，在戰爭的陰影及皇民劇枷鎖消失後，戲院成了人們日常休閒的最佳去處，雖然當時的戲院相當簡陋，但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電影、布袋戲、歌仔戲仍是當時戲院主要的演出項目，由於當時國語片與西洋片均需要辯士，因此電影較少，[141]多半為布袋戲與歌仔戲，再加上廟會的活動也增多，這再度掀起布袋戲、歌仔戲風潮。

因為如此受歡迎，政府也藉其加以行銷政府命令，如布袋戲主戲上演前20分鐘，會有「反共抗俄」劇，加強思想宣導。[142]民國39年（1950）則有「台灣歌仔戲改進會」的成立，並推出新型劇本「女匪幹」、「延平王復國」等，更掌握劇團的准演執照，迫使劇團必須參加其舉辦的地方戲劇比賽。[143]但對劇團造成更大影響的是屏東縣於民國44年（1955）及民國64年（1975）的兩次「推行婚、喪、慶、祭節約」的法令，由於當時寺廟主事者認為歌仔戲非屬正統大戲，以及缺乏酬神戲碼，較少邀請歌仔戲演出，[144]因此這兩次的限制民間祭拜法令，對於布袋戲傷害較大，在民國44年（1955）首次實施後，人員編制龐大的劇團，如全樂閣、復興社等，以縮減名額、減少開支度過，或是遠走至高雄、台南一帶發展，至於規模較小者，不是與其他戲班合併，就是解散。[145]

實際上，此時也是歌仔戲及布袋戲開始走下坡的時期，其面臨著多重的挑戰：一是台語片從民國44年（1955）興起，其主要市場為布袋戲與歌仔戲居多的鄉村，二是除了歌仔戲與布袋戲外，戲院及廟會還有許多如歌舞團、魔術團、馬戲班等，第三則是最主要的，台視在民國51年（1963）開播，引領台灣的民眾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受到電視衝擊的，不僅僅是傳統劇團，廟前的許多活動都深受影響。1950年代的廟前，除了有傳統劇團的表演，還有露天電影的巡映，當時看電影或觀戲是一項家族或親友的聚會活動，小孩吃過飯後會拿板凳去佔位置，四周也有許多攤販，開始前廣場總是人聲吵雜，相當熱鬧。[146]

另一項是賣藥表演，其結合雜耍、武術，也是此時民眾的最佳娛樂，總能吸引大批民眾圍觀，尤其是小孩們對於賣藥者的噱頭，更是嘖嘖稱奇。這些活動，在屏東的眷村地區，除了不見傳統劇團表演外，也通常不在廟前廣場，而是籃球場外，露天電影與賣藥表演同樣吸引當地居民，只不過眷村所播放的影片，較少台語片，而後期軍教片推出後，眷村的映演則更多軍教片。[147]但這些盛況在電視開播後快速沒落，雖然傳統劇團、露天電影、賣藥表演依然來到廣場，但往日的熱鬧氣氛已不復見。

電視剛開播時，南部收視並不佳，直到民國54年（1965）10月10日，設於旗山的台灣電視公司南部轉播站正式落成啟用後，才能讓南部民眾首次目睹電視，當時看電視時，還需要將電線轉向旗山方向，否則會收訊不清，而且也只有一台（台視），每日播出7小時，播出時間為中午12時半至下午1時半、下午5時半至11時半。[148]就連販賣電視的廣告，也要諄諄教誨民眾們該如何選購電視、使用電視，但電視的魔力仍舊快速蔓延，讓上述的傳統劇團、賣藝表演逐漸沒落。

與傳統劇團等相較，電影因有更佳的聲光效果，受電視衝擊較少，1970年代，電影進入全盛時代，登記許可戲院更多，至民國73年（1984）台灣電影業的顛峰時期，屏東縣的戲院共有29家，但在電視功能越來越多情形下，以及錄影機、有線電視、KTV興起後，戲院就開始走下坡。除屏東市戲院因改裝杜比音響設備，尚能吸引鄉村觀眾進城來看電影外，其他地區的電影院都關門大吉，[149]目前僅剩中影屏東影城及國寶戲院兩家戲院，電影院時代幾告結束，在所有影音娛樂設施都可結合電腦及電視情形下，家庭娛樂及假日時的出外旅遊成為現代休閒的主流。

第三節  體育在屏東：日治至戰後屏東體育的變化

上節曾敘述，屏東地區社會領導階層的「興趣」中，許多人選擇的是「體育」。實際上，「體育」與「音樂」，兩者都是藉由新式教育引進台灣，而其中更含有日本統治者對於對於現代性、身體觀與國家認同的塑造，台灣人更在不知不覺中，開始喜歡上體育。

在科舉教育下塑造的傳統中國社會，對於體育是沒有太多概念，上層階級不僅沒有運動強身的觀念，甚至認為不動身體才能確保安全，唯一的運動就是庶民的勞動。[150]

與此相反的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尤其在明治28年（1895）甲午戰爭的勝利，舉凡於體育的場合中均增加了軍隊戰爭模式的競賽，甚至於小朋友的遊戲中盛行戰爭競逐的遊戲，讓日本國民在體育中接受軍國思想。同年9月的帝國教育大會中，決議小學校的尚武精神、兵事體操以及堅毅精神的養成等，在此風氣盛行的背景之下，該年在京都成立「大日本武德會」來推行尚武和國粹的體育政策。[151]

日本政府來台後，為使台灣人民的精神中藏富有「守法」和「公平競爭」等觀念，欲使台灣人民能增進體能乃至「不戰而能武」的目標，進而將「體育運動」帶入台灣，[152]並且規定列為小學校、公學校的必修課程，但是初期的體育展示，推行效果並不如預期，反而令台灣人民有一種排斥抗拒的心理，後來才藉由舉辦各式體育競賽，並提供可觀的獎勵，體育運動在台灣社會才漸漸地蔚然成潮。[153]

日本帶進台灣的體育科目的內容可分為「體操」及「遊戲」等兩科，[154]而實際上課內容是以日本內地的教材為主，且體育科的教育僅可以由日本教師所擔任。[155]從「體操」這個科目中，就可發現總督府在台灣推廣體育的意圖。「體操」課所教授的內容，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差異。[156]明治29年（1896）剛開始實施時，發現要讓學生能夠服從口令都很困難，換言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這種今日習以為常的動作，當時整整要花上一年，台灣人才漸漸學會。明治31年（1898）開始實行的體操課程，則有以低年級為主的競爭性遊戲（如拔河、奪旗、兩人三腳等），以及基本動作訓練的整隊、行進活動、徒手體操、啞鈴體操等，後期才漸漸出現與軍隊訓練有關的兵式體操。[157]

從這邊可以看的出來，台灣總督府對於體育的推廣，除了希望民眾健康強身外，還隱含著要求對身體的規律及一致化，希望把「每一個兒童的身體調教成適合日本國民國家所需要的主體／臣民的身體」，[158]更能藉著運動競技，塑造對團體，乃至於國家的向心力。

體育的推廣，固然背後有台灣總督府的思考，但各種單項運動其中的競賽性，才是讓台灣民眾正式接受的原因。對日治屏東地區領導人士的調查中，可看到其所喜愛的運動，分別有網球、騎馬、登山、棒球（野球）、劍道、武道、游泳、大弓（弓箭）、武術、高爾夫、桌球（乒乓）、柔道、撞球，多半是日治時期才傳入台灣。

當時最風行的運動為網球（庭球）與棒球（野球）。實際上，日治時期流行於台灣的並不是現今四大公開賽（溫布敦、澳洲、紐約、法國）的硬式網球，而是獨具日本特色的軟網。網球發源於英國，於明治11年（1878）傳入日本，但進口球具昂貴，使得大家興趣缺缺，一直到明治19年（1886）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坪井玄道委託廠商製造橡膠皮球，才讓軟網的旋風席捲日本，明治31年（1898）軟網由一名日本記者傳入，立即成為台灣最喜愛的運動。[159]

網球在屏東也是熱門項目，如商工銀行在明治44年（1911）新蓋的宿舍，就特別蓋了一座網球場供員工練習，[160]後更於同年12月舉辦一場比賽，共有商工銀行、台銀、台糖、政府（阿緱廳）職員、公學校職員等組隊參加，可見網球之發達。[161]大正3年（1914）屏東公園（阿緱公園）內的新球場落成，阿緱俱樂部特別舉辦春季大賽慶祝，[162]並邀請高雄（打狗）的球友共襄盛舉，從比賽內容觀之，參加者僅有一組為台籍人士，其餘均為日人，可見初期網球運動在屏東，亦是以日人為主。[163]後屏東地區每年均舉辦春、秋季比賽，台人也逐漸加入網球運動，昭和4年（1929）「全島軟式庭球大賽」在屏東舉行，掀起屏東市的熱潮，大批觀賽者擁入，[164]可見軟網的風靡程度，至今仍是受到民間普遍喜愛的運動。

另一個透過日本將西洋流行運動引進台灣，至今歷久不衰的是棒球（野球）。發源於美國的棒球，明治6年（1873）由美籍教師威爾森（Horace Wilson）在東京開成學校（今東京帝國大學）任教，將棒球的玩法和規則教給學生，但並未造成風潮，直到留學美國波士頓且是紅襪隊球迷的日本學者平岡熙學成歸國後，將棒球運動介紹回日本，並於明治11年（1878）組織了日本的第一支棒球隊，[165]進行棒球比賽因而感染了其他人，[166]後來由於學者和官員的大力推行之下，棒球運動在日本就流行起來。

由於棒球運動早已是日本人所喜愛的運動之一，因此有些喜愛棒球運動的教職員順勢將此運動推介給台灣人民，棒球運動也開始受到歡迎，台灣第一支棒球隊是在明治39年（1906），由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現今的台北市建國中學）組成總督府中學校野球團，不久，國語學校師範部也跟進，兩隊進行了台灣第一場棒球比賽，因而開啟了台灣棒球運動的歷史新頁，[167]後來陸續有球隊組成也舉辦了多次的競賽，逐漸地帶起一股棒球浪潮。[168]

屏東地區對棒球相當熱愛，最早關於棒球的報導是大正2年（1913）台糖阿緱工廠的棒球隊遠赴台南與台南郵局棒球隊（台南郵便局野球團）比賽，[169]兩隊比賽時，先發球員均為日籍，並不確定是隊中否有台籍球員，不過對照棒球在台灣初發展時僅日籍人士參與，屏東最早期的棒球隊應也是以日籍人士為主，最後兩隊兩場比數為40比21、18比17，均由台南郵局棒球隊獲勝，[170]從此比數看來，兩隊的技術仍有許多發展空間，但此次比賽為南部棒球交流戰的先鋒，此後南部各球隊頻繁交流，每次也都吸引許多觀眾。[171]後來屏東地區每年均舉辦春、秋季野球大會，屏東、潮州、萬丹、東港各地均組隊參加，共高達17隊。[172]甚至如昭和5年（1930）負責下淡水溪治水工程的主任技師濱田，奉派至歐美時，屏東地區人士的歡送方式，則是舉辦一場軟式棒球賽，[173]可見日治時期棒球在屏東的流行。

也在此基礎下，戰後才會有名震一時的美和中學棒球隊。美和中學棒球隊的成立頗具戲劇化，戰後播遷來台的國民政府，其在中國大陸階段，對於棒球並不熟悉也不喜愛，來台後對民間流行的棒球運動也未多加注意，直到沒沒無名的台東紅葉少棒隊於民國57年（1968）擊敗來訪的日本少棒明星隊隊，掀起民間一陣狂潮，隔年（民國58年）的金龍少棒隊更一舉拿下世界冠軍，凱旋歸國時萬人空巷，這也使政府意識可以運用此運動強化國內凝聚力，故將這批小球員直接保送至總統夫人蔣宋美齡所經營的華興中學就讀，成為日後青少棒及青棒的主力。

民國59年（1970）的七虎棒球隊也在國人高度期待下赴美比賽，卻不料敗給尼加拉瓜代表隊，僅獲第五名歸國，由於規定僅有世界冠軍才能保送華興中學，使得這批球員不知何去何從。剛好當時美和中學[174]創辦人徐傍興博士及李瑞昌、徐福興、廖丙熔先生等人為響應棒球熱，於民國59年（1970）舉辦高屏地區客家六堆少棒賽，計畫要選拔優秀的球員並成立青少棒球隊，加上高雄中央獅子會的贊助，就留下七虎棒球隊八位主力球員，加上其他球員，成立了美和中學棒球隊。

美和中學棒球隊在成立初期並不順遂，原七虎棒球隊的主力球員第二年遭到華興中學的挖角，全隊差點解散，所幸在徐傍興先生的堅持下持續經營，此刻又剛好碰上了空軍棒球隊遷移至屏東訓練，而徐傍興先生與當時的空軍棒球隊曾紀恩教練既是同鄉又是舊識，特聘其為美和隊的教練，透過曾紀恩教練吸收許多明星球員加入，終於在民國61年（1972）擊敗華興中學，代表台灣贏得第一次的世界青少棒冠軍，也奠定後來棒球界「北華興、南美和」的對抗，此為台灣職棒運動開啟之前，最膾炙人口的棒球對抗組合。

對照華興擁有國家資源的照顧，美和由屏東民間出發，造就棒球王國，格外有意義。美和出身的球員，後來更成為台灣業餘成棒及職棒的主力球員，如目前（民國100年）中華職棒年薪最高球員潘威倫即出身美和。而美和的發展也帶動屏東棒球運動的興盛，如首位由中華職棒成功挑戰美國職棒大聯盟底特律老虎隊的倪福德即出身屏東高中。後來中華職棒也曾以美和球員為主，成立「時報鷹」職業棒球隊，該隊更以屏東為其根據地之一，但因捲入職棒簽賭案而結束經營，對屏東棒球發展也是一大衝擊。

除了棒球及網球外，另一個由日人引進，後在台灣民間廣為流傳的是撞球運動。當時屏東的「阿緱俱樂部」也有許多運動設施，其中也含有撞球，在大正2年（1913）更舉辦了撞球大賽，但參加者多為能出入俱樂部（阿緱俱樂部與台灣製糖阿緱工廠附屬俱樂部）的日籍人士，[175]同年屏東首度有民營撞球場的設立，讓一般民眾能夠接觸這項運動，[176]也讓屏東撞球風氣更盛行。大正2年（1913）高雄舉辦撞球競技賽時，除了高雄本地選手外，屏東與鳳山、台南選手均出席一較高下，[177]可見屏東地區撞球實力。

撞球運動剛引進時，是僅有日人才能接觸的高級運動，一般撞球比賽也在高級的俱樂部中舉行，後因在民間大受歡迎，廣設撞球場，戰後的撞球場因管理不良、龍蛇雜處，慢慢成為不良少年聚集處，更使撞球運動成為家長反對的運動，近年來因台灣撞球選手在國際大賽中屢獲獎牌，使得撞球運動不再被貼上負面標籤，但比起初引進台灣時的形象，確實有極大變化。

有許多運動僅在日治時期流行，戰後就無影無蹤，例如賽馬與相撲。台灣最早的賽馬是在昭和3年（1928）舉行，屏東很快就引入。實際上，屏東是在日本憲兵進駐後才開始看到馬的蹤跡，昭和3年（1928）台籍紳商施永順、簡金鍾向台南聯隊買了二匹馬，並籌組愛馬會，[178]引起許多愛好賽馬者響應，在昭和4年（1929）正式成立愛馬會，由屏東商工會會長宮添環擔任議長，[179]同年借飛行場（飛機場）首度舉行賽馬，到了昭和5年（1930）已在六塊厝設立標準的競馬場開始舉辦春、秋兩次比賽，每年比賽期間都有許多人前往觀賞，媒體也大幅報導，直到昭和16年（1941）才因戰爭關係中止。[180]

相撲是日本傳統運動，日人對此頗為熱愛，日治初期在台南有相撲比賽，如當天是星期日，甚至會有屏東的愛好者搭乘火車到台南觀賞，[181]屏東著名日籍商人辰井萬吉為慶祝其至屏東十周年，更大手筆請來台的大阪相撲選手到屏東比賽兩天，[182]不僅座無虛席，第二天甚至湧入3000人。[183] 後來在學校推廣相撲賽，因此「少年相撲」成為屏東地區的相撲主流，如屏東與高雄小學校就常舉行相撲對抗。[184]

這些運動在戰後無法繼續流行，主要是參與者均為日本人，如賽馬的舉辦，主要是由屏東愛馬會負責，該會前後任兩位會長：宮添環與阿久澤胖為日治時期屏東市最重要的日籍商人，而來參觀比賽者，也多半是日籍觀眾。[185]

但不可否認的是，各項運動在日人引進屏東後，獲得一般民眾的喜愛，運動風氣也頗為熱烈，屏東各運動社團遂於昭和5年（1930）開始籌組體育協會，[186]此提議也受到地方有力人士支持，

同樣的，戰後外省籍人士也帶來他們喜愛的運動，如籃球即為代表。籃球雖在日治時期即已引進，但不為日人及台人喜愛，戰後外省籍人士大力推廣，尤其是各軍種球隊的巡迴比賽，球場常是人山人海，這也帶起籃球運動的興起，像是屏東高中籃球隊，如今仍是國內高中籃球聯賽（HBL）的常勝軍。

除了單項運動外，運動會也在日治時期開始，如阿緱在鄉軍人會也時常會舉辦運動會，[187]而學校的運動會更是頻繁，屏東境內所有的小學，從大正4年（1915）開始，每年在屏東公園舉辦聯合運動會，幾乎四年級以上學生都會參加，盛況空前，甚至還造成住宿及返鄉時的不便。[188]

如潮州郡首次的聯合運動會，於大正10年（1921）12月11日在潮州舉行，計有潮州小學校及萬巒、佐佳、新埤、潮州公學校等參加，[189]後每年均有舉行。而大正11年（1922）在枋寮公學校舉行的潮州郡小公學第一回聯合運動會，不但潮州郡守一早親自前往致詞，還有原住民學童參加，比賽從早上九時舉行至下午五時，最後在郡守三唱天皇陛下萬歲結束，後郡守與公學校校長更攝影留念，報導說此次運動會「誠該地稀有之盛會」。[190]

運動會的大量舉行及受到重視，也產生各校對於勝負的關切凌駕於原本只為強身的初衷。甚至有許多學校在運動會舉行前一個月，將大部分的課業學習時間挪做準備，《台灣民報》中就曾報導鳳山公學校的教員小野，為在聯合運動會博得好成績，每日均召集五年級生以上，加以軍事訓練，如有不整齊，則直接以指揮刀責打，甚至有人回家吐血，造成家長極大反彈，[191]但這也看到各校對運動會的投入，這也達到日人當初推動運動時，所希望達成的「守法」、「強身」、「競爭」、「規律」等目的。

整體而言，從日治時期開始，總督府透過體育，確實讓台人改變了生活習慣及觀念，並開始成為體育的愛好者，甚至成為社交的一部份，如屏東市的官員及著名的礪社成員就曾合組「遠乘會」，一早騎著腳踏車到遠處的海水浴場游泳，近黃昏時才踏上歸途。[192]也因為體育風氣的興盛，屏東也在昭和4年（1929）成立體育協會，更有組織性發展。[193]而屏東地區的氣候，確實適合發展運動項目，這也讓台灣民眾最喜歡的棒球，戰後持續在屏東地區發揚光大。

第四節  新觀念與新生活：日治至戰後屏東社會生活的變化

日治時期開始，讓台灣社會逐漸變化，屏東亦然。尤其是科技的發展及引進，讓屏東與台灣各地緊密連結，不再是以往被高屏溪（下淡水溪）阻隔的邊陲之地，但新事物的引進，卻有極大的城鄉差距。所有的新事物，最早引入點均以臺北為主，隔了一段時間，才在日人集中居住的屏東市出現，後至屏東市鄰近之城鎮，如潮州、東港，至於鄉間，許多要到戰後才逐漸普及。下以電話、電燈、汽車為例。

電話是義大利裔美國人梅烏奇（Antonio Meucci）於同治13年（1874）發明，[194]台灣則是在明治31年（1899）引進，[195]日治時期的電話業務是由郵局（郵便局）負責，屏東是在明治34年（1901）開設三等郵局。[196]但電話則要晚在明治41年（1908）3月23日才開始，最遠僅能打到台南，通話費是台南每通35錢、橋頭30錢、打狗25錢、鳳山15錢，[197]當時除了屏東地區最主要的台糖各工廠外，尚有20多戶申請架設，而東港、里港、潮州等地也希望能早日擁有電話，[198]東港電話於隔年（明治42年，1909）開通，馬上就有40戶申請，[199]而其通話的範圍，也越來越大，到明治44年（1911）屏東已經可以直接與台北通話。[200]

各地電話出現的時間不一，大正2年（1913）3月，內埔也在當地居民補助工程費情形下架好電話線，[201]較晚發展的潮州則直要到大正6年（1917）12月才有電話的蹤跡。[202]雖然有的地區居民還沒有看過電話，但最早出現的屏東市，隨著市區及產業的發達，電話需求量越來越大，到大正15年（1926）甚至出現電話機缺貨，每台要價頗高的情形。[203]

屏東地區的電燈則是從明治45年（1912）8月才首度在屏東市（阿緱街）點亮，改變屏東地區的夜間，[204]首度申請者即有292件、843盞電燈，其中最多為台灣製糖阿緱工廠的宿舍，高達百盞電燈，其他如警務課宿舍及民間旅館酒樓也有許多申請案。值得注意的是，在炎熱的屏東地區，一開始就有高達28件電扇的申請案，[205]尤其在電力剛引進台灣時，需用電力必須計算精準，電扇需求也是調查項目之一，大正2年（1913）的調查就指出台灣各大城市電扇的預估值分別是：台北2200、台南470、台中263、基隆260、高雄（打狗）220、屏東（阿緱）40、彰化35、士林北投20，[206]可見屏東市當時已成為台灣前幾名的都市。

大正15年（1926）屏東本町二丁目商店更獲準在夜間營業，成為屏東「夜市」之首，[207]一時之間，萬頭鑽動，電燈也開創了新的商業型態，至於其他地區，一如電話，速度則較慢，如林邊要一直到大正13年（1924）8月才有電力供應。[208]可見在屏東地區，尤其是城鄉之間，新事物傳入有明顯的時間落差，這其中也牽涉到費用問題，如高樹地區農家民眾在昭和5年（1930）就因不景氣，廢止電燈，改採石油燈。[209]

這種新的照明設備，對屏東地區民眾生活產生變化。如東港鎮上的住宅許多是竹茅搭建，在電燈未引進前，夜晚是以油燈照明，也常造成失火，在電燈引進後，大部分居民均改以電燈照明，火災也幾乎絕跡。但當地的電力公司派駐主任，卻常在每月收取電費時，只要居民不在家，無法準時收取電費，就立刻斷電，造成居民不便，甚至控訴其侵佔公款，[210]從雙方的爭執，可看到電燈已經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其距離電燈引進屏東，不過十餘年，到昭和3年（1928）時，因電燈擴張迅速，造成電力不足常停電，更成為屏東市民最大的困擾。[211]

除了電氣相關設施，交通工具也有轉變，從原來的牛車，變成為自行車（自轉車）、汽車（自動車）。現代腳踏車是於光緒2年（1876）年誕生，[212]至於何時傳入台灣，目前並不清楚，大約在明治33年（1900）開始有腳踏車專賣店的廣告出現，可見腳踏車當時已進入台灣社會，[213]到了明治39年（1906）的《台灣日日新報》就記載屏東市（阿緱街）的腳踏車熱，雖然每輛車要價高達150圓至200圓的高價（當時新進教師年薪約600圓），但購買者依然絡繹不絕，使得阿緱街當時就擁有200輛腳踏車，其中有170輛為台籍人士所購買，讓僅有的2間腳踏車店（和泉支店、輪友舍）忙不過來。之所以如此，除了新道路的修築外，有一位台籍米商利用腳踏車送貨，機動能力更強，也節省許多時間，讓其他商店群起效尤，也掀起這股熱潮。[214]而屏東的自行車騎士們更於明治44年（1911）組成了「輪友會」，並在成立大會時，於屏東公園舉辦了一場自行車競賽，獲勝者均為日籍。[215]

後汽車也引入屏東，開始在大街小巷中奔馳。現代汽車於光緒11年（1885）年誕生，[216]明治45年（1912）汽車輸入台灣，[217]出現在屏東地區則是在大正13年（1924）左右。當年年底，全高雄州（包含今日高雄市、屏東縣）僅有13台汽車，但隔年（大正14年）則快速激增至77台，[218]當時在屏東火車站前就已經有前往麟洛、海豐、萬丹、里港等地的客運車。[219]潮州楓港間客運也於同年（大正14年）9月開通。[220]到昭和4年（1929）時，已經以屏東為中心建構一公路網，可由屏東至潮州、東港、旗山、六龜、恆春鵝鑾鼻等地。[221]

汽車也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如汽車車資的計算混亂，常衍生糾紛，直到昭和3年（1928）才由業者制定統一價格，中止紛爭。[222]更有許多車禍發生，如大正14年（1925）屏東萬丹間的客運車，在歸來庄撞傷一位婦人林雲，經送屏東醫院急救，才免於不測，在此之前應已發生過車禍，因當時報導的記者對於開車的司機態度頗表不滿，認為他「素不謹慎，凡業務中，時常展現技能，弄出種種詼諧，以人命做兒戲，無視重大責任，致自開通未幾，轢人之聲，時有所聞云」。[223]昭和2年（1927）更有位住在屏東街的67歲老翁曾知母因車禍過世，[224]可見隨著汽車引入屏東，交通意外也成為屏東民眾所關注的話題。

有了汽車，郵件的傳送也更方便了。大正15年（1926）12月，潮州、恆春間的郵件汽車遞送正式開始，也讓台北到恆春的郵件傳遞時間縮短為24至33小時，[225]讓島內民眾訊息的傳遞更顯便利。但在雨季時，由於潮州、恆春間常因大雨造成道路中斷，因此雨季則改由高雄以海運送至海口港。[226]除此之外，由於屏東是飛行聯隊所在地，更可託往來台北、屏東的飛行聯隊飛機進行「飛行郵便」，例如在昭和5年（1930）3月10日，因當天為陸軍紀念日，故有屏東飛行聯隊的飛機北上參加演習，結束後再回到屏東，郵局就特別在報上刊登訊息，請想利用此次「飛行郵便」的北屏民眾，在時限內將欲寄送之信件及明信片送抵郵局。[227]

訊息的傳遞，除了書信、電話外，「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所靠的最早為報紙，透過報紙，讓屏東地區民眾很容易得知台灣其他地區，甚至於世界各地的動態，但在台人受教育仍限於少數情形下，能夠讀報者仍屬少數。當時以培養台灣人文化做為對抗日人統治武器的台灣文化協會，就力主要培養台灣人讀報的能力，特別在全台各地設立「讀報社」，有專職人員閱讀報紙給民眾聽，屏東市的「讀報社」在大正14年（1925）8月22日設立於佐野屋吳服店，[228]開設後頗獲好評，每日到此閱讀報章雜誌者，人數眾多，[229]對於屏東民眾獲取訊息，有相當助益。

日治時期另一個對台灣社會有所影響者為新式教育，不論是從昏暗的私塾改成明亮寬敞的教室，或是讓台灣人開始認識「體育」、「音樂」，以及開始讓老師、醫師成為台灣最受尊敬的職業，都與教育脫離不了關係。但這個新式教育，也並非殖民者為台灣人民著想。如潮州最早小學校的設立，主要是因為潮州當地約有30位日籍兒童，卻沒有學校就讀，除非要遠赴台南、阿緱就讀，否則只能認其在家嬉戲，經其家長不停反應，方設立小學派遣所。[230]

又像是中學以上的設立，也是經由屏東當地民眾發起運動爭取而來，由於屏東沒有中學校，屏東當地學子要就學需要到其他地區，此最早由屏東商工會決議呼籲爭取，獲得屏東當地民眾支持。[231]商工會同時爭取還有農業補習學校升格，此在昭和3年（1928）美夢成真，升格成為高雄州立農學校，9月10日開學時，由高雄州長、屏東郡長、屏東街長親自主持，中午更在屏東劇場舉行慶祝大會，可見當時屏東居民對此事之重視。[232]屏東高等女學校（今屏東女中）的設立，也經過地方民眾的努力及請願，昭和6年（1931）4月，屏東街助役城戶彥市、商工會長宮添繯、台糖筧干城夫等屏東街的官、商名流，共同晉見高雄州知事爭取該校成立，[233]在官民努力下，於昭和8年（1933）設立，隨後也才有昭和13年（1938）屏東中學校（今屏東高中）的設立。

日治時期的醫療也是台灣社會轉變的因素之一，以往傳染病四處肆虐的台灣，在總督府投注許多人力、物力後，有顯著改變。尤其屏東原來布滿各種熱帶疾病，如瘧疾等，[234]如何降低民眾的感染，才能讓民眾生活更安心。尤其是日人因糖廠大量進駐後，更是積極引入醫療資源，如阿緱公立醫院的興建（大正9年），就是因為糖廠成立後，才有興建醫院之呼聲，[235]而該醫院之設立，不僅台糖有捐款，[236]總督府更把鳳山醫院結束，將醫護人員轉至阿緱醫院，[237]使其成為當時總督府轄下全台11醫院之一。根據統計，屏東地區在明治45年（1912）阿緱醫院共醫療117人、屏東地區的公醫共診治409人，加上開業的私人醫師有17名，可見現代醫療已經在屏東地區生根。[238]

與醫療相關的公共建設，除了醫院外，還有自來水（上水道），大正6年（1917）《台灣日日新報》的一則報導就由每月所繳交之電費及水費做比較，可看出同樣是新事物，但屏東市民眾較喜歡使用電燈而非自來水，尤其是台籍民眾，因使用井水無需付費，故仍大量使用井水，[239]這段報導可看到新事物快速引進時，民眾仍有優先次序的選擇，這牽涉到費用及實用性，這也使得新事物的使用，有城鄉以及台、日籍的差異。

同年另一則報導更指出屏東市民眾因不喜歡使用自來水，導致產生消化系統疾病而致死者甚多，加上一般農民不喜歡洗澡，且睡覺時不用蚊帳，因此罹患麻剌里亞及其他傳染病者甚多，而這些居民也因為貧窮，無法繳交醫藥費，因此從感染到死亡中間，幾乎有百分之七十未曾就醫。[240]而首善之區屏東市就已經如此，屏東其他地區更是可想而知。這種現象，也經由多年努力後才獲得改善，成功讓屏東地區的死亡率下降，人口得以增加。

上述種種變化，在日治時期開始出現，但傳播速度仍有相當落差，台北出現的事物，到達屏東市已有一段時間，由屏東市逐步向其他市街，以及鄉村擴散，更是緩慢。以電話為例，台北在明治31年（1898）出現，屏東市於明治41年（1908）才開始，同為重要市街的潮州，卻要到大正6年（1917）才擁有第一支電話，但到戰後1960年代，許多村莊仍僅有一支電話。[241]但在戰後，隨著鄉村經濟起飛，九年國教推廣、各地衛生所、診所興建、電力普及等，日治時期的新事物，已成為家家必備的日常生活用品，在1980年代電腦興起並普及後，網路再度開啟了屏東一次新視野，但此次電腦及網路的擴展，則比起日治時期快速許多。這些新事物，也成為目前屏東地區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第五節  小結

從日治時期開始，屏東地區的社會因鐵路、糖廠的興建開始有了變化。就整體屏東地區而言，鐵公路帶來了運輸及都市的轉變，原本在海運時期極為重要的高屏溪（下淡水溪）沿岸城鎮：里港、萬丹、東港，重要性不敵鐵路沿線的屏東市、潮州。

大批日人也開始進駐屏東市，帶來許多新事物與新生活，但不論是休閒、體育，或是電話、汽車，都是以日人及屏東市為主，也使這種新事物的傳播，有著城鄉，甚至是族群的差別，直到戰後才逐漸普及。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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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日新報，1989-1944。

台灣民報，1923-1941。

附表4-1  臺灣人士鑑中屏東地區人士之興趣統計表

興趣	人數	姓名
讀書	64	石丸米吉、渡邊發藏、岡本英男、朝倉良妥、儀間正良、草野安二、高橋惣治、松岡清、大田乙松、葛野淺太郎、菊池秀治、黑木彌之進、小平又次、佐藤善作、下平加賀雄、田井輝雄、館澤圓之助、天道環、砥上坦、錦織幸一、野田春吉、濱谷甚一郎、平間重兵衛、廣瀨次彥、富士雅正、宗藤大陸、森乙一、森清吉、吉津新藏、何達、許白土、謝權在、鍾幹郎、陳超、陳心宰、董欽林、李幾法、劉展紅、劉棟、溫慕春、邱潤寬、黃業、黃登雲、蘇嘉邦、蘇嘉和、張天為、陳寄生、陳朝景、鄭善大、藍高川、李金祿、李新松、林襟三、梁新郎、林廉、盧榮源、劉棟、邱秀昌、吳周騫、鍾德尚、張文波、范石養、陳林石、林石城、林克本。
園藝	27	安田慶次郎、飯塚實、小林政廣、原靜、山脇壽藏、許受全、阮朝堪、陳進茂、陳總鎮、李明道、劉棟、林其謙、林丁、林綿順、溫慕春、蔡丁貢、石天賜、蘇嘉和、葉寶山、李開胡、李景郎、李朝慶、李劣、林朝宗、劉棟、吳周騫、李同益。
盆栽	10	熊谷耕一郎、儀間正良、安田慶次郎、鍾幹郎、李才烈、黃萬炭、余雲祥、李開胡、李昆玉、李新松
蘭花	4	石天賜、林璧輝、賴維漢、林耀明
庭園	1	蔡丁貢
古松	1	林璧輝
圍棋	27	與儀喜助、西岡嗣雄、西澤時藏、古市琴二、梶原謙一、唐澤鹿男、川畑清次、河野皓、倉澤政夫、黑木彌之進、白潟保、恒川清佐、砥上坦、中川雅美、野田春吉、福田直廉、古屋照邦、藤田佑太郎、宗藤大陸、山脇壽藏、森清吉、楊增春、李幾法、劉棟、黃佳禾、藍家鼎、劉棟
象棋	14	大田乙松、謝權在、鍾幹郎、張明、董欽湖、董欽林、李幾法、林丁、黃建祥、戴阿丙、戴昭貴、尤欽量、林鼎、陳興雲。
將棋	2	中川雅美、張朝輝
音樂	16	原靜、大和信政、阮朝堪、阮朝吉、蕭恩鄉、張明、李明家、林其謙、邱潤寬、龔天降、藍家鼎、林朝宗、邱秀昌、賴維漢、李同益、林石城
筑前琵琶	1	熊谷耕一郎
釣魚	16	儀間正良、飛鳥井實、梶原謙一、倉澤政夫、砥上坦、服部正夷、濱谷甚一郎、吉津新藏、陳秋金、李志傳、李明家、潘阿力、藍家鼎、李子焜、李新松、賴維漢
旅行	15	濱谷甚一郎、阮朝吉、蔡得、蕭恩鄉、董欽湖、李才烈、龔天降、黃萬炭、蔡丁貢、張天為、陳朝景、鄭善大、林慶龍、盧榮源、施宜。
運動	12	瀨戶崎市之烝、天道環、野田春吉、福村敬禮、渡邊藤次郎、許白土、黃萬炭、蔡丁貢、蘇嘉和、李子焜、盧榮源、陳林石
網球	7	筧干城夫、河津利生、古市琴二、森乙一、羅上、李金錄、李昆玉
騎馬	4	葛野淺太郎、石丸米吉、砥上坦、鍾幹郎
登山	3	唐澤鹿男、阮朝吉、董欽林。
野球	2	古市琴二、李昆玉
劍道	2	古屋照邦、森乙一
武道	2	福村敬禮、鄭善大
游泳	2	小林政廣、李昆玉
大弓	1	宗藤大陸
武術	1	森乙一
高爾夫	1	何海影
乒乓	1	黃登雲
柔道	1	藍家鼎
撞球	1	古市琴二
狩獵	1	與儀喜助
古董	6	渡邊發藏、田井輝雄、大和信政、蔡得、李幾法、蘇嘉和
蒐集	2	阮朝日、李幾法。
集郵	1	阮朝日。
謠曲	5	坂上一郎、鶴作次、平間重兵衛、古屋照邦、林久
詩作	3	王天球、何達、李新松
文學	1	川畑清次
俳句	1	黑木彌之進
電影	3	渡邊發藏、蘇嘉邦、林石城
散步	2	何達、小林政廣
攝影	2	岡山太郎、福村敬禮
舞蹈	2	李志傳、李金祿
書畫	2	服部正夷、陳寄生
栽培	2	恒川清佐、林耀明
養雞	2	中川雅美、李同益
麻將	2	古市琴二、唐澤鹿男
愛犬家	1	李明家
軍用犬	1	林璧輝
浪花節	1	渡邊發藏
刀劍	1	黑木彌之進
書道	1	加藤卯吉
農業	1	黃建祥

資料來源：《臺灣人士鑑》1934、1937、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