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軍購的聲浪正在民間沸滾著，儘管國會朝野至今仍唯美方是從。
反軍購者指陳，政府花費如此巨額的軍費，一來升高兩岸對立的態勢；二來軍購的金額如同對美國繳交保護費；再者，巨額的軍購案亦排擠掉其他用於社福、教育及基礎建設的預算；更有意見指出，兩岸的問題是政治問題，而非軍事問題。基於上述理由，六千億軍購案是禍國殃民之舉，不足為取。
然而吾人卻認為，這些主張嚴重地忽視國際現勢的基本架構：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平衡」。所有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為了本身的生存，必須要拉幫結眾，抗衡對手的威脅。也因如此，這些國家常陷入軍備競賽過程的「囚犯困境」，而無法自拔。
因此，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為了要消弭這種窘境，各國必須要以善意和合作來代替對抗與仇視；用互信機制來緩和對立的氛圍，建立起常態的互動建制，來減少國家間往來的不確定性。顯而易見地，後者的主張，成為此次反軍購的論述主軸：用雙邊合作、建立兩岸互信來取代兩岸長久以來的軍事抗衡。
在享受長久承平時期的台灣社會裡，自由制度主義者「以和為貴」論述，以及打著兩岸同文同種不該劍拔弩張的訴求，往往被我國人所接受。然而，自中外的戰爭史觀之，許多國家的侵略行為，往往正起因於受迫害國國內的主和思維凌駕內部的憂患意識，認為只要向對手稱臣、維持和緩的氣氛、建立互信基礎，即可獲得和平。其思維卻忽視了爭端之所以興起，源自於國家對「威脅」的感受。
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Charles Kupchan在《美國時代的終結》一書中曾提及，世界的許多爭端常發生在鄰國間。鄰國由於地理的接近導致雙方的威脅感倍增，這種威脅遠勝於共同文化或種族所帶來的親密感。因而，一個國家在如何確認敵人和盟友間，「威脅」是比文化或意識型態更強而有力的決定因素。
以此觀之，若反軍購者一味地訴求，以撤除軍備、全力發展經濟、教育，來換取兩岸和平的契機，卻不顧中國此一兵臨城下敵人的威脅暨侵略性，以及國際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則是過於鄉愿的想法。國家對於「權力」與「安全」的重視，往往壓過文化和意識型態的力量。
吾人承認，此次軍購的巨額經費確實是國人所難以忍受，甚至超出國力所能負荷的，但這不代表此軍購案就必須完全棄之。在當前的國際現勢下，每個國家都是現實主義者，國家主政者的首要考量都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獨立自主。抗衡雖難以忍受，但卻為必要之惡。
在當今兩岸政治對立的結構下，我們無法以試驗去測量，透過一廂情願的態度來減少軍備就可換取中國當局的善意回應。中共在處理兩岸關係的目標在於「穩固政權」、「統一中國」、「突破東亞防禦鍊」。這種思維正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威脅來源。若國人缺乏憂患意識，而陷入「以和緩戰」的迷思中，難保力主偏安的南宋滅亡史不會再現。
吾人認為，當前我政府在軍購事件上處理的首要目標，並非全然地說服大眾「應不應該」實現此軍購，而是積極地與美方談判，盡可能地壓低軍購價格和提升武器品質，把預算排斥效應降到最低；同時，不斷地教育國人須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即便兩岸經貿交流如此密切，但我方亦需認知，中國仍是台灣生存的最大威脅來源。
[本文經過刪修後已刊登在2004年9月22日的聯合報民意論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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