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旁觀者》中有「怪獸與綿羊」（273）一章，寫1933他離開德國前夕與納粹殺人魔漢斯（Reinhold Hensch）分別，以及抵達倫敦後與新聞分析家謝佛（Paul Schaeffer）相見的情形。漢斯是個不得志的野心家，雖然看見了納粹統治的可怕，然而為了權、勢、金錢、地位而趨附當權。而謝佛是個傻瓜，明知納粹統治下的情況，卻不自量力地以為自己可以螳臂當車，結果雙雙落得下場淒涼。
杜拉客雖然不贊成兩人的作為，但是針對納粹悲劇，他責怪最深的卻是另外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級的生物化學家那一類人，他說：「最大的罪惡不是這兩個死去已久的人，是 二十世紀的淡漠，也就是那位生物學家犯下的罪（290）－這位學者既不殺人，也沒說謊，但卻拒絕做時代的見證。用古福音說的話說，就是：在主被釘死在十字架的時候，竟然視若無睹 」。
杜拉客紀錄，納粹份子掌權後，主持法蘭克福大學校務會議，直接宣佈猶太教職員解職，立即禁止猶太人進入校園。會中滿口髒話謾罵，還威脅各系主任，如果不乖乖服從指示，就送他們進集中營。話畢，現場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等這位自由派的學術大老發言，結果他站起來，清清喉嚨說：「代表大人，您說得很有意思。。。有一點我不太確定，可否請你明示－生理學的研究經費是不是可以增加？」
雖然說：疾風知勁草，但人性畢竟軟弱。學術大老是財迷心竅？還是對權勢低頭？我不清楚。但突然被推上歷史前線，一般人會怎麼樣？實在很難說。
杜拉客沒有我這般小人，想的盡是別人貪財畏勢，他也沒有期待這位大老冒集中營的危險去爭取甚麼，只是痛恨他的愚昧無知，重大的不義在眼前發生，而這位蛋頭學者竟然天真的以為：只要研究可以持續進行，甚至拓展，就一切OK。
杜拉客紀錄了德國的淪陷，而我的臆想又漂移到他處。1949大陸變色，倉皇辭廟日，人們在做什麼？記得一個長輩談他家鄉淪陷的經驗：「 早上國民黨巡邏，下午就換共產黨了」 。當時十多歲少年的他，能做什麼？
另外一個朋友曾經在越戰時奉派當軍醫，後來越南淪陷，他指著照片中，曾經一起戰地服務的越南醫護人員，說：「這些人都不在了」。當時我年輕，聽不出話裡的悲哀。
大人都不知道怎麼說，難怪我們知道的這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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