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文化」(cultural) 一詞從來就充滿不同的詮釋可能性，西方社會早就對它作出過深入的討論，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 說：「文化或文明，以其廣泛的民族誌意義而言，就是一種複雜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一個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其他一切才能和習慣。」 接着，威廉斯(Williams) 在此基礎上，再下一個定義：「不但是心靈狀況、知識與道德活動，而且本質上也是生活的全盤方式。(culture as a whole way of life) 」 ，針對英國當時的精英文化對通俗文化的不屑而作出新的文化詮釋。另一位學者霍加特(Hoggart) 亦抱類似主張，重視當時英國學院內不被重視的社群階層的文化，後來更在1964年於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 University) 成主「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出版大量以探討通俗文化等問題的書籍，更慢慢視這種文化論述「為社會形成的重要部份」 ，為日後普及文化研究奠下基石，發揮重要影響力。
本文重提這段歷史，是希望我們要注意，「文化」已由過往歷史的的單一發展變得複雜，換言之，任何將文化問題作簡單籠統的批評會帶來某程度上的局限，當局限發展到某個位置時便會產生歧義。此外，籠統的批評對社會形成的作用亦會產生負面的影響，無論是一味批判或一味奉承，只會有害無益，有礙認識文化和發展文化。本文將討論文化的問題放回香港的語境上，並選擇一位流亡香港的中國作家馬建對香港的文化批評來討論。
二、馬建及他的香港文化批評觀
首先，本文介詔一下馬建的背景資料。他生於中國青島，早期曾任職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八四年辭職，後來移居香港，曾主辦政治文藝月刊《大趨勢》，參與創辦新世紀出版社和《文藝報》月刊 。另外，根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的網頁簡介，他是位中國作家，「曾以中篇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掀起社會批判性的現代主義文學浪潮。繼而誘發出一批號稱『後現代主義』的逃避式的江浙小說。」 網頁評他的小說「以尖銳、幽默和辛辣著稱」，「其視角遠遠超越香港、台灣、或者大陸。」 由此可見，由香港的角度出發，馬建的身份是一位南來文人，但他並不是共產政權的擁戴者，因他曾多次批評中國共產政權。
馬建到港後亦積極參與本地的文化批判工作，而他所持的批判標準乃建基於上列引文指的「批判性的現代主義」，對現實環充滿強烈的否定意識(negative consciousness)。事實上，他個人的文學觀已極具批判和否定意味，主張「文學不應該停留在說故事階段，必須往每個人的內心走，同時也是往作者自己的極端走，只有在那個位置，才能呈現出人的能量」 這或許與他所認同的先鋒文學有關係，但由文學轉入文化批評，他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再現的生活與生活的再現＞一文中，藉討論文學來高舉一種先鋒性的文化觀：｢文學唯一的功能就是把握時代精神的主體，從而完成個人的智慧對人類精神的智力建設。」 事實上，這種先鋒性的文化觀亦帶有道德主義色彩，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來面對被批評的主體，加上本身南來的身份，帶有中原心態，情況就與張詠梅分析的五十年代左派南來文人的「新中原」心態接近 ，同樣以此自居來批判香港，只不過馬建的中原心態並非如左派南來文人一樣認同中國共產政權。
在這種背景及立場下，馬建在數篇文章中對香港的文化作大肆評擊，亦即學者張美君指的揉合南來情意結及現代主義，以「高等」文化價值作討論前設 ，
並可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是批評香港商業文化泛濫，握殺人們精神思維，造成大量的低俗文化，例如廣告充滿色情成份，社會充斥病態，思想喪失，稱港為「文化垃圾」 。第二是批評香港的自身文化批判薄弱，並以八十年代的中國和六十年代的台灣作例子，認為香港沒有啟潮思潮，沒產生深層文化。所以便產生第三種批評，指出香港沒有思想和反省能力，「缺少文明封面內的文化內涵」 ，最終會被商業文化喪送香港的自由 ，最終「九七後，人們像忘記柏林牆一樣忘記香港」 ，對香港的未來十分悲觀。
通過上述的分析，勾勒出馬建對香港的三項文化批評，並追溯他基調乃源自他的「高等」文化觀。接着，下文將會討論這種文化批評的觀點的局限和所造成的歧義。
三、馬建的局限及歧義
雖然馬建極具批判性地對香港作出諸多意見，並且引用本地不同的例子作分析，但是礙於馬建的立論存在理解的局限，所以他所作的批評並不完全和事實吻合，全盤否定商業文化的態度亦只會產生更大的歧義。
事實上，馬建的批評的最大局限性的地方，是他完全忽略了文化作為社會存在物的重要因素。正如本文的前言所引威廉斯(Williams)所言：「文化本質上也是生活的全盤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正由同一社群共同擁有，故我們不能用二分法去把生活方式分為高雅、低俗、高等和低等，因為這此概念皆含糊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力。例如馬建只會批評商業文化泛濫，但是商業文化是否僅會帶來負面的東西呢?事實上，所謂的高雅和低俗的文化，皆不能獨自存在，它們要依附特定的文化產物而成，但正如張美君分析：「任何事物、文本、文化實踐的活動並沒有本質或必要(necessary)的意義、價值和作用。所有意義、價值和作用都是在不斷幻變的社會關係中形成、建立、和流通的。」 最明顯的例子是近年興起的香港舊報刊的研究計劃 ，這些舊報刊可能在馬建的角度下只是一種記錄九流消費文學的文字，但它們卻同時對研究香港文學發展和香港文化的構成有重要的價值，假如一味只用二分法去批評它們僅是商品文學，這只會扼殺香港文化。
因此，馬建完全無視香港文化中含有意義、價值和作用的東西，他的文化觀過於道德主義，對有別於另一語境所形成的文化現象，以一套故步自封的態度來審視。其中他置文化於一個極端的地位，大呼用文化和文學的唯一用途是建設個人的智慧和精神智力，其他的文化詮釋皆被簡單的二分法來否定，這只會令所謂「雅」和「俗」的對立變得更大。本文認為可以參考學者許子東的做法，把香港的純文學和流行文學用「挑戰我們的經驗」和「肯定我們的經驗」 來演繹，使兩者不會出現馬建論香港文化的缺失。而學者劉紹銘亦舉出王子平對中國小說作為「閑書」 的看法來對比馬建的文學觀，可見馬建對中國文學認識不足。另一方面，他用來劃分的工具乃用商業和賺錢等因素來界定，無形中會忽略商業因素外的其他界定文化準則，變相為了自己的論點立得住腳而鞏固了他認為有害的商品低俗文化，這樣做他的論點才有文化價值，馬建的批評局限了香港文化複雜而豐富的可能性。
此外，馬建批評香港在九七後，便會成為德國的柏林和中國的青島一樣被人忘記，因為香港沒有文化，香港僅是一個「文化垃圾」，更指「由於沒有文化基礎，更沒有民族性的特徵，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預視香港的自由將被斷送。這個分析除了文化因素而構成外，更重要的是建基於馬建的說話位置上(speaking postion)。作為一個中國共產政權的批評者，他的政治立場是反共的，所以他不斷作出香港回歸便失去自由的論述，加上他認為港人只重視商業利益，所以作出悲觀的推測。不過，馬建的說話位置造成對香港的認識不足，最明顯的例子是八九年「六四事件」，百萬港人大集會向中國說「不」，這此也能代表香港文化特徵的東西卻被馬建忽略，而往後回歸的歷史亦告訴馬建，香港人會放棄商業利益來維持本身的自由民主，五十萬人上街，反廿三條立法正是最佳例子，馬建批評所帶來的歧義是顯而易見的。
最後，馬建亦因為南來文人的身份，在國內受教育，對香港的了解不足，亦導致批評有所局限。其中最大的缺點是他對香港歷史認識不足，學者劉紹銘已指出香港早在五十年代已有先鋒的《文藝新潮》，影響台灣文壇，因此評論他「火氣有餘，體驗不足」 。此外，香港七、八十年代亦產生一批本土文化批評的刊物，例如有《盤古》、《七十年代雙週刊》以及《文化新潮》等由不同角度反省本土文化的刊物，對本土關懷和本土文化的認識有重要的作用，馬建的意見確實不妥當，不認清香港歷史便胡亂批評。事實上，當時除了像馬建這些大陸人想講述香港外，尚有外國人也對香港很有興趣，再加上本地人也日漸喜愛研究香港文化，所以某程度造成香港文化的問題興起，成一時顯學。
四、總結
綜合上述的討論，本文揭示馬建的香港文化批評觀的局限及歧義，並剖析造成它們出現的各種因素，由此可見任何文化批評或評論皆不是一份單純的文化或社會分析，背後是涉及各種複雜的問題的，套用也斯的說法，香港的故事十分難說，每種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那個說故事的人及其所站在的位置 ，透過討論，我們明白馬建說故事的位置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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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晝館編，《第三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彙編》(香港 : 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晝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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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硏究》，(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2)
張詠梅著，《邊緣與中心 : 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1950-1967)》，(香港 :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3)
廖炳惠編，《關鍵詞200》，(南京 :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
《過渡試刊之一》，九五年三月
劉紹銘＜香港因緣＞，信報，1995年5月10日
＜面對肉體的死亡—香港社會生態的演變＞，《信報》，1996年4月25日
見＜再現的生活與生活的再現＞，《過渡試刊之一》，九五年三月
http://www.cosmosbooks.com.hk/topic_3/page_2.asp?id=250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s&Path=2183934972/51as1.cfm
